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是“进了城”，“上了楼”，环境发生了变化。全国胜利后，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许多干部住进了高楼大厦、深宅大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变化使得一些同志离群众远了。

　　    二是“当了官”，“掌了权”，地位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为了自身的解放，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很少想到当官掌权。而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的许多“革命者”当了官，有的还是大官、高官。大权在握，这是一种新的考验。

　　    三是在和平环境，生活安逸，感情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始终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不大可能也没有条件去搞特殊化。那时，革命力量相对弱小，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党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将难以生存。和平环境中，党执政后，战争年代的威胁不存在了。在安逸平静的生活中，社会上的违法乱纪分子千方百计地去拉拢、腐蚀党的干部，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会侵蚀到党内，一些干部的思想感情逐渐蜕化变质。

　　    四是“不打仗”，“搞建设”，任务发生了变化。革命战争年代，主要任务是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夺取政权。所以，人民大众与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斗争目标十分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的同志即使有冒犯群众、损害群众利益之处，也容易取得群众的谅解。和平时期就不一样，由打仗转为建设，任务发生了变化，主要矛盾也变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

　　    毫无疑问，党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党群关系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要正确处理好党在执政条件下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要防患于未然，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新时期日益增多的人民内部矛盾，尽管是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通常并不具有对抗的性质，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影响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经济体制的调整，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明显增多；再由于对外开放，人民的思想空前活跃，不同思想观念的相互冲撞和交锋，使人民内部思想矛盾也明显增多。各种矛盾积累多了，总是一种“隐患”。所以，要防患于未然，要随时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好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要保障不同利益主体公平合理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利益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但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就是社会问题。党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必须正确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灰色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抚慰低收入，以缓解利益矛盾。

　　    第三，坚持发展这个主题，使人民看到希望，树立信心。发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也是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最终目的所在。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必要的物质成果，更重要的它是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杠杆”。以发展为主题，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现在有些领导消极地保平安，以“稳定”为名，不思改革，影响发展。在一个短时期内，限制发展也许可以使某些比较尖锐或突出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实际上是更大矛盾的“积蓄”，将造成工作的被动。这是一种对人民和对党、对国家都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必须防止政治上的“短视”，从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程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很好地统一起来。

　　    第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对执政党来说，抓这个工程、那个工程，重要的是要抓好“民心工程”。要用清正廉洁去赢得民心，从群众那里获得“信任票”；要用正确的政策去安抚民主，让群众吃下“定心丸”、“放心丸”；要用热忱的关爱去感召民心，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要用畅通的民主渠道去顺民心、宽民心，干部要采取多种形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让群众的不满情绪有一定的渠道宣泄。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一定要牢记江泽民同志的教导：“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

　　    充分认识权力的两重性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无数革命先烈为此流血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为谁掌权，如何用权”的问题，总体上说是明确的。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但是我们对权力存在的两重性以及负面作用的认识并不清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加上“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篡权、夺权，制造“权力至上”、“权力崇拜”、“有权就有一切”的种种怪论，把权力的作用推向极端。一些人受其影响，对权力作用的认识很不全面。由于对权力的两重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出现了对权力的监督不严，机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与此不无关系。因此，新时期党群关系的焦点，就集中在“为谁掌权、如何用权”的问题上。人民群众议论最多、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莫过于一些干部的“以权谋私”，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一是要充分认识任何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党的各级干部要确实做到“权力不忘责任重，位高不移公仆心”。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不止一次地在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上，对“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行为提出过严肃批评。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告诫全党：“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用来为个人或小团体捞取好处。”应该说在我们党执政的5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奋工作，使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提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党内也确有一部分干部，包括相当级别的干部在内，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或亲属谋取私利，贪污受贿，走私贩私，聚敛财富。这些党内的腐败分子、国家的蛀虫，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们的行为与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是格格不入的。

　　    二是要谨防权力的“异化”，执政的共产党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老百姓办事，而不能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权力的使用有两重性：如果它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可以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如果它同个人结合在一起，就会“异化”为谋取私利的特权。要防止权力的“异化”，首先是要防止权力的“私有化”，党的各级干部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及子女、家属、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甚至不惜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其次是要防止权力的“商品化”，搞权钱交易、“等价交换”，决不允许党的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人、财、物”的实权，吃拿索要，或者到处送礼、收礼，跑官、要官等。再次是要防止权力的“庸俗化”，一些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使人际关系越来越“物化”、庸俗化。所以，能否正确使用权力，确实是对执政的共产党人党性的考验。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为自己谋私利的权力。

　　    三是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党的各级干部必须懂得，任何权力都不是至高无上的，而失去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依靠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不能成为一句空话，而要成为一种机制，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腐败斗争比过去更复杂，任务更艰巨。鉴于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这是我们党的正确选择。但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依靠群众反腐败，不依靠群众对党进行监督。恰恰相反，党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完善上，保证群众的参与，发挥和保护好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这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针和原则。

　　    充分认识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鉴于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同时针对现在党内一些干部的群众观念十分淡薄，严重脱离群众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在全党范围内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真正确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的观点。

　　    一是要弄清楚“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懂得任何领导都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同志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的问题也十分重视，一再告诫党内同志不要犯脱离群众的错误，特别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他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纠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创造的”。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却被一些同志忽略了！因而，他们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心目中，似乎“打天下”夺取江山需要群众，而“坐天下”搞建设，尤其是搞现代化建设就不需要群众了，或者认为群众不那么重要了，只需依靠少数几个“能人”就可以了。在这种错误观点的支配下，必然会出现脱离群众、漠视群众的倾向。江泽民同志曾严肃指出：“近几年来，不少同志头脑中的群众观念明显地淡漠了，同群众的联系明显地削弱了，不倾听群众意见、不关心群众疾苦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现象，损害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违法违纪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有的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处理好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看我们党，主要的是从党的各级领导身上看起的。所以领导者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党的干部如能密切联系群众，成为群众的普通一员，就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相反，“党如果脱离了群众而不坚决改正，就必然会由于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败”。

　　    二是要弄清楚“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懂得每个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按照马克思的“公仆”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干部不论职权多大，资格多老，威望多高，都是人民的仆人。党员干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立党为公，清正廉洁，切切实实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可是有一些领导同志却颠倒了“公仆”和“主人”的位置，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千方百计搞“自我服务”，为“人民币服务”，甚至让群众为自己服务。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作为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如何防止由人民的“公仆”演变为“主人？”立党为公、清正廉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受到人民群众拥护、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一旦忘记这一条，失去民心，腐败盛行，政权就保不住了。所以，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勤务员的思想，就是“公仆”的思想。党的各级干部都应像人民的好干部、好儿子焦裕禄、孔繁森、倪天增等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当人民群众的“勤务员”。

　　    三是要弄清楚“正人”和“正己”的关系，共产党员要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带领群众前进。己身不正，焉能正人。我们党历来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好样子。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与群众同甘共苦，整天花天酒地，“早上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这样的干部怎么能带领群众前进呢？所以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党的干部要以身作则，就要高度重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坚持一辈子做好事，决不做“半截子革命派”。

　　    四是要弄清楚“自律”和“他律”的关系，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党一直要求党的干部要严格自律，加强党性修养和世界观改造，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提高干部的自身素质，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但是，仅仅依靠“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自律”和“他律”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扩大民主，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监督。要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多方面开辟有利于人民群众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参与监督的渠道。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无往而不胜，就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党的执政地位也将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