去年年底，我应邀到安阳参加曹操高陵保护方案专家论证会。会议由中国遗产研究院和河南、文物考古所主办，主要议题不是讨论是不是曹操墓的问题，而是研究如何保护好曹操墓的课题。

    参会者都是腕儿，诸如国家文物局文保司文物处的闫亚林处长、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和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杜金鹏以及安阳队队长唐际根、国博考古部前主任信立祥和学术中心主任铁付德、北大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副院长赵化成、吴小红、杭侃以及胡东波、清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总建筑师崔光海、中国科大张居中、郑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韩国河、西北大学遗产学院刘成、安徽考古所长李红等。还有主办方河南文物局陈爱兰局长和副局长孙英民以及文物处长秦文生、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孙新民、副所长贾连敏以及曹操墓发掘队长潘伟斌、中国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侯卫东和保护项目组的葛川等。我忝列在这些腕儿中，属于滥竽充数，但沾光学到不少东西，还见到不少熟人、故交乃至学生。

    其中，孟青就是我的研究生，长得好看，用我家领导的形容词说，那是好看得有点近妖了。她原来是学历史建筑工程出身，还想用考古充电自己，期间被我送到浙江良渚古城，跟发现者刘斌先生做良渚大遗址保护的题目。跟我学过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中国遗产研究院岩土文物与遗址保护研究所做了助理工程师，得遂人愿。这次她也参与做曹操高陵的保护项目，把学过的建筑与考古混搭在一起，练起了真把式。

    晚上她来我房间看我，期间她有点嗫喏道：“高老师您做的公众考古，北京不少人说是不务正业呢！”我说：“这也正常，贬褒是买家。慢慢地就会从个体觉醒变成群体觉醒了。”我岔开话茬，回答她提出的怎么能做好工作的问题：过去你们这行，多是为保护而保护，你能不能从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上做文保？把利用纳入到保护之中去，因为这是过去不太有人做的文物保护工作范式，大有可为。她点头，我看她像是记下了。

    翌日，正式开会。大家在会上的纷纷发言，我把与孟青的聊天也在发言中点到了。会后，大家的发言被择要刊发在2011年1月12日《中国文物报》上。可能因篇幅有限，发言摘编的不太全。那我就借着时间还不长，尽可能回忆全点的如下：

    “大家谈的多是研究与保护的关系，我想从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上，再补充谈一下看法。

    从理念上面，文物保护有过一个变化过程，就是从可移动文物到不可移动文物，具体来说，也就是从个体到单体，从单体到整体，从整体再到现在的群体，把景观环境也包括了进来，我把这个叫做中国文物观百年来的思维大变过程。保护是我国“十六字”文物工作方针的组成部分，如果把这“十六字”与考古学对接，可浓缩为八个字和四个关键词，考古学就是发现、研究、保护、利用。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考古基本上就是前两项，即发现和研究。发现后挖，挖完后一回填，就算完活。回去整理一下，写出发掘报告或简报，整个考古就算就结束了。有本事的愿意的，还可以继续做研究。这在当时，就是考古学的全部。我们上一代的李济、梁思永、裴文中、贾兰坡、夏鼐、苏秉琦以及第二代的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学科带头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传给了我们第三代改革开放以来入行学考古的新考古人。再后来，到现在第四代的绝大多数考古人，还是这样在做考古，即主要是发现和研究两大项。非常纯学术，极端象牙塔。

    后来考古开始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就是保护。开始的时候考古人不太认同保护是考古，认为各是各道，互不相干。最多是我出样，你取样，说是跨学科结合，其实是两张皮，鸡说鸡话，鸭讲鸭语。再后来，一点点干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人中有了考古学毕业的，考古学中也开始招收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学生，两个行当走到一起，越来越分不开，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逐渐成为考古业内的行为，大家也都比较认同甚至融合起来。现在，考古从发现开始，就与保护同步进行，已成为大家基本的共识或工作流程了。这是考古学学科结构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即从原来的四个字增加到了六个字，从原来的只有二个关键词上升为三个关键词，这个形成期大概是在10年前。

    2000年前后开始，“利用”这个关键词开始一点点浮出考古学的水面。其实，这原本是符合“十六字”工作方针中提到的“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原则的，但是以前谈的很少，大家都讳莫如深，回避不谈。即便到现在，依旧是有时能边缘性地谈，有时不能公开性地讲。这就是说，我们的考古发展进程还没有或者说刚开始接触到这个领域，大家还没有充分理解或认识到它可能是我们今后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空间。我举个例子：发现和研究的考古遗存，就像月饼馅儿，即那个最核心的蛋黄，或者往大说点就是一块月饼；月饼外面的真空包装袋子就如同保护，能使月饼保质保鲜；而利用呢？就是保鲜袋子外边的月饼盒子、盒子外面的丝带和装月饼盒子的手提袋等。我把这个叫做“月饼盒子理论”，也就是发现、研究、保护、利用这四者是考古一条龙，可以同步进行。这八个字和这四个关键词，才应该是考古学的全部内涵和工作职责，这是我认为的一种新理念。    

    这种新理念，针对高陵来说，我觉得可以提出三个问题：是为保护而保护呢，还是为利用而保护呢？或者是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呢？我理解并赞同各位专家谈的把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的理念，而单纯的为保护而保护的思路相对已经是比较传统了。

   我还想到一个小理念，就是曹操高陵是不是完全的土遗址？高陵跟西汉以前的遗址是否一样？因为墓穴是砖室，还有画像石铺地。它具有结构上的空间性，与秦始皇陵那种土坑竖穴还不一样，与兵马俑、殷墟、良渚等完全意义上的土遗址不一样，它应该跟定陵更接近一些，保护时可以借鉴的东西应该更多一些。

    理念之外是操作问题，我们考古发现的遗存多是非完整保存状态，我们在保护与复原上能不能做一些探索，能不能做出一个示范来，甚至使之具有普遍性和可复制性，可以供其他的保护规划来参考借鉴。

    最近几年我做的展览比较多，主要是内容策划方面，我想到一个内容和形式谁比谁大也就是谁为主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媒体也好，各种形式的展陈也好，都是形式压内容比较突出。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想把形式搞到多好，而是展品太小。我在做良渚博物院的时候深有体会，就是如何在展陈时，把很小的玉器展示在很大的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一般是三到五米高，甚至更高有七米、九米的规模，怎么样在这类空间里把高陵出土的个体较小的文物展示出来？这在今后保护与利用的规划设计时需要思考，需要花点脑筋。”

比起我们这些呛呛来呛呛去的文人，人家商家玩的是硬实力，早都把广告做到了曹操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