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末，我去了趟湖南郴州嘉禾。本是不想去的，一则过去意义不大，二则假期较少，家里外婆身体不好，顾此失彼，所以不想轻易请假。但我表舅不顾这些，只一味的喊我过去。他还打电话到我外公那里，说可能是这两年逢年过节没走动，我有些不讲亲情了。意思相当于向大领导打报告：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认不倒。

　　我那舅舅，是我外婆的姨侄儿，即我外婆的妹妹的长子。当然，昨天，我知道了他的一个新身份——水果男孩朱鸿磊的大伯。他在嘉禾黄牛岭煤矿井下受伤了，小腿骨折，矿上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包工头只承认拿给他2000元。黄牛岭虽属于湘煤集团，但实际由私人承包，只缴纳管理费而已。我找湖南国资的企业领导联系处处长，她表示我与她不熟悉，只能提供一些渠道。后来我致电该矿书记李，该矿上即到劳动部门去报工伤，但已过了60天的期限，劳动部门不予办理。于是包工头开始承诺赔偿1万元。我询问我表舅，他的伤其实并不重。我认为，这属于小事故，有些关系也不值得动用，我过去也没多大必要。

之前我舅给我电话，他说我又不会说啥子，看你能帮我不，如果你都不能帮我，我就只有跛着脚回家去了。后来矿上承诺赔偿多一点儿后，他大抵是受人蛊惑，期待着能陪更多钱，因此催促我无论如何过去一趟。碍于情面，我25号请了假，在26号抵达嘉禾汽车站，遇到了来接我的舅舅。已有好多年不见，他有些不认识我。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大有改变。我小时经常去文昌沟拜年，我那二姑婆（外婆的妹妹）对我们很好，去了很热情，炒的腊肉实在是香得很。他们家的门上挂着一把古董似的锁，猪圈角有一棵枣树，地坝种了洋丝瓜，坎下的院里，还有梨树，柑子树等。印象中的表舅，五大三粗，他拿起地上的手墩（石锁），举起来，顶在楼桴上，说：外甥，你看！眼前的大舅，已不复那个形象。有些瘦，面色不好，还跛着腿。我们去车站旁边的小吃店，叫了一个炒猪肝，炒红薯叶。他去隔壁的店里给我买了包白沙，还叫了个啤酒，我们喝着，他告诉我，脚其实已经痊愈了，只是故意装着有点跛的样子，好让老板多拿点儿。

　　吃完饭，在门口打摩的，一个司机说20，另一个司机说15，我舅说，坐长安车一个人才5元。那司机没说话，我舅试探着说13，那司机依然坚持15，我舅说，走！车子行驶在湘南的土地上，道路两旁绿油油的，只是过田心乡时，各种车子乱停乱放，甚至有挖掘机也胡乱停着，很考验人的驾驶水准。过了矿上的宿舍区，再往上，几家小店，店里很多人在玩牌，或喝酒。矿区则在岔路口往右，我舅租的民房，在路口往上。进屋时，知道舅妈已非原配，前任大抵是嫌我舅家穷，跑球了。现任舅妈就是文昌沟的，带着几个孩子，嫁给了他。

聊了下情况，休息了下，表舅的一个堂兄过来，他是矿上的技术员，说了一阵，煤矿有几个包工头，煤矿也将相应的安全责任承包给了包工头，所以煤矿上不认，包工头是彭水联合人，原来只承认2000，现在承认一万。表舅另外也请了人过来，正在路上，次日即能抵达，帮他找煤矿谈判，希望煤矿能赔偿多一点。

     我和舅去找了下他堂兄引荐的该矿安全负责人，人挺好，对我们挺实诚，虽是高管，却向着弱者。

晚饭时，又上来一个中年妇女，说起来也有亲戚关系……照老家的辈分，要喊姑婆，她丈夫在几个煤矿辗转打工，患上了吸尘病，正打官司。她则带着几个孩子，租住在一个小屋里，在附近的池塘里养了些鸭子，等着官司的结果和煤矿的赔偿。

     吃饭间，自然谈到安全问题，煤矿是个高危行业，入井三分险。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在黑暗的地方做着艰辛的体力活。在下面，有瓦斯的井，自然是百分百不能带烟下去，也不能带酒，在井里得全神贯注，当然，也有人将啤酒装在水壶里偷偷待下去。就在6月23号，附近的田心 矿死了三个人，官方报道是三个人，据说其实是死了6个，煤矿为了掩盖真相，喊了三个演员下去，装作安然无恙的上来。在黄牛岭也有出事的，表舅的堂兄朱某说，那次矿上让他下去把人弄上来，接应的人又没来，他一个人坐在尸体旁边等待，压抑的井道，以及身边冰冷的血腥的尸体，让他恐怖不已，只有一个手机陪伴，他将手机音量调到最大，一首《月亮之上》让他感到还有东西陪伴……谈及一个工人出事，表舅妈插嘴说，哪个叫他头天晚上去嘉禾了，第二天精力不集中。嘉禾是附近的县城，县城里有灯红酒绿的地方，这些诱惑，足以让疲累的煤矿工人们放松警惕……

     吃饭间，一个校友(连湖中学的校友），长我几岁，听说我在黄牛岭，骑着摩托过来，在路上还摔了两下，走进屋时，满手和裤腿的稀泥巴。他在附近找了个老婆，境况还可以。晚上就去他在煤矿生活区租住的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从宿舍出来时，几个女人在那坐着，校友就给我讲，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就是新闻“郴州矿友曝矿主掩盖事故：炸巷道井下藏尸”的女主角，煤矿虽然赔了几十万，但她老公的尸体却没有下落。

  27日早上，去找该矿老总雷，但推到人力资源部和包工头处。中午时，我吃完饭在午休，忽然又人拍醒了我，第一眼，没有认出来，说是我老同学，我楞了两秒，想起是小学六年级和初中的同班同学栋源。栋源成绩好，数学也好，打乒乓球更是学校里的前几名。可是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如今没想到十多年后异地重逢，都很兴奋，坐起来摆龙门阵。他说已结婚，生了两个娃儿，在煤矿，收入也还可以。一般而言，在煤矿，每月拿5000到7000之间，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有一定危险，去年也承包了一小部分，但收效不大。

我们聊到了很多老同学，大多都十数年不见，有的甚至想不起名字，想不起相貌。我提到了一个小兄弟，叫徐胜利。栋源说，他已经死了。我大吃一惊，问怎么死的。栋源说是在黔江被车撞死的。不由有些感伤。我说，我和他关系好。栋源说，但是他有些小偷小摸的习惯。我说我不知道。我想起了那个瘦小的兄弟，在读初中时，我曾去他家帮忙插秧。他母亲去世很早，他后妈是一个智商有问题的哑巴。姐姐16岁左右就出嫁到了荞地村。家里还有父亲和一个婆婆。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大抵就是来形容这样的家庭的。去插秧时，他们家里吃的肉，有人说是死猪肉，即不是自己家养的，可能是被抛弃在山沟里的病猪。有次周末我去他家，周日傍晚去学校时，他们家里已经没有米给他带到学校了。他婆婆说：胜利，带红苕去得行不啊？……在这样环境成长的孩子，小偷小摸，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都熬过了那么艰难的岁月，基本已经成人的兄弟，人世间还有很多美好，你知道么？或许，走了也好罢……

下午，表舅请的两个人亦到了矿上。一个是他的岳父，一个是我的干舅舅，外公的义子。外公的义子姓周，利川文斗长顺人，曾在仕途前景可观，但造化弄人，现在经商。周舅口才极好，思维缜密，又熟悉法律，对安全事故的索赔处理有数次成功案例。周舅在幼儿时期即认我外公为义父，是以情感极深，我与舅也是无话不谈，没有代沟，也没有隔阂。

当天给包工头打电话，包工头称在嘉禾有事，回不来。

晚上同眠，聊了很多，也商讨了次日的一些思路和策略。

28日晨我们去找该矿人力资源部部长，那家伙满脸横肉，从当地财政局局长位置退下后，到煤矿去搞点儿事。开始时不讲理，说话修养一般。后来态度稍好，但他声称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如果要让煤矿赔偿，则需要进行伤残鉴定后的裁决。所以，如需私了，我们只得去找包工头谈，包工头是老乡，联合人，虽然身为同乡，但一说到关键问题，说到赔偿数额问题，则坚持在原来所说的1万元。

由于我与周舅时间成本有限，亦不可能呆在湖南陪同他自己去进行工伤认定，再做伤残鉴定。其次，表舅识字有限，对于法律更是不懂，就算填一些相应的申请表格，估计都会大费周章。再则，从他自己的感觉来讲，脚已痊愈，稍微修养，即可另谋差事。另外，就算进行工伤认定，再进行伤残鉴定，其等级及赔偿是否到位，时间长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因此，我们选择了与包工头私了的渠道，这算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29日晨，我联系了下新华湖南分社的记者谭，因为我看他是报道新近附近矿难的记者，就找北京俞美女打听了他电话。但他说，这种事情太小，他不好出面。

10点过，我们再度与包工头谈，此人虽然在矿上赚钱不少，但他说，有些钱该给就给，不该给的就不给。就算是在赌桌上输掉十万八万，他不后悔，但没道理的多给人一分，也不愿意。后来总算是有所妥协，承认多拿一部分，算作为几位过去奔波的人出点路费。

由于单位2号要去河南焦作安阳等地，所以我急着回京，基本谈妥，周舅已能掌控局面，虽是妥协，倒也能差强人意。于是，包工头驾车送我到嘉禾，下车时扔给我几百块钱，说是路费，我扔在了后座上，以保持装逼的严谨性。下车他给我买了到郴州的票，然后留了电话。吹了会牛，我聊到了联合他的老乡，比湖南国资一把手还高，他则说他在其他方面的投资，比如五矿在湖南有色的一些业务，他说，你不晓得，赚起钱来吓得死人……

郴州比较脏乱，没我想象中的美好。我买了票，在火车上的时候，接到那校友的电话，说怎么走了，还说一块到嘉禾请你好好玩的啊。

我自然也有各种借口推脱。挂了电话，回想这几天，井下虽然没下去，但是可以想象。黄牛岭并没有黄牛，有一座葱郁的柔软的山。夜晚，在山坡往东南方向看，远处的天空被嘉禾县城照得暗红，那里，是矿工们的天堂，矿主们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