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车之国”荷兰是一个小国，面积只有4万2千平方公里，“风车”只是借助文学意义传递的一种国家属性传统，其实，最确切描述荷兰应当是“低洼之国”，荷兰在英语中是“netherlands”，意思是低于海平面的国家。“低洼”非常深远地影响了荷兰，无论是荷兰的体制还是民族性，它甚至也影响了进入荷兰的方式——当飞机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Schiphol），与众不同的是，该机场处于海平面以下，高度为海拔负3米，所以飞机仪器不能正确地显示高度水平，必须依赖于机长的肉眼观察，必须更多依赖人的主动能动性，

　　“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主动性刻画了荷兰的体制”，阿姆斯特丹市长Van der Lann对我说，“整个荷兰有1/4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水患是巨大的威胁，这迫使荷兰人自然而然地强调合作、效率和分享机会”。荷兰人不仅化解了海水涨潮时候的“灭顶之灾”，而且还向海水索取18%的国土。风车在荷兰的真实意义，不是跟堂吉诃德的有趣关系，而是一种排除积水的工具。

　　发明金融术、海上马车夫、郁金香泡沫、“荷兰病”、自由港、同性恋婚姻、大麻正当化、色情业合法化……光怪陆离的色彩让荷兰变得看似迷惑。荷兰“外交、农业与创新署”的媒体项目主管Daniel van Vulpen告诉我，“它说明荷兰的开放、宽容和跌宕起伏，但也很容易将荷兰锁住，认为是一个无序的国家，只不过我们一直非常细致思考，擅长小心翼翼地改变”。比如，荷兰不断以“荷兰病”（靠采掘自然资源而不是人力资本建设）提醒，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阿姆斯特丹中国处主管潘文山说“荷兰是欧洲人力资本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荷兰用巧妙的税收来限制软性毒品的需求、荷兰用艺术园区改造的方式来对传统红灯区的氛围进行改造，荷兰用艺术的视角来重新构筑破旧码头的生态和人文。

　　于是，我们可以挑拣出一些看似不能共同出列的语词：“自由、谨慎、妥协、改变和艺术”，进而理解荷兰的体制。这是一个奇特的旅程，因为我突然发现，对于中国最为棘手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阿姆斯特丹都给出了一些富有线索意味的答案。这并不是说，阿姆斯特丹的举措都值得北京完全效仿和复制，而是说很多问题是同构的，解决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例如在劳资平衡、养老金改革、房地产市场以及城市化规划等方面。

　　新颖的劳资平衡线

　　2010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刘易斯拐点终于来了”。民工荒问题前所未有严重，低薪下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神话结束了，各地不得不猛烈上调最低工资。富士康工厂的“连跳”事件凸显劳资关系的紧张性，罢工现象变得越来越多，官方工会开始试探性地介入到劳工薪酬中，并呼吁“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但是资本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将不切实际地提高企业运作的成本。而经济学家和分析专家则大力抨击中国人力资本报酬占GDP比重过低现象，幼稚的激进者鼓吹应当效仿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将钞票塞到中产阶级和穷人的手上，他们拍着胸脯说，“这不会引发通胀和扭曲，只会让富人们稍微穷一点”。

　　Daniel van Vulpen说，阿姆斯特丹从不认同激进的工资倍增计划，相反“我们喜欢在稳健的财政机制下的适度工资增长机制，因为这兼顾劳工利益、企业的竞争力和社会融合”。阿姆斯特丹市长Van der Lann将荷兰这种模式，称之为“浮地模式”( Polder Model)，他认为浮地上的居民就像生活在一条大船上，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同舟共济，所以人们必须宽容、克制、忍让、协商、妥协，以形成“社会共识”（social solidarity），而且，阿姆斯特丹越是宽松，社会就越需要协商和妥协，来容纳异己力量。所以，荷兰在欧洲国家几乎是最少罢工的国家，因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是由产业工人形成的工会参与制定的。即使经历了世界金融危机打击，荷兰的失业率也只有5%的水平，荷兰航空公司全球CEO Peter Hartman对我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荷航都不会裁人”。

　　“不裁员”并不是国家对企业的行政命令，而是荷兰人很早就意识到劳资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是对抗性的，而是共生性的。荷兰市场很小，荷兰企业必须面对全球化竞争，如果劳工力量过于强大要价太多，就会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从而阻碍了荷兰企业在全球竞争的能力，如果荷兰企业在全球化下“败阵”，那么倒逼过来，企业必然会被动性大裁员，最终也会损害劳工阶层的利益。荷兰人对所谓“收入倍增”之类的计划是嗤之以鼻的。

　　1982年工会、雇主和政府达成了《瓦森纳协议》(Wassenaar)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社会共识”下的工资协商制度完全奠基。工会承诺不会过度要求涨工资，但要求政府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不能让通胀吞噬有限增长的购买力水平。另外，工会要求既不能存在“懒惰享受保障的穷人”但也不能存在“越工作越穷”的美国现象。而荷兰政府则通过削减公共支出、适度减税和严守财政平衡的方法来支持适度工资制。

　　Daniel van Vulpen还向我详细介绍了荷兰的弹性就业制，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制度，即鼓励企业提供不同时间期限的工作岗位，有全日制的也有部分就业的。部分就业者大部分是妇女，Van der Lann市长说，“原本荷兰的妇女运动很落后，当全世界在60年代都女权的时候，荷兰人没有。而在80年代女权主义偃旗息鼓，荷兰却被触发了。”女性主义运动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荷兰将部分就业制变成一种普遍性的机制：在劳动生产率一定情况下，减少每个人劳动时间，由多人分享一个工作。人们可以选择一天8小时，也可以选择一天4小时，只不过拿到手的工资会减掉一半。单位时间内的福利是平等的（一种新颖的同工同酬），这避免了过度庞大失业人口因找不到工作，整天困在家里，脱离社会。所以，荷兰的劳动参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生产率总体水平也非常稳定，因为一旦雇员觉得厌倦，他可以退出，让精力旺盛的人接着干。

　　谨慎的养老金改革

　　当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希腊政府不得以削减养老金福利，这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面对希腊、西班牙这些“笨猪”困境，欧盟表示，所有成员国都应当吸取教训，同时应当向荷兰的养老金模式“看齐”。

　　其实，养老金问题不仅南欧，而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也让人担忧，很多账户是“空转”的，年青人缴费，但很多钱被老年人用掉。由于中国70年代-80年代有一个庞大的生育高峰，足够多的青年人可以“负担”老年人的养老金，劳动抚养比暂时不成问题，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的问题将在20年内变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如何重构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则变得非常迫切。

　　荷兰金融中心项目经理Koen Advocaat对我说，“荷兰养老金体系之所以还比较健康，一是它在二战后就迅速建立，现在退休的老人在年轻时都加入了养老金体系，没有空转的问题。其次，荷兰养老金体系层次丰富，但非常保守。”

　　荷兰养老金体系跟中国类似，由三部分组成：基础部分（强制且平等）、企业年金部分和个人商业保险部分。其主体是DB模式，即退休金是根据服务年限和在职时的工资水平确定的。最有意思的是企业年金部分，它遵循一种“行业间不同，但行业内平等”的理念，也就是说，金融业内的年金可能和制造业有较大的差异，但是金融行业内部的年金水平是大体相近的。

　　DB模式对应的是漫长而低微的积累率，但是它运作正常的条件是：“预期寿命不变”。Daniel van Vulpen对我说，“荷兰模式如果在一个稳定的生命表里面是有效的，但荷兰的医疗和国家环境让居民寿命不断延长，过去平均寿命60多岁，现在男的80岁才逝世，女的则会活到85岁。我小时后，外公外婆50多岁，但样子已经很老了，但现在我的孩子4岁了，但是他的爷爷奶奶并不觉得自己老，而且穿衣服穿得很潮”，生命预期的突然性延长会打乱DB模式，这意味着会存在养老金缺口。“要知道荷兰维持较高的福利，但一直又不断下调税率，来增强国家吸引力。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荷兰的财政稳健将会动摇。荷兰，要不削减福利，要不就要延长退休年龄，要不就提高在职员工的缴费率，要不就让养老金变得略微投资性一点”。

　　现在，荷兰年金改革在DB基础上，吸引一些DC计划的因素，即让养老金的发放标准部分地取决于年金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取消养老金和物价指数同步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会冒一点点投资的风险，同时，个人将承担物价上涨的所有风险。这种改革的导向很明确，就是物价稳定比投资正确更重要，这意味着民众将会更加青睐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是放任货币政策扩张，来刺激经济，尽管这个过程中投资回报会高一点，但长期来说，物价将吞噬掉DC的优势。另外，工会是不偏不倚的，它不会同意在职工人承担费率上涨的压力，而是要求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公平地分担风险。

　　“多元”的房地产市场

　　荷兰的房地产市场让人感到惊奇，因为住宅的观念在这里被拓宽了，荷兰不仅有商业住宅、社会住房（保障房）这种一般意义上的不动产，竟然还允许有“动的不动产”，比如船屋（boathouse）、房车（trailer）、甚至在水中的浮动房屋。而在我们的观念里，房和地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荷兰多元的房地产形态让这一理解变得“凋零”。

　　由于阿姆斯特丹非常自由宽容，它对合法建筑的理解不是形态上的，比如“蛋形蜗居”、“集装箱蜗居”在中国是刺眼的，而在阿姆斯特丹则是允许的。物理形态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它是否出现在合适的地点上，所谓“合适”就是符合规划得到许可。政府甚至会为这些得到批准的奇特“房屋”提供基本连接设施，比如电力线路等等。

　　Daniel van Vulpen对我说，阿姆斯特丹因为传统原因，跟荷兰其他城市不同，它的土地制度其实有点像中国，“人们购买的并非土地永远产权，而是有期限的使用权，阿姆斯特丹大部分出售的是50年土地使用权。你可以购买一个大区域的土地使用权，然后你做一个合适的规划，将土地划分细块再出售出去，像船屋就是购买一块水域的使用权，一般是3-5年，将船改造成屋，可以自住也可以出租。”

　　阿姆斯特丹鼓励多元化的住宅出现，因为它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它的住宅中30%是社会住房，而且都是廉租房性质，“比如市场一般住宅租金是800-1000欧，而社会住房的租金只有200欧”，Daniel van Vulpen说，“政府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但不限于不动产”。简单地说，阿姆斯特丹的启示是，即使土地并非私有而是租赁制的，也可以通过鼓励多元化的住宅形态和产权拆分来达到合理利用，从而刺激出更多的住宅产品，来解决居住问题。居住权的真正含义是，人们可以在其限定的经济条件下，服从城市规划，得到恰如其分的居住形态，甚至创造出新的低成本居住场所。

　　规划是城市化的“灵魂”

　　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上最激进匆忙的城市化运动，当一个超级城市崛起后，人们突然感觉，这个城市是被硬性“堆”出来，而不是从容生长出来的，“大城市病”是一个醒目的特征。

　　负责阿姆斯特丹城市圈zudias地区规划的Paul Luijten先生说，“我非常羡慕中国的发展速度，但我们宁愿选择一种很细致的城市规划水平和较慢的速度”。zudias在阿姆斯特丹南部，它是一座新城，将会给世界上最顶尖的公司提供物业。

　　zudias地区可以说是“smart city”的代表，它的用心良苦到令人惊骇的地步。由于它位置非常好，离史基浦机场不过6分钟路程(1.5小时到达布鲁塞尔，到巴黎仅需3小时），土地非常稀贵，为了节约空间，它将大量基础设施埋入地下。

　　它的雄心惊人，它要保留荷兰式传统道路格局，同时要有前所未有的建筑密度。既要保持商务高端，也要保持包容和开放性，无论是富人穷人、移民土著、保守人士和进步人士、艺术家、学生和流浪汉，都能在这个区域感到很从容。它将10米内的楼层空间都设计为公共领域。它没有那种量身订做的空间设计，比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新区会用步行街来排除其他交通方式。但在zudias，用街道网格的方式来界定城市街区，并建立一个广阔的绿色休憩场所，来方便所有人的休息和通行。所有的建筑都是一个冷热能源循环收集利用系统，离zudias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湖，它将冬天的冷源存储到来年夏天使用，地下的天然蓄水池也将能够用来保持水温达数月之久。

　　Paul Luijten说，“zudias现在只建成了很小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将会持续30年的项目，我们会非常细致地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