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议员挑战人民币的理由是，中国操纵汇率夺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让人民币升值就能挽回美国就业。而实际情况却证明了该说辞的牵强：2005-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逐步升值，但美国工人的失业仍在增加。

凭如此牵强的说辞就能让人民币汇率问题挤进中美政府高层议事日程，这与美国工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密不可分。

“是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并推动了政府与国会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何兴强博士指出。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将市场资源转变为政治活动的机制。对某个问题有着更高关注的利益集团能够在该问题上付出更多资源，也更可能在该问题上持极端观点。

这样做的后果是，在某些问题上有着极端重要利益的少数能够与一个冷漠的大多数匹敌。

比如，人民币升值可能惠及美国1300万工会成员，但却会伤害美国3亿消费者的利益，后者俨然是“冷漠的大多数”，并未参与这场汇率博弈。

“这使美国工会能够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在全国形成必须让人民币升值以解救美国制造业的舆论。”何兴强指出，“以至于许多在中国获利颇丰的美国公司都不敢声张，生怕背上摧毁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罪名。”

联盟游说的手段多种多样，公开信只是其中之一。

布鲁告诉记者，他们还起草了众议院的《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提案）》，布鲁甚至直接将该法案称为“我们的法案”。

游说并不一定要推销己方立场，传播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游说途径。该组织编辑一份货币新闻电子周刊，广泛收集美、中两国媒体对汇率的报道。这份周刊的收件人包括美国国会每一个办公室、美国财政部官员和中外媒体。布鲁说，“这份周刊是我们影响决策层的途径之一。”

更强大的游说是通过会员企业拜会国会完成的，企业家与议员见面一般提出四五项要求甚至更多。“这些企业关系到选区发展，他们对议员的影响比我要大得多。”布鲁说。

由于组织松散，布鲁不能说出2月以来到华盛顿游说汇率政策的准确成员人数，但他和美国劳联-产联高级官员波尔（Bob Baugh）都指出，人数在百人以上。

“美国工会最擅长这种草根游说。”何兴强解释，“会员人数成了工会游说的最大政治资源，每人都代表了一张政治选票。”

据布鲁透露，联盟的工会会员加起来数量过百万，而与联盟关系密切的劳联－产联有1300万名会员。

美国的游说力量固然强大，但只是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不少学者认为，利益集团只在政策制定的早期有影响力，后期进入实际决策就无从发挥作用了。

“进入决策阶段，还有更多重要因素，比如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于决策者而言，国内和国际因素都要考虑。”何兴强说。

目前，连布鲁本人也不认为美国财政部长会在4月15日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建议中国在4月14日晚间调整汇率，4月15日美国财政部就可以在报告中说，介于最新发生的情况，我们不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布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