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的“边缘化”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被默认的事实，有的人为之愤愤不平，有的人认为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另一方面，在文学及文学研究界，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的争论此起彼伏，批评者认为其中大部分是“垃圾”，赞同者则认为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或者“处于最好的状态”。这样的争议在文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而在外部看来，则只不过增添了一些“话题”与热闹。
在我看来，上述争论的表面喧嚣，掩盖了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即我们的文学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这一转折不仅是对1980年代以来文学秩序的挑战，而且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所确立的基本的文学观念与文学体制的挑战，如果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看，那么我们的文学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或者变化。
这也有必要让我们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不同流派、脉络、阶段视为一个整体，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加以审视，从而在历史经验中探索文学的未来。具体说来，无论是“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还是“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工农兵文学”等不同的文学追求、主张和流派，都可以视为“新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在整体上既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文学，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而是在中国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现代”的“中国文学”，是现代中国人探索、奋斗、挣扎的心灵史，而在今天，这样一种“新文学”却面临着整体性的危机。
我们知道，“新文学”是在对传统中国文学及通俗文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而且“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不再是“著诸竹帛”的所有文字，也不再包括传统中国文学的某些文类（如碑、铭、赋、诔等），而是现代性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特指；同时，“文学”也被赋予了先锋性、精英性与公共性，而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酬唱，或仅仅是一种消遣或娱乐，而被视为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与此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体制，如以作协、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为中心的文学生产—流通—接受机制，以大学中文系与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教育、研究、传播机构，以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为基础的文学知识再生产模式，等等。这些新的文学体制既是“新文学”发展的制度或机制保证，也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并在其构建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文学的先锋性、精英性与公共性的丧失。这里的“先锋性”不是指1980年代“先锋文学”对形式、语言与技巧的重视，或者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模仿或追逐，而是指文学在整体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界中所处的位置，即在社会与思想的转折与变化之中，文学是否能够“得风气之先”，是否够能对当代生活做出独特而深刻的观察与描述，是否能够提出值得重视的思想或精神命题，是否具有想象未来的能力与前瞻性。我认为这是判断文学是否“先锋”的重要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五四”一直到80年代，文学在整个社会与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先锋”的位置，而从1990年代之后，我们的文学逐渐丧失了这样的地位，在今天，文学界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不仅落后于思想文化界，甚至落后于社会民众，很多人只满足于文学内部或小圈子的自我欣赏与满足，对中国乃至文学体制发生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其“边缘化”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所谓“精英性”并不是指创作者的身份，而是指新文学本身的严肃性与“精英性”，即“新文学”不是像通俗文学一样，要去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而意在通过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与感染力，改变或提升读者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在意识领域中引发读者对自我、世界或艺术自身的思考，从而扩展、丰富个人的审美体验，同时对自身的现实与精神处境有一种新的体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讲述故事的方法，文学才是一种“高级文化”，而不是一种消遣或游戏。
而“公共性”，则是指文学所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不限于私人领域，不是小圈子的互相欣赏，而是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界及整个社会。这既是指“文学”的生产过程，不仅在于作家的私人“创作”，而且有赖于出版、印刷、发行、流通、阅读等不同环节，才能最终“完成”；也是指“文学”作为意识或象征领域的一个特殊部分，是不同身份、阶层、性别、种族、观点的声音相互交流、争夺与斗争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一空间的有效性不仅在于文学从业者是否具有自觉意识，也在于这种“公共性”范围的大小。在今天，文学读者数量的日益缩小已成为一种公认的事实，而且仍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令人忧虑的是，“文学”已经很难成为公共话题，或者说很难产生公共影响，这可以说是“文学”丧失“公共性”的一种表现。
从“五四”到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尽管有可以鲜明区分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思想、政治、艺术派别的争论、批判甚至运动，但无论是“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或者“工农兵文学”，在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与艺术事业上，或者说在坚持文学的先锋性、精英性与公共性上，却是一致的。而这样的文学理想或文学观念，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今天，当“文学”日益通俗化、娱乐化的同时，我们有必要重建文学的先锋性、精英性与公共性，我们必须重申新文学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