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家蒋英自己说:我是个死心眼的人


声乐家蒋英自己说:我是个死心眼的人

 
  ■赵世民

  我向她说明来意。蒋英笑了,很慈祥:“我没有什么好写的。”她让儿子永刚给我们沏上茶,请我们吃月饼。

  “最重要的是爱”

  我问:“蒋老师,回顾您这60多年的艺术追求,从中国到德国、瑞士又到中国,再经美国最后回到中国,历经坎坷,是什么支持您老到今天?”

  蒋英说:“看来最重要的是爱了。”

  蒋英自小受其父蒋百里影响,爱西洋古典音乐;同时攻读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受过良好教育。

  蒋英那时每天排得满满当当:练声、练琴、作理论作业、学语言,到了晚上,还要去音乐厅、歌剧院观摩演出。

  蒋英说:“真恨不得一天是30小时40小时,如果对音乐没有奋不顾身的爱,我想那段日子我根本坚持不下来。那时候我像掉进了音乐海洋里,有吞不完的好东西。”

  二战结束后,蒋英学成回到上海,在兰心大剧院开首场独唱音乐会,轰动了上海。当时的报纸评论道:“她卓越的歌唱艺术,加强了记者对中国艺坛感到必将吐射光华的信念,中国人一样有优越的艺术天才,良好的资质和聪敏的头脑。在正确的指导下,能努力苦干,仔细琢磨的话,那将来在世界乐坛上,吐射着原子式的灿烂光芒也是意料中的事。”

  这段预言,40多年后,经由蒋英的学生们,如傅海静、姜咏、祝爱兰、赵登峰、多吉次仁等多次获国际声乐大奖得以实现。

  “嫁给钱学森是好故事”

  我问:“您和钱学森共同生活了50多年。你们俩一个搞科学,一个搞艺术,是怎么认识并走到一起来的呢?”

  蒋英笑了:“这可是一个好故事。”

  蒋英说:“钱学森父亲和我父亲是同学,他们都是秀才,考取进士后,都到日本留学。他父亲学教育,我父亲学军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他父亲和我父亲回国后,都在北京工作,两家常有来往。钱学森是他们家的独子,我们蒋家有5个女儿。钱学森妈妈非常羡慕我们家热热闹闹,非要跟我妈要一个女儿。我妈当时倒挺大方,说:那你挑一个吧!他妈挑了老三,就是我。”

  我说:“是开玩笑吧?”

  蒋英说:“不,是正式的,我正式过继给了钱家,请了几桌客,从小跟我的奶妈也过来了。我名字也改了,叫钱学英。那时候我5岁,而钱学森已经10多岁了,跟我玩不到一块。我记得他会吹口琴,我也想吹,他不给我吹,我就闹。他爸问怎么回事,我说大哥哥欺负我。他爸就带我到东安市场买了把口琴给我。”

  我说:“没准这口琴还是你的音乐启蒙呢。钱学森说你用音乐帮助了他,要寻根,你的音乐之路还是钱学森引的。”

  蒋英说:“过一阵,我爸爸妈妈醒过来了,觉得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来。再说,我自己在他们家也觉得闷,我们家多热闹哇,5个姐妹在一块多开心呀。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后来我管钱学森父母叫干爹干妈,管钱学森叫干哥。后来他去美国,我去德国,关系就断了。”

  我问:“看来你俩结合是双方家长的意思啦!”

  蒋英说:“我父亲倒是有些想法。他到美国考察还专门到钱学森就读的学校,把我的照片给他。因为多年不见,也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到36岁他都没交女朋友。那时候他父亲每周都送些杭州小吃,钱学森不懂得送东西。后来他来我们家玩,好多人让我们给他介绍女朋友。我和妹妹真给他介绍了一个。他不好意思看我们给介绍的姑娘,但他看我倒挺大方,我感觉不对劲。后来他老来我们家,说是看蒋伯母,看老三,就这么一句话。他不懂怎么追姑娘,也不知送点鲜花这一类的东西。”

  我问:“你们俩之间谁先挑明的?”

  蒋英说:“是他。他说:你跟我去美国吧!我说: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他反复就那一句话:不行,现在就走。没说几次,我就投降了。我妹妹知道后对我说:姐,你真嫁他,你不会幸福的。

  我问:“您当时怎么想?”

  蒋英说:“我从心里佩服他。他那时才36岁,已是正教授,学问做得好,很多人都敬仰他。我当时以为有学问的人是好人。”

  “死心眼帮了我大忙”

  我问:“您说您从艺60多年最重要的是爱,除了这一点,促使您成功还有什么?”

  蒋英说:“那就是死心眼,这是我从德国那学来的。干什么事情,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尽全力干好!记得我刚回国,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节目演完,周总理走来,说唱得好,但是我听不懂呀。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琢磨这句话,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含义:用外文唱外国歌,有多少人能听得懂呢?从那以后我下决心学中国作品,起初我认为这事难不倒我;但实践证明,我不懂汉语的四声,不懂诗词音韵,更别说表现作品风格了。死心眼帮了我大忙,我拜老艺人为师,学京韵大鼓、单弦、京剧、昆曲,后来我敢在舞台上唱中国作品了。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山西阳泉为煤矿工人演出,舞台是露天的,没扩音设备,我踏着‘咔吱’作响的木板奔向台口,台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工人演出,山丘土坡上站满了人群。那天只有三分明月,我看不清观众的表情,但能感到台下沸腾的气氛。当我的歌声刚落,一股热流从台下向我冲来,我只有再三地、深深地向劳动人民鞠躬,来遮掩我的眼泪和跳动的心。”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4月0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