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斗士方舟子遇袭案本周二宣布告破，主要犯罪嫌疑人正是方舟子打假的对象肖传国教授。这个新闻使我内心一下子形成两个判断：其一，肖传国雇凶伤人恰好反证其学术造假。其二，最终雇凶伤人的法律越轨之恶，从一开始就深藏在学术造假的道德越轨之恶中。

　　　但两个判断其实都缺乏事实和逻辑的支持。后一个判断，正属于典型的“滑坡谬误”，即一旦越过某个界限，事物就不可逆转地向着更为恶化的方向发展，既没有止境，也无须需论证。

　　即使按照本周四晚上央视“新闻1+1”节目的标题《抄论文”为何变成“抄家伙”》所暗示出的“恶的发展路径”，这个孤例仍然不能证明“抄论文”普遍地具有发展为“抄家伙”的恶性潜能，尽管我们在头脑中很容易地把两者联系起来。有评论认为，“肖传国倒下了，关于他的真假之争，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其实，雇凶伤人在逻辑上并不能推出学术造假。

　　人们如果眼睁睁看到一种内心确认的关联而不能说出来，确实有点“憋气”。但如果不同领域、不同恶性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仅在头脑中就可以推定的话，那么，我们还会对具体事实有所依赖吗？

　　菲律宾于本周一公布了香港游客遭劫杀事件的调查报告。其中，马尼拉市81岁高龄的市长阿尔弗雷多•林被控三项重大失误或过错，面临起诉。这位自感无辜的市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拍着桌子对媒体说：“谁会为你们而牺牲？是警察！只有警察才会为你们而死。而你们现在这样指责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呢？不要看轻他们！”

　　这使我想起了1898年当著名法国作家左拉控告军方制造“德雷福斯冤案”时，一位将军在法庭上激动地说：“有人控告了7位将军，其中有好几位是在战场上流过血的，当他们流血的时候不知道控告他们的人在干什么呢？”

　　我还想起了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方的一些高官试图用在在战场上死亡、负伤的军人的名义来抵挡国内对战争本身的批评，仿佛这些来自后方的批评亵渎了前方美国儿女的鲜血。

　　这些都是典型的“诉诸情感的谬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相关谬误”。即它们所诉诸的对象——人们的情感反应，与有待确认的事实和责任毫无关系。

　　一周都在焦虑之中的中国人，终于在周六等到了被日本扣押的中国船长获释回国的消息。这可以理解为中国政府上周日警告的“强烈反强制措施”产生的效果。也有报道提到美国在其间产生的影响。

　　那么一周间，什么事与“强烈反强制措施”有关呢？除了此前中国单方面开发春晓油气田的强硬态度和中国高官拒见日方高官的委婉态度之外，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本周委婉表示：理解近期中国公民和企业放弃赴日旅游。而其背景则是：中国已成为日本海外市场中同比增幅最大的客源地。国家安全机关对4名擅自进入我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非法录像的日本人依法采取措施。但日本政府自己就断然否定了此事与中国船长被扣的关联，宁愿视为偶然事件。而本周四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消息称中国已开始禁止稀土出口日本，也在此后被中国商务部官员否定。

　　不过，稀土确实敏感。这种被称为“现代工业维生维”，对高科技产业尤为重要的资源，据说中国储量达到世界的90%。但今年8月的稀土产业论坛上，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稀土的储量只占全球的30％左右，而生产供应量却约占全球95％，长期下去难以持续。从上周《中国经济周刊》的一篇报道中，也可见看出中国恐怕应控制稀土出口量。在这个背景下，外媒的敏感可以理解。这种敏感也许恰恰反映出：某些战略资源，真的可以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反制措施”。

 　　不谈兵戎相见，当代国家之间相互制约的空间，其实正好藏在相互依存的空间之内。考虑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双方利益已连成一体，有些传统手段并不适用，比如本周著名外交家吴健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访中否定掉的“抵制日货”。这样，一方可以绝对制约对方的空间，也许并不大。双方出牌，不管最后谁还有牌留在手里，结果总是敌意增加，信任受损。从日本朝野对“提前”放人的批评声中，不难体会中国“反制”的成功；也不难体会日本政府内外权衡空间的有限。可谓好抓不好放。国家间的对抗不可轻启。

　　在钓鱼岛主权争议背景下的船长被扣事件，就是国家之间不应当轻启的对抗。日本方面所谓“政治不能干预司法”之说，只是试图遮蔽这个事实的巧言托词。日本那霸地方检察厅释放的理由是：“考虑到了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以及今后的日中关系”，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司法语言。让司法出面来达到政治意图，结果只能是使司法丢失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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