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红旗乡任促农工作组组长,每天无所事事,白天在乡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有时也到各个村屯转转去。但是我既不能扶贫济困,也不能帮助联系贷款发展生产。因为我手中没有资金,我只管国有资产;当地县人民银行行长是由地区行派下去的,是结识多年的朋友,我们一家三口和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朋友。然而他不敢帮助我放贷,因为他的农民联系户他给放贷了,可是还贷期限已经过了半年了,那农民还没有还上银行贷款呢。
白天只好混日子,晚上想看看电视,可惜信号特别不好,荧屏上雪花飘飘,心思被搅得全无。乡上副科以上的干部家都住在县里,不回家的时候,晚上他们就打打麻将、偷偷去检查站搞各种收费活动。我来之后,他们从来不敢当着我面搞各种收费活动,因为那毕竟是非法的。听乡里人跟我说,乡里有一个站长,前些年趁着边防检查站还没有撤的时候,晚上经常拎着半桶河水对过往拉猪、牛、羊、鸡等牲畜家禽货车的司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防疫消毒,二百!”接着便用扫帚往牲畜或家禽身上掸水。那些外地司机望着那些佩枪执勤的武警心里有些发毛,再加上黑灯瞎火,人生地不熟,谁敢问个为什么要交二百元钱,只好忍气吞声认了。几年下来,那站长发了点坑民的小财。
那年我曾吓跑收税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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