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模式”到底是什么？在上期专栏中，我提出，如果亚洲要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就要理清思路，更好地诠释自身的增长。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对自由市场理论产生致命打击，而大部分亚洲人尚未对北京共识达成一致，这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模式还未有令人满意的诠释。

　　迄今为止，我们能说的就是，亚洲的增长模式源于一种出口／制造业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将之归结为来自“汗水”而不是“灵感”：增长较少发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来源于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的增长，以及市场的开放。这暗示了,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的市场开放，投资亚洲的意愿，及竞争给予了亚洲增长的机会。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1993年对亚洲增长的研究结论显得更平衡一些，它将亚洲的成功归结于务实的政府、政治稳定、土地改革、社会不平等的减少，以及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增加投资。但严谨的经济理论家坚持认为，我们不能仅有经验证据和理论逻辑，还必须尝试复制这些基本要素，看看亚洲的主要经验能否在非亚洲经济体中成立。

　　我对主流经济学思想的主要不满在于，它“用极少的东西解释极多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狭隘。复杂的问题通常为一种经济学表述所简化，即“其他条件不变”。问题在于其他条件并不是不变的，而且变化也不是线性的。

　　线性分析变得过于简单且累赘，比如全球失衡的例子。虽然全球不平衡的确是因为每个赤字都对应一个盈余，但我们并不清楚谁是因，谁是果。赤字最高的国家指责高储蓄的国家，却忘了储蓄高是因为借的人想要花钱。生活不是简单零和博弈，因为对未来的预期和双方的行为会产生自己的顺周期反馈机制。若双方彼此充分信任，就可达到双赢，而双方不合作却会导致双输，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换而言之，经济学中最常用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与实际生活行为的经验法则近似，在短期可能成立，但在多数情况下，生活是动态的，因为我们对可能的反应或对手的行为总是有未知的未知。

　　正是奈特不确定性使生活变得有趣，因此，它否定过于简化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在完全信息，完全竞争，零交易成本的简化假设下，认为自由市场最好。但其他条件并不是不变的，因为总是有未知的未知。

　　亚洲思想与线性的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区别在哪？我的看法是，亚洲的思想根本上是辩证的系统观和整体观。比如，道家的老子，就曾表达辩证法的观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这一表述，比苏格拉底开创西方哲学辩证法早了一二百年。老子的观点可用黑格尔辩证法表达为：所有事物是一个命题或论点（“一”），它有反作用力或相反的观点（反命题或“二”），并演变为一个综合体（“三”）。

　　这些哲学的理论与现代经济和金融市场有什么关系？

　　我想要说明理解辩证法的重要性，是因为那些原本被认为相互独立的因子很容易就融合为一个问题。当前最好的例子就是银行业中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概念。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流动性风险在通常情况下与偿付能力相互独立。它们的衡量、控制或对冲都是相互独立的。在银行正常情况下，这个粗略的近似事实的观点可以成立。但在危机情况下，流动性与偿付能力就融化为一个或彼此不可分割的问题了。

　　这就是时下风险管理模型失败的地方。正如银行家所知，他们必须持有流动性资产以偿还债务，同时必须持有资本金以规避信用风险。当市场正常时，流动性资产可以随时被买卖。而一旦不确定性上升，信用风险越高，资产流动性就越低，实际利率就越高。因为所有资产的价值与实际利率负相关。

　　这就是流动性与偿付能力的正相关且顺周期的关系。流动性增加会提高偿付能力，也就是说当风险降低时，资产价值上升，偿债能力也会上升。但在相反的情况下，流动性不足就会扼杀偿付能力。

　　但当前的银行业改革仍将这两个问题视为相互独立的风险，对它们分开进行管理。这表明，改变陈旧观念是多么难。我们应该抛弃过度简化的线性／静态思维，用动态、辩证、非线性的方法取而代之。

　　事物并非一成不变，辩证地看也不会不变。我们要转变思想，否则注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