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一、行为经济学的起源

行为研究是由来已久的,最初的行为研究显然与军事研究,政治、历史,特别是哲学及道德等等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人文科学,没有一个是可以离开人的心理的。因此,如同其它人文科学对人心理分析的依赖一样,经济学中对心理的分析也是早期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外因是心理学的逐渐成熟和新研究工具与技术的出现。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它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并为研究人类的各种经济行为提供来自自然科学的理论支持。

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代,他就已注意到了人类心理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1759,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展示了个体行为在心理学上的渊源,并且充满了对人类心理学的深度思考。在这本书中斯密认为,行为是由于激情和公平两者相互斗争的结果。激情包括由讥饿和性等带来的驱动,情绪如恐惧和生气,动机情绪如疼痛等。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处于激情的直接控制下,但是与此同时他会考虑其他人的情绪,会关注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在进行“监督”。这本书中许多关于人类心理的观点,目前都正在被证实,其中许多观点预示了当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不过,受心理学自身的发展所限(可视为社会存在的制约),斯密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深入下去。

除此之外一些对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巨大贡献的古典经济学家同样重视人的心理活动,并且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经济现象。代表性人物有众所周知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等。他们把欲望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人的欲望和如何满足欲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享乐心理所支配的人格欲望出发,去找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边沁最早提出“效用”的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的感觉,它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由此他也被称为“效用主义哲学家”(utilitarian philosopher)

在研究价格基础的问题上,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主义革命”是工业化以后经济学第一次大规模的将人的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欧根·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为代表的边际学派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们的全部理论。边际学派是第一次将整个经济学基础建立在心理因素的基础上的一批经济学家。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是分开的,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摆脱神学的束缚。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早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与渊源。众所周知,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科学。经济学的产生是始于人类为了更快、更多的获得物质财富的欲望与实践,而欲望的实现要通过人来实现。

1902年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出版了《经济心理学》(Economics Psychological)一书,此书标志着经济心理学的诞生。塔尔德在其书中观点强调:(1)强调经济现象的主观方面,提出了主观价值论的观点。货币在经济学家眼中是价值的标志,但是货币是与人的信仰、希望、思想、意志等主观方面的相联系的,不同的人对货币的主观价值是不一样的。(2)提出心理预期的观点。认为股票市场中证券价格的起落不同于气压计指数的上下波动,而是受股民预期的影响。1907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中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其中每一种都涉及企业家心理。1915年,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纲要》(A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中,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1930年,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利息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中对“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进行描述,他认为利用利率很难从整体上有效的对通货膨胀进行调节,并对与个体的自我控制、预测和习惯等相联系的储蓄行为进行了解释。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提出,随着经济繁荣和收入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预期利润率递减”以及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基本的心理规律,从而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并构建了其宏观经济模型。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得到平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此外,凯恩斯还提出了预期的短期和长期之说,并讨论了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很明显,凯恩斯是通过心理活动来理解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心理因素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二、行为经济学的萌芽时期

如果说前面所论述的仅仅只是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相关的思想渊源的话,那么20世纪50-60年代较为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努力系统地通过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比如微观个体决策和经济组织行为、宏观经济波动等,并且使得经济学心理学这门经济学的边缘门类得以成型,为日后现代经济学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心理学研究对经济领域的渗透,以及精神分析法和民意测验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经济心理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注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大批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到美国,从而使经济心理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从那时起,经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些学者们的推动下获得了第二次发展,这其中应属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高至伟。1951年,卡托纳在其著作《经济行为的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Behavior)中,严厉的批评了经济学研究者忽视经济学的行为基础这一问题。接着,卡托纳又于1960年发表了《强大的消费者》(The Powerful Consumer),1964年出版了《大众消费社会》(The Mass Consumption Society),对消费心理学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变动(通货膨胀或紧缩)和经济增长率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消费需求不再受制于惟一的收人因素,需求有“自由决定权”,受到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影响,而购买倾向则是顾客的动机、倾向和期望的反映。卡托纳在1952-1954年制定了“消费者感情指标”来衡量一个特定社会中消费者的态度、期望以及乐观或悲观的程度。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充分证实了卡托纳的主张:(1)消费者的感情因素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变化对于经济波动的冲击;(2)对消费者的意向、预期、欲望、态度和动机的测量预先说明了他们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变化,特别是预先知名了耐用品消费的重要变化。

这一时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行为经济学有过十分重要的贡献,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巨人。西蒙在他1951年《人的模型》( Model of Man)中用有限理性原理取代了传统的效用最大化。后来,这一思想又在1955年的《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理性抉择的行为模型》(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和1958年与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合作的《组织》Organizations一书中再次加以讨论。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行为理论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中,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为什么行为的整合能使人的行为成为有限理性呢?西蒙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行为的整合机制,并将其分为两类:一是持久机制。它是指注意力和行为一旦被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便趋向于在相当的时间内保持该方向的机制。从这种机制出发,西蒙后来提出了宏观决策是微观决策的积分的论断。二是引导机制。它是引导行为朝向某一方向的机制。西蒙认为主要是心理学问题,即个体的整合问题;人的行为不论多么简单,本质上都是有目的的。这两种机制导致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行为具有有限理性。

三、行为经济学的成长时期

如果说前面讨论的西蒙还仅仅是从主流经济学上对行为经济学作的一次思考,那么20世纪70年代就是行为经济学快速成长的时期了。20世纪70年代,受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以及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开创性研究的影响,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的行为决策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此演化为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博弈论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发现及其策略,从而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卡纳曼运用心理科学对传统经济学研究进行了大胆创新,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卡纳曼和特沃斯基就不确定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和评价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的研究总结在他们于1974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捷径与偏差》(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人大脑的逻辑,即心理推理,与数理逻辑具有可预知的、显著的区别。《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启发式捷径与偏差》一文认为现实的投资者有着各种认知的偏差、情感与意志的脆弱,在投资决策和资产定价时心理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该被公认为不确定条件下人类进行决策判断描述性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1979年,卡纳曼和特沃斯基在世界最顶尖的纯理论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发表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期望理论:风险情况下的决策分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决策理论的框架。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基础,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它假定程序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独立于判断和评价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纯粹是相应期望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不依赖对这些给定分布的描述。他们在文中对预期效用提出了疑问,并且提出一种与心理学原理相通的新理论以解释他们发现的对预期效用的违背。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是通过理性偏好的公理来演绎出推论,而期望理论采用了从实验观察进行描述和归纳的方法。期望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很好地说明人的决策行为。这一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行为金融理论的倡导者接受,用来解释风险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行为,特别是金融市场上涌现出的“异常现象”。同时,这一理论与其他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一起正在动摇传统金融理论的基础:理性人假说、期望效用理论、有效市场假说。

卡纳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不再单纯地仅用外界因素来解释人们复杂的决策行为,而是考虑他们决策时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行为经济学”流派。

四、行为经济学的繁荣时期

1981年,在卡托纳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经济心理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 PsychologyIAREP ),在荷兰出版了《经济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卡托纳在自己领导的安阿伯(Ann Arbor)实验室中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队伍,同时他还与其他经济心理学家保持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在卡托纳的推动下,经济心理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先是在欧洲,继而在世界各地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沿着卡纳曼和特沃斯基研究的方向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成果。如: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梅·斯德特曼(Stateman),谢夫瑞(Shefrin),德·庞特(De Bondt),爱德华兹(Edwards)等。爱德华兹以展望理论的发展为主轴进行相关的研究。希勒是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人类学的角度从事行为经济学研究。德·庞特和泰勒等主要是从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三个角度出发探索行为经济学与行为金融学。而谢夫瑞对传统理论与行为金融学的差异及以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作了学术性的探讨。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经济学研究会议上,论文多数都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解决经济学问题。该次会议的召开是行为经济学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事件。

20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投入了行为经济学研究这项工作。2001221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路易斯·尤奇特(Louis Uchitelle)的文章《一些经济学家把行为看作是关键》(Some Economists Call Behavior A Key。该文章宣布,1994年的春天可以确定性作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一面旗帜,行为经济学最终到来了。路易斯·尤奇特宣布1994年春季成为行为经济学到来的标志是因为这个时候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聘用了刚刚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博士毕业的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作经济学教授,当时他年仅27岁。莱布森是哈佛聘用的第一个作行为经济学家而培养的经济学教授。戏剧性的是,三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MIT聘用了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同样穆来纳森也是一位作行为经济学家来培养的学者,当时他仅24岁。

与此同时,大学校园的学生也开始表现出对行为经济学的浓厚兴趣。这时候,像哈佛、MIT、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加州理工、普林斯顿、伯克立分校等许多著名学府都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在顶级的经济系、商学院开设相关的主干课程,在权威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成为热点议题,众多优秀经济学家的投身和参与,这些足以表明行为经济学已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从这个时候起,行为经济学开始备受关注,行为经济学家也受到极高的荣誉。2001年美国经济联合会将两年一度的“克拉克奖(Clark Medal)”颁发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立分校的经济学教授马修斯·拉宾(Matthew Rabin),以表彰他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这是第一位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获得这一奖项。获得这一奖项的许多经济学家后来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有小诺贝尔奖之称。

2002109,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卡纳曼是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得奖。史密斯是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而得奖。这两位获奖者就是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至此,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地位被确立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发展时期,行为经济学步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行列,并代表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五、简评

新古典革命后期现代经济学形成的较长时期中曾忽略了心理学的作用,但应运而生的行为经学通过心理学与经济学的重新结合,恢复了经济学的本来面目。现代经济学因为行为经济学的存在是日益向现实回归了,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是在所难免的。事实上,许多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特性确实包含许多行为学方面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就是行为科学,而且经济学的发展确实能够从心理学原理和观点以及实验数据中明显获益。所以,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对过于简单雷同的基本行为假设进行重新审视,这就离不开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汇入主流,使得经济学研究更加具体现实、生动鲜活,更能体现出经济学的本质,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性,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行为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决策理论,并把该理论广泛运用到政治、法律和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行为公司金融学、行为组织经济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法律和经济学、行为福利经济学、行为财政学、行为公共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等等。总之,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顺应和有力地证实了由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这一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