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尘肺工人为证明患职业病坚持开胸验肺

《东方今报》记者：申子仲

    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为寻求真相，28岁的他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穿了谎言。

单位私扣“尘肺”复查通知

　　7月6日，在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病房，记者见到了病床上的张海超，说起自己的遭遇，他不禁泪流满面。

　　张海超是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2004年6月，他到新密曲梁乡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振东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2007年下半年，他感到身体不适，主要表现为胸闷、咳嗽，他也没太在意，一直当做感冒来治，但效果不好。

　　2007年10月，张海超从振东公司离职不久，又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检查，医生怀疑他是肺结核，但不能确诊。此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张海超先后去过郑州市二院、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数家医院检查，医生们都给出了一致的结论:职业病——尘肺。

　　这个不幸的消息让张海超回忆起了2007年1月单位曾在新密市卫生防疫站为职工做过体检，还拍了胸片。“今年1月6日，我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防疫站说2007年拍胸片时就发现我的肺有问题，并通知单位让我去复查，但单位并没有通知我。”张海超说，他又找到单位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

　　对此，新密市卫生防疫站耿站长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职工体检是受企业委托，检查结果也只对单位，不对个人。

郑州市职防所鉴定为“肺结核”

　　据了解，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譬如，组织机构代码、职工工作时间、从事工种等。

　　　由于振东公司单方不配合，张海超无法到职防所进行鉴定，而其他综合类医院又无权对职业病进行鉴定，无奈，张海超于今年2月7日到新密市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直到今年5月，新密市信访局终于表态，由郑州市职防所为我的病情进行鉴定。”张海超说，5月25日，郑州市职防所出具了诊断证明，让他震惊的是，鉴定结果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给出的意见是:进行肺结核诊治，建议到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

铁了心“开胸验肺”弄清病情

　　“这个结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郑州和北京的各大医院都认定我是尘肺。”张海超说，“而且就在去郑州市职防所正式鉴定前，我曾拿着胸片找那里的工作人员，当时他们看后也说是尘肺。你说这是不是有人捣鬼？”

　　张海超决定“开胸验肺”，弄清自己的病情。6月1日，张海超来到郑大一附院门诊，6月9日住院，6月22日不顾医生劝阻，他铁了心要开胸。“当时郑大一附院的医生劝我说，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从技术上讲，职防所也不可能做出这么低级的误诊。你为啥非开胸？这很危险。”张海超说，在他的一再要求下，郑大一附院为他做了手术。

　　结果胸部一打开，医生就发现了他肺上的大量粉尘，肉眼可见。医生还为张海超做了肺部切片检验，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在郑大一附院出具的张海超的“出院诊断”中载明:“尘肺合并感染。”医嘱第1条就是:“职业病防治所进一步治疗。”

“职防”鉴定有空子可钻

　　自今年3月接到张海超的投诉，记者数次与振东公司联系未果。而在郑州市职防所鉴定张海超为“肺结核”的诊断证明中，有三个人的签名，其中王晓光为医技科主任。

7月7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王晓光，王说给张海超做鉴定的不是他一个人，他们是从胸片上得出张海超患的是肺结核的结论，如果张海超认为是误诊，需要提供切片检验。而如何纠正这个“误诊”，不归他管。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当事人对市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不服的，可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然而经历了这么多，张海超已无力应付了。

　　近两年维权求医，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是债台高筑。为了省些医药费，张海超现在只好转院到县级医院，虽然他入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医院认为他是工伤，不在医保范围。“开胸后我找过新密市信访局，一位科长说，他们只认郑州市职防所的鉴定结论。振东公司是个大企业，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张海超说，在那个企业里，与他有相同遭遇的工友，绝不止他一个。

　　而对于张海超的遭遇，不少医生认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

另附: 

《开胸验肺》的最初和最后

申子仲

最初

●麻木

  去年3月份，郑州晚报社的熊堰秋记者给我说了张海超的维权经历，其中包括这样一个细节：张海超经常蹬着三轮车去新密市委上访。新密当地有领导接待日制度，算是老百姓喊冤有个途径。

上访、拆迁等等敏感现实问题，一直是媒体的“死穴”；而工伤、职业病，则是媒体的一个盲区，很少有人触及。当时我对职业病几乎也是一无所知，更无法理解病人的痛苦。

　　我大学毕业前在郑州市自动化控制设备厂干过三年工人，做过钳工，也做过电镀工和喷漆工，其中电镀和漆工都是有害工种，在当时都是大家挤破头想干的工种，因为有补助。我对职业病的认识就这么多的基础，还没有对艾滋病了解得多。换句话说，张海超的维权个例让我产生不了恐惧感，我没有写作的冲动。

　　张海超住在新密市刘寨镇，离市区很远，采访成本相对比较高。但我还是借其他采访顺便去了一次，当时看到张海超好胳膊好腿，我的主观判断仍没有太大变化。但不管怎样，我和海超算是建立了联系。

　　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我称之为“发展中关系”，也就是说，记者和采访对象相互重视的程度是随着新闻事件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后来有人问我，你是不是策划或者鼓励张海超做开胸手术，我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策划，也没有鼓励，这的确是海超走投无路自愿自发的，但是对他开胸验肺的举动，我确实也没有反对。因为记者的职业特性也决定了他特有的心里阴暗面，面对残酷的时候，有时候表现的比较麻木（你说这是理性也罢）。

●等待

　　三四月份，张海超主动打来四五次电话，说的内容几乎一样，每次到了最后他都泣不成声。

　　这哭声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我和熊堰秋专程赶到新密市中医院探视张海超，张海超当时在那买药，做简单治疗，我当时详细了解他的维权经历，并向医务人员了解职业病知识，包括我的一位亲戚，他是职业病防治医院的工作人员，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职业病和尘肺的厉害。这其实是一种不可治愈的内脏残疾，之所以让我们忽视，是脏器的残疾存在于肌体之内，凭目击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震撼。

　　社会锻炼人、制度也锻炼人，应该说职防制度把张海超造就成了一位很有维权意识的年轻人，采访张海超是一个轻松的过程，锲而不舍两年多上访使得他的维权意识，超乎常人的固执和清醒。

　　就在我们采访的同时，张海超也投诉到了电视台。

　　流媒体和纸媒不怎么冲突，电视台播出后反响不大。我试着写了一篇帮办维权稿子也没太大意义，我对熊堰秋说：“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职业病问题的严重，他们会把张海超的维权当成个人与企业之间普通的利益纠纷。没有大的矛盾冲突，缺少看点，这样的稿子即便发出来，也等于没发。”

　　事情到这里看似已经没戏了，期间张海超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每次在电话里都言辞激烈，但懂得新闻规律的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样的稿子，没什么分量，也泛不起水花。

●冲动

　　记者的本意是希望新闻事件本身有了吸引眼球的矛盾看点，可此时此刻的张海超不能理解。

　　现在回头看看，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新密市有关部门抵抗不住张的执着，今年5月终于表了态，给了张海超鉴定的机会。这对张海超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因此那一段他表现得很平静，也不怎么打扰我们，全心全力办他自己的事。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海超迎来了他维权经历的最黑暗、最低潮的时刻，他对鉴定结果不能接受。而人被逼到了绝路，往往会有两种抗议方式，一种是杀身成仁舍命一拼；一种是相信公正走法律途径。现实教育老百姓，这两种维权办法的成本都很高，而聪明的张恰恰找到了两种办法之间的一条捷径——“综合医院认定我是职业病，建议我去专业医院检查；现在专业医院认定我是肺结核，建议我去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吗，那好，我就再去一趟综合医院，如果检查出我还是职业病，我就告你去！”

　　出于这种心理，张海超到郑大一附院做了手术。当然，这个手术是微创手术，并不像“开胸验肺”四个字，乍一看来让人联想到的是血肉模糊，少儿不宜。

　　皮球又被踢了回去，我得知此信，当即目瞪口呆，不敢相信是真的。所以有时候我想，某些冠冕堂皇的制度是用来干什么的？好像其中有一个用处：就是玩人。

写作的冲动就这么来了。

 

发稿

●定题

　　于是我和熊堰秋开始系统查询相关资料，发现现行职防法规制度存在的漏洞——这就是怎么可能让企业来“自证其罪”？

　　结合相关的《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再结合涉及此事的各个机构的行为，便会发现职业病防治已经形成了一个悖论怪圈，相关的企业和机构可以“依法而违法”。

　　比如职防法的条文里，我粗略数数有60多个“应当” ，如用人单位应当怎样、职防机构应当怎样，但如果不做呢，好像也没啥，虽说按法律对不作为的企业和职防机构可以罚款，但如果企业根本就不和工人签署劳动合同，是不是还要先解决劳动法层面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7月6日，我和熊堰秋赶到新密市人民医院为张海超补拍了照片，就是见报的那张撩开衣服的，这天我和熊堰秋第一次碰稿。我们文章的落脚点，都是对现行职防制度的质疑。

　　最初，我们文中都还是直白地说“开胸手术”，起标题的时候，熊堰秋灵感突来，联想到新密市不久前曾发生过“开棺验尸”的新闻，他眼前一亮说：“这不就是‘开胸验肺’吗？”

●技巧

　　新闻是有技巧的，也是讲究艺术修辞的，只要不言过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可取的，无论是采访还是后期编辑，除了选题本身的号召力，新闻在加工生产过成中，都应该为更好地传播运用必要的手段。这不是哗众取宠，新闻采编业务上有个词叫“抢眼”，意在深化主题、形成传播亮点。

　　还有就是，这个稿子我们谁都不想发独家，但又不愿意让第三家参与，因为发独家，就意味着只有一家报社来承担这个责任，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现实中，每家报纸都在追求独家，而又不得不在政治影响上作出权衡、让步和妥协。

　　记者这个职业过去有个说法叫无冕之王，不少人觉得占领了话语权的制高点，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尤其是批评稿，表扬稿你多说十句，被表扬者也不找事，批评稿你多说一句，人家就找上门了。所以说，写批评稿，证据要拿十成，话要说八成。

　　我曾经跟河南媒体的“牛人”马云龙老师干过两年，北大毕业的马老师教育年轻记者，总爱说，记者应该有“责任意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而通过10多年的新闻从业，我想再加上一个前提，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饭碗。

饭碗没了，平台没了，一切想法也便无从谈起。

●独家

　　7月7日中午，我和熊堰秋第二次碰稿。担心稿子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消极影响，尽量删除了一些过激的言辞、感情色彩浓的也舍弃，尽量规避诸如信访、当地市委市政府一类的敏感部门。出于安全起见，部分没有原始录音的证言也“拿下”了，为突出重点，小熊把张海超的工友维权那部分文字也“忍痛割爱”了。

　　我和小熊商量好了，为了尽量减轻和分解刊发后可能会给报社和自身带来的压力，我和熊堰秋约定两家报社同时发稿。 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7月8日，我和熊堰秋分别向各自报社报了稿子。当日由于《郑州晚报》态度不明朗，我请求缓发获准。

　　7月9日，我报决定发稿。晚上8时我最后一次问熊堰秋“发不发？”，他说“我估计难！” 而按照同城媒体的竞争法则，我们报纸发过之后，他的稿子可能便再无出头之日。

　　很多时候，你会在报社一角，看到一帮子小记者红着眼睛兴奋地议论“发出来了！发出来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稿子能发出来，就是媒体人最大的胜利，最大的幸福。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开胸验肺给我带来的荣誉，我实在受之有愧，我也相信，在实际的采访中，像熊记者这种有良心的记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被毙掉的稿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默默接受着现实，看着自己视为生命的稿件被一篇又一片的枪毙，而没有气馁，还在坚守着自己的新闻理想，他们才是更值得我们尊敬的新闻人。

 

反思

●追求

　　去年8月，浙江新闻实践杂志社总编胡振跟我约稿谈开胸验肺，我在文中说：

　　反思“开胸验肺”事件，媒体的效力追求应当是就事论事的“扬善止恶”，而非以言废人的“扬善除恶”。所谓不破不立，舆论监督的终极诉求应当是建设性的，在对规章制度偏差予以修正的同时，还应当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前景走向进一步的光明。而这个问题，需要媒体内外更多人群的思考。

　　这就是我想说的批评报道的终极诉求，这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不愿意看到用革命式的办法解决问题，可同时，在现实中，我也会感到很迷茫，因为有时实在找不到好的处理办法。针对开胸验肺事件，媒体的评论很多，有的言辞激烈，比如有人对特事特办提出反对，认为特事特办本身就是不按法律办事，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这种看法，我保留意见，我认为在当前体制下，特事特办还是能起到一定效果的，当然方式方法需要改进和完善，我想如果没有特事特办，张海超事件更会充满变数，会是怎样一个结果，还真不好说。

　　有人说，张海超的维权，最终只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这话不错，但无论如何，总有一个人胜利了，为别人提供了一个维权的样板，尽管是一个高成本维权样板，换一句话说，张海超教育了一批人，他其实是在传承一种精神，这恰恰是媒体最应该关注和宣扬的。

　　正如胡适说的：追求个人的自由，就是追求民众的自由。

●疑问

　　开胸验肺事件告一段落之后，一直有一个疑问，一直也没揭开，这就是振东公司和职防所之间到底有没有勾结？我很努力想去求证，可惜，没有答案。或许，也但愿，职防医生的麻木更多来自自身的垄断性质造成的职业优越感，

　　而通过某些关系，事后我也了解到了许多内幕，郑州职防所为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可谓惨重的代价。事发后鉴定组织基本瘫痪，在去年七八月份，这个单位没忙别的，上上下下都是围着张海超事件转，大大小小所有人全部要接受询问，搞得人心惶惶。而用于接待上级检查和媒体的调查的招待费用迅速膨胀。

　　这就是传统的特事特办的另一个面，不是拿制度说事，而是拿人说事，刻意追求平息舆论，正是因为这样，媒体承担了超越自身职能的权利和责任，包括“媒体杀人”（张金柱事件就是个例子）的说法。这样下去，结局只能是社会更加无序、公信更加贬值和法律更加疲软。

　　但是涉及到体制、涉及到制度的改良，应该从哪里下手？

　　后来我又采访了一些企业和尘肺病人，发现社会转型期的工业社会，需要有一种概念做引导。为什么呢？因为穷。

●引导

　　农民工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产物，相对于疾病而言，贫穷显得更可怕；相对于健康而言，富裕更值得他们追求。而一些用人单位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他们不会和劳动者签订合同，用个两三年，一旦发现你有职业病的苗头，就把人解雇了，事后你在来找他，老板就翻脸不认帐了。

　　张海超事件后，全国各地确实查过一段，一些地区的一些矿场、石粉厂发现过群体性的尘肺患者，这些企业规模不大，污染很严重，但同时又是乡村工业经济的支柱。而工人们也是东家干了西家干，谁出的价高跟谁干，零工短工占相当比例，一旦病发不好划定责任，有的人临死仅索赔到几千元。张海超索赔成功以后，一些病人要求按照60万索赔，和政府、企业对着干，而索赔太多了企业也赔不起，老板急了就威胁政府“大不了我走人”。

　　这就是现状，触目惊心，大家可能看过《盲井》这部电影，很黑暗，也很人性。

而现实改良中，各方利益都要兼顾，这需要一个平稳的过度。在互联网众多的言论中，我比较欣赏这样一段文字——

　　广而言之，关于劳动者保护的各种制度，都需要改革。这些改革实有必要采取“亲劳动者”的态度。前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提出“亲商”口号，这可能是诸多劳动者保护措施形同虚设的根源。现在需要“拨乱反正”，让各方面制度的重心向劳动者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