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帮后富，其实可以通过让先富起来的人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支持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创新创业，而不是以劫富济贫或是鼓励富人从事慈善事业为主要手段。光彩事业这些年做了不少工作，但不能作为主要手段。要通过支持创业，实现共同富裕。不支持创业，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平和共同富裕！不支持创业，根本不能最大限度的释放中国的资源潜能，把资源能量释放出来，使智慧储备成为实在的创业资本，成为与市场交换的股权，通过智力资本股权化，大力打造一批新型企业，造就一批新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和企业家。

　　在中国，按照国际标准来评判，一流的企业家就不多。如果把资源全都留给了所谓的“一流人才”，其后果，只会让一流的人越来越稀缺。这实际上是变相剥夺了普通人的发展权。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给平凡人一个不平凡的系统，使他们可以实践智慧。那种不信任弱势小企业或创业者，偏离其群体所覆盖社会人的禀赋信用资源现实条件，错误判定多数公民的信用能力和意愿，由它误导的正规小企业金融市场制度机制选择，必然制度性剥夺它们本可公平享有的融资权利，从而人为地剥夺了它们获得创业机会、公平发展的机会。钱，老放银行里，你只能等着通胀，让你的钱变的更“不值钱”。

　　目前，对于创业者而言，绝对是“通缩”。银行和普通投资者都出于资金安全性、流动性考虑，对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投资极为谨慎并观望避之。这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变为天堑。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在外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极大地削弱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会不必要的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中国在社会转型阶段，需要合理地发展中小企业来帮助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小企业承担国家60%的就业率，如果60%的就业率没有了，这样的国家没有稳定可言。劳动权得不到保障，劳动者生活受到威胁，其它权利也就等于虚设。中华民国时期，1947年公布的宪法中也规定人民之工作权应予保障，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失业人员竟达400多万。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30多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中富起来了，改革开放所激发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期间，中国的商业银行功不可没。但大部分居民还并没有完全富起来。因而中国现在的关键是要解决民富的问题。民富说到底，就是创业和投资。说的俗一点，就是为了去赚钱。但企业家的理念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服务，市场分额和利润，要取得成功，至少还需要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能够汇聚到这一位企业家手里。问题是，政府并没有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汇聚社会资源的良好环境。

　　十二五计划最显著的发展特色，将高度依赖资源实现转型。而现阶段，从理论到实践，创投是最旗帜鲜明的，最彻底地承认资源价值的。故，政府理应拿出办银行的那种重视程度和心态，来经营创投体系。以创投的创新机制，将资金、资源、知识等直接输入全民创业事业当中。事实上，由于我国传统投融资体系当中缺乏对于中小企业的制度安排，所以严重制约广泛的创业活动。发展创投是为了弥补当前金融制度的缺陷。人民金融人民办，办好金融为人民。尤努斯的成功就在于，作为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并没有照搬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而是在实践中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工作对象放到广大的农民身上，要为大多数人，贫困人群服务。不要过度相信市场啦。过度相信市场的后果，我们看到啦，就是美国今天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