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汉水文化(4)

——汉水文化的持久性和变化性 

潘世东

    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汉水文化是厚重与灵动的统一，根深蒂固，历久弥新，具有持久性和变化性。

    从地形地貌上看，汉水流域中上游是山地纵横，大河中流，依山傍水，山环水绕；下游是平原丘陵，沃野千里，车船舟楫，四通八达。这种山水相依、平原山地交接的地理条件，赋予了汉水文化独特的地域色彩。黑格尔曾说，“山势使人离，水势使人通；山势使人塞，水势使人活。”孔子也曾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地理文化家认为，地表不仅直接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且会通过气候、交通等因素的影响，综合形成区域的文化差异。由于腹地纵深辽阔深远，群峰绵延阻隔，交通信息相对迟缓，人员物流相对困难，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汉水文化相对闭塞的一面，致使社会发展缓慢，经济不够繁荣，文化生活和文化观念相对单调和落后，古老传统根深蒂固，风俗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冥顽不化，表现出历史文化的厚重固执性。一个民族就像一条河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流浪和迁移可能意味着开拓与裂变，而闲适安逸则可能意味着保守和自满。对此，当代著名的汉水流域文化小说代表人王雄列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汉水历来水害无穷，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根治水患，决定在汉江上修筑大水库。没想到，动员库区移民搬迁，成了一个特大的难题。一位库区老人得知后，连夜将棺材放在了家门口，自己爬进棺材中。他发誓，除非我死了，别想动我的房屋，别想让我离去。在这里，汉水在舒展其博大胸怀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心理，这正是汉水文化厚重固执性的活态表现。

    另一方面，三千里汉江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流域，像一个喇叭一样从中游开始，渐开渐阔，最后，完全敞开，和广阔的江汉平原连成一气，驰骋东下，汇入浩瀚的海洋，加入宇宙的歌唱。从这个喇叭吹出去的是苍凉、荒蛮而古老的山风，而由这个喇叭吸进来的则是江风、海风、大洋的风、彼岸的风、世界的风。风进风出，鼓腾弥漫，交融激荡，便使沉寂闭塞的汉江流域不能不骚动沸腾起来，不能不感应着世界的脉搏去歌唱、去跳舞。山生仁者，水生智者。奔流的大河带来灵动、带来变化、带来山外新的思想和观念，会像风一样，顺着汉水山谷，随着商队、军队、考察队、旅行队等，驻足每一个港口码头，飘过山涧崎岖的小路，飘向汉水流域崇山峻岭的深处，在那里引起喧哗和骚动，在那里布云播雨。所以，在汉水腹地被认为最闭塞的地方也很难找到陶渊明笔下那种与世隔绝的桃花源，相反，倒是很容易发现被冠名为“小香港”、“小武汉”、“小上海”的小县城和乡镇，而这正是大山联系和感应山外世界神经和变化的地方，也正是汉水文化灵动性之所在。

    翻开近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汉水流域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最先扎根的地区之一。清代乾嘉时期,汉水中上游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孙达人先生等著名学者认为此时这里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他指出:“对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落后的山区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研究。试想,在当时的中国许许多多经济比陕南要发达得多的地方,甚至连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也没有这样巨大的手工工场,而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在落后的陕南发生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又究竟为什么?”孙达人先生的疑问至今还没有圆满的答案。汉水流域的经济开发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欧洲荷兰皇家科学院中国咨询委员会成员、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Ｂ·费梅尔博士,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大巴山区社会经济及山地开发问题的研究。他在《清代大巴山山地开发研究》一文中指出:“清代大巴山区的经济发展以林产品的商业开发为起点。移民们创立了一种包括林业、农业、牧业、工业和贸易的混合经济。木材、纸、铁、木耳、茶叶、药材的输出,给当地带来了财富。这些财富导致了当地人口增殖,并吸引了新的移民。乾隆末期,人口压力变大,森林资源耗竭,土壤肥力损失,使得该区经济的多样性和输出能力开始减弱。”汉水上游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快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