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8)

 

                 罗瑞卿蒙冤跳楼

 

罗瑞卿夹在林彪与贺龙之间，虽然有点难受，但是从没有意识到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为什么要在文革前打倒罗瑞卿？罗瑞卿的小儿子罗原认为，文革前，在元帅里毛泽东能用的只有林彪，由于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表现，当时毛泽东最信任林彪。其他元帅，朱德已经高高挂起，彭德怀已经被打倒了，刘伯承在五十年代就受了批判，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陈毅是新四军的，罗荣桓去世得早，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而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军队里的威望也赶不上林彪。林彪是一方面军的，在元帅里最年轻，排名紧随朱、彭。所以数来数去，毛泽东只剩林彪可用，也只有林彪才能叫他放心。

1965年12月会议后，罗瑞卿被隔离审查。到1966年3月，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了。逐渐给他扣上了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罗瑞卿跳楼自杀，把腿摔断了，然后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罗瑞卿自杀未遂后，说他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上升为“敌我矛盾”了。

 

 

                罗瑞卿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

 

    1950年春，北京一个警卫师改为公安师，是当时的总参机关批准的。毛泽东看到了批准的文件就在这个文件上写道：“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了此事，当时的总参负责人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都作了检讨。

    同年9月，李克农告诉罗瑞卿，在同毛主席谈话时，主席说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主席很生气。罗瑞卿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罗瑞卿：“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罗瑞卿说：“写了报告呀。”毛泽东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看。”还说：“你的党性比＊＊差，比＊＊委的人差。他们＊＊部，＊＊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

    毛泽东这么一说，罗瑞卿就紧张了，赶快向毛泽东说明：“报告是确实写了的，只是没有直接送达主席。”以后，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就向毛泽东报告说，公安部的一些文件是在他那里压了，没能及时送达主席。这是总理替罗瑞卿分担责任。毛泽东以后又对罗瑞卿说：“报告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们这里是有仓库的。”后来，毛泽东又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写道：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

    后来，由于公安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及公安部的归属问题，罗瑞卿与毛泽东的想法发生了公歧，有些事情没有完全照毛泽东的原意去办，罗瑞卿有些诚惶诚恐。

    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罗瑞卿忽然受到毛泽东的召见。进门了，罗瑞卿发现毛泽东已经靠在床上准备就寝了。毛泽东见他进来，就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已经同你们闹翻了？是不是剥夺了你的兵权，不满意？”当时罗瑞卿看到毛泽东已很疲劳，并猜到他已服过睡前的安眠药了，怕影响毛泽东的休息，表示绝对没有不满意外，反复劝主席休息。回家后，罗瑞卿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再次向毛泽东表示他本人绝无不满意的想法，请求毛泽东再找他谈一次。

    第二天毛泽东收到了信，立即要人打电话叫罗瑞卿去谈。谈话中，罗瑞卿表示，由于没有很好体会和执行主席的指示，工作没有做好，有负主席的委托和希望，引起主席的不安和焦虑，自己很抱愧，心情也不安。毛泽东对他说：“有错误不要紧张，改了就行了，要好好工作。”这次谈话时间较长，毛泽东留罗瑞卿吃了晚饭。

    1954年，有一天，毛泽东和罗瑞卿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谈话。毛泽东问罗瑞卿：“我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罗瑞卿说：“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少奇同志来主持一线。不过现在有些流言蜚语，使得少奇同志的威信受到影响。”

    毛泽东说：“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另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然后毛泽东告诉罗瑞卿：“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林彪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罗瑞卿听了这些话，感受到很大的震动。毛泽东最后说：“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要去杭州，罗瑞卿随行。行前，毛泽东开了一个会。罗瑞卿在座，高岗也在场。毛泽东交代说他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并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毛泽东用手比划着说：“中央的风这样吹（手势向上），他的风这样吹（手势向下），我们大家要注意。”毛泽东又问：“赞成不赞成？”

    高岗的脸通红，很不自然地说：“赞成。”

    晚上，高岗突然打电话给罗瑞卿，说他要来看罗瑞卿。罗瑞卿回答说请他不要来，“有事我到你那里谈。”高岗同意了。放下电话，罗瑞卿马上到毛泽东处报告了此事。

    毛泽东说：“快去，看他讲什么。”

    罗瑞卿到了高岗家，高岗说：“要很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你要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要注意，不要马虎。”高岗又说：“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

    罗瑞卿说：“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检查身体时也不会马虎。部长会议的事，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林彪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罗瑞卿说完就告辞出来了。

    1955年3月21日，党中央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邓小平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并撤消他们的党内外职务。到了当年8月17日，高岗就自杀死亡了。

    1958年6月，毛泽东从外地打来电报给中央，说他要去长江三峡游泳。并说如中央同意，即要罗瑞卿去长江三峡侦察水情，看是否能游。当时，中央某些领导对毛泽东冒险游三峡，并点名要公安部长去试水情颇有些微辞，但罗瑞卿在中央同意后，立即出发，带了干部和湖北省公安厅一些水性好的人去。从宜昌到重庆，再由重庆到宜昌，沿途反复侦察，反复试水。为证明三峡确不能游泳，罗瑞卿要人绘了图，注明水情，回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满意，说：“既然真的不能游，那就不去了。”罗瑞卿松了一口气。

    1959年6月，毛泽东回长沙，游了湘江，随后由罗瑞卿陪同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家乡韶山。

    在韶山，毛泽东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他作为一个归来的游子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是多么眷恋，对邻里、乡亲，儿时的伙伴是多么亲近。

    一天清晨，有人来向罗瑞卿报告说毛泽东不知哪里去了。罗瑞卿说：“不要慌，让我来想一想。”他略一沉吟，就带着人向毛泽东故居旁边的一座小树林里走去。罗瑞卿知道，那里埋葬着毛泽东的父亲和母亲。果然，毛泽东正面容庄重地伫立在双亲的坟前。罗瑞卿示意大家不要打扰毛泽东，并帮毛泽东采摘了两条松枝放在二老的坟前。

    毛泽东离开韶山就直接上了庐山，召开了庐山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罗瑞卿是会议后期才上山的，“反右倾”已成定局。加上他原来就对彭德怀有些成见，他便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积极参与对彭德怀的批判。

    彭德怀被罢官之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林彪一上来，就开始了一系列有计划有步骤地神化毛泽东、神化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拉大旗作虎皮，成功而又迅速地塑造了自己捍卫毛泽东、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高大形象。罗瑞卿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不无赞赏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1962年12月间，由毛泽东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林彪的讲话在大会上却是独树一帜。他撇开“大跃进”以来的失误和现实的困难不谈，又大歌大颂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来。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批示：“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不久，毛泽东说出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名言。

    一天，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问道：“林彪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讲不出来，要学嘛！”毛泽东说，“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按提纲去讲了一遍。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并要罗瑞卿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罗瑞卿找陈伯达商量后，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三十本，把书的目录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又指示说：“军队军以上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都可以选读几本。”

    后来，在1965年底的上海会议上，林彪把这三十本书的事说成是罗瑞卿故意以学习马列主义冲击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反驳的只有罗瑞卿一人，而毛泽东却沉默着。

    应该说，在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林彪，对罗瑞卿都是信任和倚重的。无论毛泽东到哪里，罗瑞卿总会出现在毛泽东身旁，罗瑞卿就像是毛泽东的侍卫长一样，总在保卫着毛主席。但到了1965年，在上海会议上，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他，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这主要是因为林彪对罗瑞卿在1964年搞“军事大比武”的不满和对罗瑞卿与贺龙、叶剑英等的密切关系表现出来的忌恨。当时，毛泽东对林彪说过：“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这是一片好意。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毛泽东又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个事我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告诉罗瑞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但是回北京之后，由于林彪作梗，罗瑞卿仍然很快就被软禁起来。直到林彪集团灭亡两年后的1973年11月，监禁才被解除。在301医院14病室，罗瑞卿第一次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

    有一天，罗瑞卿指着走廊另一端门前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女儿：“那里面关着谁？”

    女儿点点说：“听说是彭德怀。”

    “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罗瑞卿若有所思地对女儿说，“不应该把我和他关在一起啊，彭德怀还是做了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有一天，罗瑞卿又问：“他，什么病？”

    女儿回答：“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

    “你知道吧？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

    “好象没有什么人来。也许根本就不许看。”

    罗瑞卿听了，脸上出现了难过的神色来。

 

    1966年上半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3月17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召开有中央政治局加上六大区书记，周恩来总理、彭真等参加的会议。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泽东讲。讲到文化大革命，点了胡乔木的名（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听出来，毛泽东这次不只是讲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

3月18日，会议中间，彭真去接电话，回来说罗瑞卿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泽东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毛泽东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作结论嘛。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揪斗罗瑞卿。由于罗瑞卿左腿伤残，不能站立，“红卫兵”就用箩筐抬着他在街上游斗。周恩来总理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吴法宪在空军找个安全的地方，把罗瑞卿保护起来，以免遭到更大的伤害。吴法宪接到电话，表示想办法。这边放下电话，那边立即给叶群打电话报告周恩来来电话的情况。叶群听了以后，在电话里厉声问他：“你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吴法宪一听叶群的口气不对，马上表态说：“当然是跟林总啊。我跟林总！”随即放下电话，那边又给周恩来回电话说：“总理啊，我们空军也很乱，空军总医院也不安全，实在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周总理听了后，说：“好吧，我再想办法。”

 

              罗瑞卿去德国治伤去世

 

    罗瑞卿儿女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探望父母

文革开始后，有一天，一大帮高干子弟，集体来到罗瑞卿家抄家，他们用皮带打郝治平、剪她的头发。当时罗瑞卿的岳父和岳母都住在他家，岳父和岳母也遭到了殴打和侮辱。后来他们被送回老家，岳父含恨自杀，岳母不久也死了。

1968年郝治平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他们的儿女也纷纷离开，有工作的、有插队的。小儿子罗原被通知到吉林插队。

1971年9月下旬，罗原偷听了苏联电台，第一次听说了“林彪坠机身亡”。1972年下半年，政策开始松动，他们兄弟姐妹开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探望父母，要求在北京安一个家，当然也要求继续发放生活费。他们直接把信写给毛泽东，信封上写“伟大领袖毛主席收”，落款写“罗瑞卿的子女”。他们很快得到了回应。一天，来了两个军人，告诉罗原“写给毛主席的信收到了”，并给他们在景山后街的大楼里分了两间房子，恢复每月20元生活费。

1973年底到1974年初，罗瑞卿和郝治平相继恢复自由了。

福州养病，皮定钧准备拉队伍上山

罗瑞卿恢复自由后，一直住在总参招待所。他很谨慎，基本不说什么。后来张爱萍将军介绍福建有个老中医，能治他的腿伤，组织上批准他去福州治伤。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钧给了他很多照顾。

罗瑞卿的日子刚好过一些，又赶上“批邓”和周恩来去世，政治空气又紧张起来。最紧张的时候，皮定钧告诉罗瑞卿，他准备拉着队伍上山。“罗总长你腿不好，我们抬着你，你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去德国治伤心肌梗塞去世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提议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那年罗瑞卿72岁，他说：“不能站起来，怎么当好军委秘书长？想下部队，坐在轮椅上可不成。”他想治腿伤，当时德国在这方面技术最先进，但我们和联邦德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老帅们倒是有点担心，怕出危险，说风险太大；郝治平觉得最多是治不好，从没想到还会有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罗瑞卿坚持要去，最后邓小平支持了他的意见。

1978年7月18日，在妻子郝治平的陪同下，罗瑞卿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当天手术顺利完成，很成功。一直到晚上12点多，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没想到次日凌晨2点半，他突发心肌梗塞。当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于波恩时间8日凌晨2时40分离开了人世。

 

 

               周 恩 来 的 困 惑

 

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他甚至气愤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此时，周恩来正忙于华北抗旱。4月1日至5日，他又到邢台地震重灾区视察。回到北京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原先的“文革”五人小组被撤消，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重新起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此时周恩来所关注的仍然是经济工作，而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大风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直到5月16日，他才被通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还作出了停止和撤消他们的职务的决定。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稿的。

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接着，在康生、曹轶欧的授意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出现了。大字报刚刚播完，陈毅等人带着迷惑的心情来找周恩来，问道：“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周恩来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电台播出。”很快，大字报便如黑色的旋风，横扫北京的大中院校。面对如此意义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忧心忡忡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他曾无奈地说：“谁也没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商量后，给仍在外地的毛泽东写信，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毛泽东同意了，6月3日，工作组进驻大中院校。

可是毛泽东对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他由武汉回到北京后，立即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作出撤消工作组的决定。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接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了人数达千万的红卫兵。

1966年8月30日，章士钊被抄家后，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出具体指示：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将章士钊秘密送往301医院加以保护。同时还给公安部、统战部开列一份长长的应予保护的名单，名单上有：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等。

“文革”的恶性发展，远远超出周恩来的意料，他对“文化大革命”也是很不理解的，他曾和刘少奇、邓小平说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样的话。运动之初，他曾经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心境之中，既“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又要应付各种各样混乱复杂的局面。他常常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