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中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值得一说。
    现在有些人大夸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原来带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现在被认为是开放，是向先进学习，包括李鸿章向美国派出留学幼童，也是这些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从史实来说，清朝政府在那个阶段的确对美国很有好感，从朝廷官员到普通商人，都觉得美国人比欧洲白人好。清政府向美国派出留学幼童，也是这一好感的体现，希望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成之后，能用美国的方式振兴中国。但是，清政府向美国派出留学幼童的计划，最终停止了。为什么？
    清政府对美国的好感，不仅仅是派出留学幼童，向美国学习文化、科技、制度等。美国当时西部大开发，缺乏劳动力，清政府还允许美国在中国招募大量华工。本来，双方的合作的确可以深入开展，但是，美国招募了大批华工之后，既要享受华工吃苦耐劳的好处，又制定了排华法案，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因此，当今一些拿李鸿章注解中美关系的人，应该认识到，当年破坏中美关系向纵深和全面发展的，并不是中国人的保守、愚昧之类，而是美国人的傲慢和狭隘。本文不讨论李鸿章与美国的关系，只想引出一个话题。美国制定排华法案后，清政府依然向外大量派出留学生，但是，留学的目的地改为——东洋，日本。
    甲午海战对于中国是奇耻大辱，但是，清政府在美国“排华”之后，派了大量的留学生东渡日本，其中，很多还是到日本学习军事。按照“中国人丑陋、劣根性”的说法，这种行为可能被解读为中国人本性中“犯贱”的劣根。但是，换一个正常角度看，这种行为也完全可以看成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或者是不计前嫌、诚心诚意向对手学习的豁达。我们如果跳过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把自己的心态换成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许就不得不承认，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清政府决定向日本学习，是很了不起的，是很有魄力的。没有傲慢，没有自高自大，没有好面子，没有所谓种种“劣根性”。当时去欧洲留学的人数较少，主要是因为费用问题，而不是其他文化因素。把日本称为“东洋”，等于承认甲午战争之后，“脱亚入欧”的日本也是“洋”。
    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中的一个小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留学，其中有些进入日本军校，例如日本士官学校。日本历来重视陆军，按照惯例，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会获得日本国王赐予的军刀，这对日本军国主义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获得此荣耀的人，日后在日本军界也会有很好的前途。这一荣耀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状元，只不过，中国古代的状元是“文”的，日本的状元是“武”的。西历1906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九期共有300多名毕业生，主持毕业典礼的，是日本国王的亲戚，伏见宫亲王，由他宣布本届优秀毕业生的名单。这位“国戚”念出第一名的名字是——蒋方震！一个中国留学生！日本国王的赐刀，被一个中国人拿走了，这让毕业典礼主持者和参加者都很尴尬。
    伏见宫亲王虽然心里很不爽，毕业典礼还是要继续，他念出第二名的名字是——蔡锷！又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顿时陷入极度难堪，全场骚动，不得不暂时中止。因为，伏见宫亲王看到，手中的优秀毕业生名单里，还没有念出的第三名是——张孝淮！仍然是中国留学生！要知道，当年这一届日本士官学校中，一共只有4名中国留学生，居然囊括了前三名！第四个中国留学生名叫许崇智，这个人极为聪明，过目不忘，但因为太聪明而不够努力，没有挤入优秀毕业生的前列，后来还是成为孙中山手下的粤军名将。
    为了弥补被中国人超越的难堪，毕业典礼临时中止时，日本人赶紧开始商量。已经念完的前两名，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已无法更改。因此，日本人临时决定，把第三名换成日本人，把原来位于第四的日本毕业生提到第三名。但日本人还是觉得不好看，他们进一步决定，把张孝淮下调到第五名，把原先第五名的日本人上调到第四。如此一来，前四名中，中国人、日本人各占一半，面子上好看点。看来，所谓“好面子”的劣根性，在日本也很严重。
    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日后成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校长，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蔡锷的事迹人们比较熟悉，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很有可能还会有更大的作为。被日本人破坏规则、暗箱操作“荣登”第三名的日本毕业生，名叫荒木贞夫，后来成为日军大将、陆相。从第五名挤入第四名的日本毕业生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也是日军大将，曾任台湾总督、日军参谋次长。日本人为了今后避免这一尴尬，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从此改制：中国留学生和日本毕业生分开列名单，以保证日本国王的赐刀不被非日本人拿走。他们是否没有信心与中国人较量？
    这个小故事说明，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只要在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人几乎就是最聪明的。就学习来说，中国人凭借聪明、刻苦和文化传统，完全不输于任何其他民族。即便在当今世界，在美国，在欧洲，中国留学生的成绩与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都毫不逊色。换句话说，中国有着充沛的人才潜力，只要有公平，只要中国重视读书、教育的传统不丢，假以时日，中国就能诞生最优秀的一流人才。然而，蒋百里、蔡锷、张孝淮、许崇智那一代的优秀人才虽然不输于日本，中国的国力、军力在后来一段时间里，还是不如日本。现在很多人说，那是因为制度比别人落后，体制不如别人。这个观点不能绝对。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入那个时代，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个年代说中国的体制不如日本，也完全说得通。然而，穿过一段时间的岁月，我们就会发现，如果那时候我们就接受了“制度不如日本”的说法，如果那时候中国就照搬日本的制度，人才、制度都与那时的日本一样，甚至超越，中国的结局无非是另一个军国主义。
    所以，回头审视历史，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人才完全可以超过别人，但是，在制度上不能完全照搬别人。中国的制度有不好的地方，的确需要改进，但是，如果照搬别人的制度来改进自己，最终很可能就会像日本军国主义一样，被历史淘汰。在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我们如今可以通过历史的检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今天来说，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今天有些人说中国的制度不如美国，要向美国学。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当今美国社会看起来似乎像当年的日本一样，没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是，10年、20年、30年以后，美国会不会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也暴露出制度的极大缺陷和弊端？如果我们今天对此不加以警惕，照搬照抄美国制度，当美国在未来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在我们身上（这种现象正在逐步发生）。到那时，即便有一大堆超越美国的优秀人才，也无济于事。因此，从根本上说，优秀人才的涌现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中国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现实，根据我们对世界现实和未来的判断，制定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制度。社会的发展很难像科学实验室里一样做实验，但是，历史就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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