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  林 七 贤 
           曹  旭  丁功谊  著

           中华书局2010年2月版

          　　 

               印数 1——8000册

 

 前    言

　　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有四个思想大爆

发、创造力大解放、哲学、美学、文学大发展、

人的精神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提升的特殊的

——春秋战国——魏晋——晚明——五四时期。

　　魏晋之际，由于思想的发展、佛教的传入、

社会的动乱，不少文士都卷入曹魏和司马氏的权

力斗争旋涡之中惨遭杀戮，一时腥风血雨弥漫于

朝野上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远离纷争、保

全自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一批

名士，他们放浪形骸、任诞不羁，遨游于山水之

间，酣饮于林泉之下，或清谈吟咏，或弹琴长啸，

以潇洒的风貌显示了对自由与超越的向往，这就

是“竹林七贤”——魏晋时期思想、哲学、美学、文学、形而上精神的代表。

　　七贤的称名和交游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陈寿的《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说：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

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此后便是晋宋之际刘义庆《世说新语》保存的材料。《世说新语·任诞》说：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

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比陈寿晚出生一百七十年的刘义庆的记载，游于竹林的人数没有变化，人员组成也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有了阮籍、嵇康和山涛的中心，并正式称为“竹林七贤”。

然后就到了唐代宰相房玄龄等人编纂的《晋书》。《晋书·嵇康传》说：

 

   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

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

也。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诸人。

其核心人物是嵇康、阮籍和山涛：“（山）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尝与阮籍、嵇康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群子屯蹇于世，涛独保浩然之度。”（《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

　　次则向秀：“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向秀《思旧赋序》）“秀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资。”（《太平御览》四百九引）

　　再次则刘伶：“（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晋书·刘伶传》）

则阮咸：“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之士讥其所为。”（《晋书·阮咸传》）

　　则王戎：“（王）戎年十五，随父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每适浑，俄倾辙在戎室，久之乃谓浑：“浚冲清尚，非卿伦也。”（《世说新语·简傲》注引）“初，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辙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世说新语·简傲》注引）“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为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

　　其实，参与交游并不止七位，此外还有吕安、嵇喜等人。甚至从嵇康的又一封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可知，嵇康和害死吕安，也害死自己的吕巽关系也不错：“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但吕巽不可能入竹林是因为毕竟他们“出处殊途”。吕安似乎是最应该入“七贤”之列的：“（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而吕安未入“七贤”之数，也许是其名望稍逊之故。

　　钟会怀着目的、也怀着好奇想来看一看，当然不可能，因为钟会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嵇康非常友爱的哥哥嵇喜等均未被接纳同游，由此可知，高超脱俗、谈得投机是最重要的。其实，嵇喜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晋书·嵇康传》中就说他“有当世才”，但不为清流所重，阮籍就曾经不顾嵇康的面子对他翻青白眼。据《晋百官名》说：“阮籍遭丧，（嵇喜）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悦而退”（《世说新语·简傲》注引）。干宝《晋纪》：“安尝从康，或遇其行，康兄拭席而待之，弗顾”（《世说新语·简傲》注引）。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七”是一个神秘的“模式数字”，这正如枚乘的《七发》、东方朔的《七谏》、傅毅的《七激》、王粲的《七释》、曹植的《七启》、张衡的《七辩》，以及《七哀诗》、《七步诗》等等；以文学团体论，除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外，还有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吴中七子、岭南七子、古文七家等等。神秘的“模式数字”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整体和特定的含义。就像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不可能超过五十篇、钟嵘《诗品》的上品人数不可能超过十二人一样。

　　总之，七贤的名额没有再扩大。甚至，已入“七贤”之列的，日后倘被认为入俗，亦将受到冷遇，甚至排斥。例如，阮籍一度对王戎甚为赏识，赞其“清尚”，后见“王戎未能超俗”（《世说新语·排调》注引《魏氏春秋》），便当着嵇康、山涛、刘伶诸人的面斥责其“俗物已复来败人意！”又，嵇康与山涛交情甚笃，一旦涛荐康自代，康便与之绝交。

    竹林之游的地点一般认为即《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所说的嵇康寓居的“河内山阳县”。向秀、吕安也曾在此灌园，诸贤游宴、清谈，也要吃饭，这里可以提供酒食之资。《水经注》卷九谓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句下注云：“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又《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述征记》云：“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但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却认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东晋有‘衮州八俊，盖拟古之八俊’（《晋书》四九《羊曼传》）。衮州为地名，‘竹林’则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聊备一说。其实，“竹林”，通指一般的林泉，有山、有水、有树，抑或有竹而已。

　　关于竹林相聚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后人考订异说颇多。但认为在正始嘉平年间者居多，因为嵇康死在景元三年（262），其时王戎已经三十三岁。而王戎十五岁的时候，曾随父亲王浑在郎舍，“阮籍见而说焉。”（《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阳秋》）而“（王戎）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但是，七贤相互之间相识相交非始于一时一地，王戎亦非其成员的核心，现在进一步的说法是嵇康、阮籍、山涛三位主要成员结交的时间大致在公元255 年前后，并将其视为竹林之游之始。至于竹林之游结束的时间大致是“嵇生夭，阮生亡”的公元263年前后，此时山涛已明显地站在司马氏一边；向秀也失图改节，应了岁举，做了司马氏的官；王戎和阮咸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概经历了八年时间的竹林之游也随之散伙。

　　社会要追捕他们，在思想甚至在肉体上要棒杀他们，他们无处躲避，就躲避到山林里来，志同道合地谈一些俗人听不懂、也没有耐心听下去的玄之又玄的话以标榜清高。同时，用最极端的方法去报复他们所憎恨的社会，用超越常情、常理的举动去蹂躏教条、蔑视礼法、同时蹂躏、蔑视了自己；用展示了自身丑陋的方法展示社会的丑陋，虽然他们比谁都更爱惜自己。

　　由此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便是任诞傲世，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魏氏春秋》）嵇康“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传》）向秀“放逸迈俗”（《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山涛“介然不群”（《晋书·山涛传》），刘伶“肆意放荡”（《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阮咸“任达不拘”（《世说新语·赏誉》注引《名士传》），王戎“任率不修威仪”（《晋书·王戎传》）。

　　最极端的例子如：阮籍遇穷途辄恸哭而返；嵇康临东市而弹琴；刘伶携酒车上插铁锹以游，说：“死便埋我”；阮咸立竿挂短裤于庭，称“未能免俗”；向秀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王戎丧子而深悲，痛言“情之所钟”。

社会扭曲，他们也扭曲，但是在生活上，在教导他们的孩子方面，他们清醒得很、严肃得很、正规得很。阮籍的儿子阮浑长大了，风采、气度都像他爸爸，于是也想学老爸的样子放达放达，到林子里去逛逛，阮籍马上制止了他，并且拿出父亲的严肃来，说，仲容（阮咸）已经入我们这一流了，你不能这样做了。对儿子，才是他们最真心的。所以，他们的孩子一般都培养得很好：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

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

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时。”（《世

说新语·赏誉》）

 

　　与任诞不羁相相随而来的便是饮酒游宴，酒既是他们藉以超越现实的羽翼，也是他们用来韬晦避祸的烟幕。以前的人，从来没有像七贤这样极端地喜欢喝酒，曹操没有，孔融也没有，经常聚集在一起公宴的“三曹”和“建安七子”也没有他们喝得多；可以说，没有一个文学团体或政治团体的酒量有他们大，没有一个团体的人会和猪一起喝酒，也没有一个团体的人会一醉两个月；没有一个团体的成员会一面喝酒，一面驾车，带一把铁锹，在哪里醉死了，就在那里埋掉。

　　沈约曾经写过一篇《七贤论》，对“七贤”嗜酒有一段透彻的论述：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忘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貌挺特，荫映于天

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锄胜己，靡或有遗。

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

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途

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途。

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形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

世，仅然后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

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

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公二公，悦风而

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彼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

矣。”（全梁文卷二十九）

 

    能谈玄、能说理、能写作，也是竹林名士们的特点。阮籍“能属文，初不留思。”（《晋书》本传）有《乐论》、《通易论》、《达庄论》、《通老论》、《大人先生传》等论著传世。嵇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撰上古以来高士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晋书》本传）又作《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篇。向秀“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刘伶未尝措意于文章，然亦有《酒德颂》传世，一篇可抵别人一百篇。

七贤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东晋孙盛《晋阳秋》说他们“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直到今天，仍然在思想、美学、文学上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竹林七贤”在文化上的意义，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美学。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从来没有人把审美放在生命之前。嵇康临刑，要求把他的琴拿来，他要在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弹一弹琴，临死前不是吝惜生命，而是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一种音乐的审美、一种美妙乐曲的流传到此为止了，这是令人伤心的事。陆机临刑前仰天长叹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也是继承这种音乐的审美，表达自己的生命哲学。

在文学上，他们继“三曹七子”以后，又创造了诗学新的辉煌。

　　在总结诗歌史的钟嵘《诗品》里，“建安七子”有刘桢和王粲两人进入上品；而“竹林七贤”也有一人进入上品，那就是阮籍。而且整个《诗品》，只有阮籍一个人是源出《小雅》的诗人。上品“晋步兵阮籍”条说：

 

　　其源出于《小雅》。虽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

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

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注解，怯言其志。

 

　　其次，嵇康被入选中品，中品“晋中散嵇康”条说：

 

　　其源出于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

失高流矣。

 

　　刘勰的《文心雕龙》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与“建安风骨”风格迥异的“正始之音”，就是刘勰为这一时期的定位。

　　“正始之音”的名称，开始并非指文学，而是指玄谈。《世说新语·文学》篇谓王导与殷浩清谈彻夜，而谓：“正始之音，正当尔耳。”又，《赏誉》篇记王敦的感叹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劉勰则用来对这一时期文学作本质上的揭示。《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论说》篇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时序》篇又说：“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淡，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在刘勰看来，玄学对文学的渗透是正始文学的重要特征。在内容方面，表现为论说文的“始盛玄论”、“聃周当路”和诗歌“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在风格方面，则表现为“篇体轻淡”。 因为正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正始之音”在文学上的回响，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是嵇康和阮籍。

　　把正始之音作为一“体”，则是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里提出来的。严羽《沧浪诗话·辨体》说：“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体。”并与“建安体、黄初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等并列。把“竹林七贤”的核心嵇康、阮籍与“三曹”、“建安七子”并列，代表了诗学的又一个高峰。

　　文学之外，影响更大的是“竹林七贤”的思想、生命哲学和他们洒脱不羁的风度；他们过人的酒量、过人的才气、过人的至情和清新脱俗的风韵，都永远让后人景仰。

“竹林七贤”标志着人的自然观的改变；老、庄的人生境界，从此真正进入文学。竹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与诗的关系，文学中的自然、物我的融合、人与自然的嬉戏、心与精神的翱翔，中国诗歌美学从此有了新的形而上的维度，并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智慧、与山水的亲善和绝对的优美。

　　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竹林七贤”，魏晋时代如果没有“竹林七贤”， 没有嵇康和阮籍， 整个时代都将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