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长期政策目标来看，个人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告别旧模式、建设新经济

　　中国已经快速发展30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解决了温饱和小康问题，接下来，应该正视旧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同时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旧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驱动模式，其问题和危机也就是权力资本的问题和危机。我们来看以下的现象：盲目的经济扩张是以消耗后世资源为代价的，持续拉高了境外资源价格等于对外输出发展红利；财政收入狂增但政府投资效率和发展质量却正在下降；由于明明暗暗的税费成本不断增加，一些生产建设企业被迫偷工减料，伪劣甚至有毒产品于是充斥市场，一些工程质量开始出现重大安全隐患；为保银行稳定，我国多年来实施常态化的负利率，全国储户因此每年损失数千亿财富，但银行赚钱太容易反倒不利于其主动提高管理水平；土地拍卖和楼价畸高把对民富得掠夺和透支做到了历朝历代之极致；过度融资和造假泛滥导致中国股市长期走弱，全国股民在不恰当的股市监管规则下持续亏损；国内垄断能源价格易涨难跌，油荒电荒频发，国企的社会责任感在下降，这已引起全民公愤；国有奢侈品牌企业如茅台五粮液，早已专门为贪腐需求而生产；垄断电信企业固执实行偏高的资费标准，盈利资金多到无处投放，与民营企业资金的极度匮乏形成鲜明对照；今年以来猖獗一时的高利贷，让不少家庭破产、让不少民营企业走投无路，据说放贷者倒有不少政府官员、银行内鬼以及大量国有企业的富余资金，可见这是一条多么复杂而肮脏的利益链条！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对高利贷这种藏污纳垢的非正常现象，不但没有追责问责，反而有人倾向于兜底式救助，这就有失公平了。

　　财经杂志披露，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做了一个实验：“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运输成本如此高，你叫老百姓如何生存？你叫老百姓如何不超载？如何不逃费？”笔者认为，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领域存在十分严重的潜在危机，必须高度重视和尽快推动重大变革举措。当前真正的危机在于：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必致关键资源的非市场配置生出恶果，然顶层危机意识不足，改革决心不够，一些部门还在惯性和利益驱动下，千方百计地横征暴敛或鼓励大跃进，民营、民生和民权反而屡遭漠视甚至践踏。

　　那么新经济的关键是什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绿色GDP，是共同富裕，是公平正义；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是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是以发展民营与增加民富为核心的新经济，只有新经济才能唤回质朴的良心回归。

　　二、不要再迷信高增长

　　以官办经济为龙头“大干快上”的“举国体制”在过去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今地方官员盲目求发展的旧习不改，今后一定会让所有调控失效、让所有转型泡汤！加之贪腐日重等原因，旧体制固有的种种弊端已充分暴露，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高铁就是典型的例子，今后还会有更离谱的！

　　中国亟需告别过去的“野蛮成长”，用降低速度换取发展质量，用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减轻环境污染，将盲目生产、投资和出口转变为增加民富并增加消费。高度集中的国家财富也遭遇缩水威胁，原有的“藏富于国”模式也必须转变。需要思考的是：一个日渐脱离民富、权势和垄断不断催生黑恶事件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经济，盲目发展的意义究竟何在？

　　三、痛下决心调结构

　　中国在产业方面过度依赖出口和政府投资，但重复建设和过剩产能的大量存在，以及西方国家深陷长期危机的事实，正在倒逼我国经济尽快做出必要的战略调整。

　　人民币升值是全球再平衡的关键按钮——对内可倒逼出口依赖，推动国内消费经济的转型；对外，有助于其它国家的生产恢复和出口增加，可促进全球资本再平衡。中国的财富来自全球化贸易体系，西方历史上为此所作的巨大付出不可忽视，但中国是近年来最大的受益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有义务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自己贡献。

　　3.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已然十分烫手，顺差增加还会增加通胀，出口不降速，转型哪有指望？西方需求下降大势下，不能再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出口。故在升值问题上，中国没有必要死顶。况且，自汇改以来的缓慢升值已给出口企业很长时间准备，现在是时候加速国内产业的新陈代谢了！

　　1990年到2010年6月，中国M2扩张44 倍，同期美国M2才扩张2.6倍。9月末中国M2余额78.74万亿元，是GDP的约2倍；而美国M2只占其GDP的0.8倍。货币超发和对外投资严重不足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本面，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等很多经济难题和怪现象都与此有关。而且，我们都知道，超发货币就是政府在掠夺民富，我不明白这种现象为什么在中国会如此严重？！结构调整，必须从不惜代价保表面繁荣的货币政策入手！

　　四、“国不与民争利”

　　中国经济存在一个“铁三角”，由政府、银行与国企构成，这三家占有和支配着全国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包括财政资产、信贷资金、矿产资源、土地资本和特许经营权等，从近年情况看，这三方主体越来越强势，已经造成国民经济和财富结构的严重失衡。

　　国企效率不高，但有资源优势和权利的保护伞，利润就有保障；而民营虽在就业、创新和税收方面贡献巨大，但却是权力的牺牲品，总是处于被掠夺、被压榨的弱势地位。过去的中国，“打右灯、向左转”，所以“铁三角”越来越强横，而民营经济和市场化成分越来越低，权力在经济生活当中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应当“打右灯、向右转”，从实际上的“国进民退”到应有的“国退民进”。

　　自1993年我国财政收入开始快速增长，其中许多年份的增速两三倍于同期GDP增速。今年至今的财政收入增速是30%，政府全年营收有望超过10万亿元。作为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如此富裕的政府让西方世界惊叹不已，这也引发了官员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让不堪重负的国民难以容忍。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顶层设计的及时变革，核心是政府“放权让利”。所谓放权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参与和行政干预，逐渐降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力度，鼓励公平竞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所谓让利，就是要逐步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做到“国不与民争利”，以此培育民富，增加社会消费，促进经济转型。财政资金投向应从投资转到民生、民富和民权方面。重视民生是未来稳定的根本，民权不倡，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或遭突变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