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初期，武当山脚下的小镇草店曾以“小延安”著称于鄂西北，在鄂西北抗战中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后因种种原因而被世人所淡忘。本文力图真实再现小镇当年的历史风貌。并且指出，中共湖北、鄂西北地方组织建立武当山抗日根据地方针的实施与放弃，是“小延安”兴衰的内在历史动因。
巍巍武当北麓，滔滔汉水南岸，座落着一个偏僻的山乡小镇—一草店。这里，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云集，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一度成为武当山地区的 “红色之都“，被誉为鄂西北大后方的“小延安”。如今，草店镇在 1968年丹江口水库蓄水后已成一片汪洋，只在地图上留下了以其命名的码头标识。长期以来，虽然文献资料和革命前辈的回忆录中“草店”这两个字眼频频出现，但由于鄂西北抗战史的研究比较薄弱，故史学界亦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拟依据有关资料，粗略描述“小延安”当年的盛况，揭示其兴衰的历史动因，以确立草店镇在鄂西北抗战史上应占有的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当之处，敬请相正。
一、群英荟萃共赴国难
草店镇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均具（今丹江口市）境内，北距汉水之滨的均州古城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鄂西北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此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迁移襄樊，襄樊成了第五战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成为鄂西北地区抗战的中心。但是襄樊毕竟位居鄂西北大后方的前沿，易受战局影响，形势极不稳定。在此情况下，地处鄂西北一隅的草店地区，由于其突出的战略地位和众多的宫观庙宇，就成为战区理想的后方基地。一时，草店距均县城池30公里的沿线集镇和村庄，住满了战区各种非武装机构和沦陷区背井离乡流落到此的难民。草店这里住户大增，人满为患，忽然间冒出了全由稻草、麦秸搭成的“草房街”和简陋工棚组成的“新马路”两条新街道，形成了战时鄂西北集镇的独特景观。
与此同时，在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北地方组织的直接筹划和安排下，一批从武汉撤出的中共党员、干部及其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襄樊稍作停留并经过整顿、充实后，从1938年11月开始相继抵达草店地区。这些群团组织及主要成员有：
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服务团。“乡促”是中共通过统战关系于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成立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农村发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此次撤退到鄂西北，工作重点仍在农村。“乡促”在襄樊组织了“乡促服务团”，于11月初开赴草店。该团团长由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在草店的主要负责人赵石：担任，帅启疆（赵家驹）为副团长并兼党支部书记，团的工作人员有陈士芳、陈浩渊、王鹏（通则）、一张英、·奚望高、高彤生。樊仲萱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先后达二三人，驻地是距上街
武当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和均县战时难童保育院。“保育院”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通过统战关系领导的抚养战时难童的福利团体，途经襄樊时，中共将武汉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内一批党员干部和进步分子并入。“保育院”有40多名教职员工，5O0多名难童。在李汉石（李伯刚）率领下，迁入草店西3华里处的遇真宫内。年底，由著名民主人士罗叔章任院长。“保育院”中共支部起初有赵秋芬、卢纯宜、王述宏、胡文金等4名党员，后发展江海霞（江仲华）、胡必英二人入党。
草店文化工作站。1938年底，由共产党人钱俊瑞主持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鄂西北主要城镇均设置文化馆、站，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为主要工作内容。草店文化站于12月建立，工作人员先后有李有信（主任）、陈声德、刘祥鸾（李肖）、郑建安（后任主任）、毛人村、陈宗煌（黄正夏）、华绮霞等。文化站先设在上街韩家，后设民主人士李振凡主持的老白公路段督工办事处内，并有石板滩和浪河店两个分站。
鄂（西）北战时教育工作促进会均郧办事处。“战教会”是 1938年 8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在襄樊以“民光”为基础转化组建的抗日救亡青年团体。草店“战教会办事处”由中共党员蔡竞（江津）任负责人，李宗仙（李钟）、程兴中、殷晋明等为主要成员，与“乡促服务团”同住武当小学。
草店妇女抗日救亡工作促进会。这是上述群团迁至草店后组建的妇女救亡团体，在“保育院”工作的杨炳元和民主人士王慧之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
除此之外，这个时期在草店驻扎和办公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中，也聚集了一定规模的进步力量。1939年 1月，何基沣率77军副军部及所属单位。进驻草店镇北5华里处的周府庵。该部建立了中共的秘密工委，主要成员有冯洪国、邱晓亭（邱静山）、连斯高（李荫南）、过家芳等。此前，何基沣本人已在谷城被中共接纳为特别党员。同年初，第五战区干部培训团在周府庵开办，全团学员、学生达 1500余人，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郑岩平（郑绍文）、石潭秋、庞荩青、孟宪章等任政治教官。5月，第五战区第八政治工作队西迁草店，“八中队”内中共组织曾遭国民党特务严重破坏，但以唐应续为书记的党支部仍继续存在。
草店地区的另一个重镇均县城内，迁入的多是文化教育单位，青年学生较为集中。由共产党人曾霞初、林滔、黄怀贞等主持的新知书店、均县文化站设于城内。一批参加五战区救亡宣传工作的著名进步文化人，如姚雪垠、臧克家、田涛、孙陵等，也一度活动在这个地区。
众多进步群团和人士汇集草店一带后，在中国共产党鄂西北地方组织领导下，不畏气候寒冷，不怕生活艰苦，通过热烈、紧张、有序的准备，多形式、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掀起了武当山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各团体工作重点各有侧重，但基本内容则大体相同，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第一，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草店文化站和“战教会办事处”均开设了书报阅览室，陈列的书籍以通俗社会科学读物为主，包括马列有关著作和宣传抗战的小册子，也有《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许多进步人士、青年知识分子经常光顾阅览室，了解中共政策和国内外局势。召开座谈会、群众大会，唤起民众抗日热情，是抗战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形式。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敌“艳电”发表后，各团体在草店河滩上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愤怒声讨汪赋逆行，抗战的口号声和歌声响彻四周田野和山谷。文化站组织的，由二三十名随父母来草店的孩子和当地的孩子组成的儿童剧团，是抗日宣传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孩子们排练认真，演出节目有独唱、合唱、舞蹈、小歌剧、话剧等数种之多，每每在火星庙古戏楼上演出，观众踊跃，气氛热烈。儿童剧团还常去五战区干训团和均县城后方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亲临观看，题词嘉奖鼓励。各群团的抗战宣传工作，不仅表现为街头和田间轰轰烈烈的场面，而且体现在细微的日常教育上。“保育院”用“抗战到底，复兴民族，最后胜利”12个字将难童编队管理，即是一个典型生动的例证。总之，抗战宣传活动的蓬勃发展。教育了当地人民，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为整个抗日救亡工作的展开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二，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底，各团体撤至草店后，该镇已成为鄂西北重要政治活动中心之一。镇上国民党区乡官员、绅士随处可见，驻扎和过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络绎不绝。因此，“统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站稳脚跟，各团体一到草店，就向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乡绅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座谈会、个别交谈等方式，向他们说明各社团的合法性质和工作任务。“乡促服务团”在武当小学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由郑绍文等讲话，动员全镇上下团结合作，积极支持、参与抗战活动。经过一番努力，加之原籍均县的
第三，发动、组织群众支援抗战。发动群众学习文化是组织群众抗日救国的基础。为此，各团体在草店及四周农村办起了识字班。工作人员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深入群众家里，教他们识字，唱歌，灌输抗日救亡的道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保育院”中共女党员亲自带头，主动与当地妇女结拜十姐妹，用这种易为农村妇女接受、能够较快建立感情的方法，发动组织群众。1939年春节，为救济灾民、感问前方将士，草店“妇促会”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宣传募捐活动。然后发动城乡妇女，制作大量慰问袋，精心绣刺慰问字句，装入毛巾、肥皂等日用品，请战区后勤部门载送前线。这年4月，草店中共组织还成立了草店妇女缝纫生产合作社，组织妇女手工缝制军袋，赠送抗日军队。这些活动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斗志，支援了抗日战争。
第四，培养抗战骨干，壮大中共力量。各群团中共组织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注重地方骨干分子的培养，加强组织建设，壮大革命力量。“乡促服务团”开办了由村镇青年参加的短训班，以抗战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等为主要培养内容，前来学习的有周围县份及均县各地的青年。在发现积极分子、重点培养的基础上，中共组织在草店、均县城、石板滩、老营、浪河店等处发展了新党员。他们除少数是流亡学生、工人外，大多是本地进步青年。1939年4月，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钱瑛在《湖北省各区工作报告》中称，“均州中心县委，由几个外来同志发展到一百余人，包括均县、郧阳、郧西、竹山、竹溪，但基础都在均县”。而实际上，这些中共党员又大都集中在草店一带。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从组织上保证了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步步走向深入。正是由于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推动，草店一时成了鄂西北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二、经营武当 战略之举
前已述及，由于抗战局势的恶化和地理位置的重要，草店始才出现前所未有的战时繁荣景象。但仅此，仍不足以解释这个位于国统区大后方和大山区的荒僻小镇，何以能够成为“延安第二”。笔者以为，这是中共湖北地方组织实行积极的战略撤退，实施建立武当山抗日根据地方针的必然结果。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从察绥、山西两个方向重点进攻华北地区，于1937年下半年相继占领张家口、大同、包头、太原。日军占领华北大部后并未就此罢休，1937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就将中共控制的地区作为主要进攻目标。1938年初，开始大规模围攻八路军刚刚建立和正在创建的抗日根据地。3月，日军集中1万余人进攻晋西北。4月初，动用3万余人九路围攻晋东南，这使西北局势日趋紧张。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有清醒的认识，估计日军下一步的目标必是武汉和西安，在华北有渡过黄河西进和南犯的可能，因此不得不对战略后方的转移作出若干设想。
抗战爆发以后，光未然（张光年）、刘瑞芳、左觉农（夏忠武）、安天纵等一批党员干部被中共湖北地方组织陆续派往鄂西北，恢复和发展中共组织，先后组建了中共鄂北特支、鄂北工委、鄂北中心县委，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部署准备抗日游击战争工作。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将工作重点转向战区和敌后农村，试图在鄂北或鄂中建立省委工作的指挥中心。据1939年3月钱瑛的《关于湖北工作情况向重庆局的报告》，武汉失陷后，湖北省委先以荆当远“作为暂时工作据点”。战局相对稳定后，“决定暂时以襄为中心”，并计划襄樊失守后“省委移至鄂中”或“随五战区到均县”，工作布置“现以襄阳、宜昌为政治中心（主要是襄阳），将来襄宜如失守后即以均县为中心”。据此断定，1938年底、1939年初，中共湖北省委曾有以均县为工作中心的战略考虑。就均县而言，草店一带是其枢纽地区，所以省委指挥中心转移均县，必开辟草店工作局面，并创建武当山根据地作为战略依托。至今，当年在草店工作和战斗的革命前辈一致认为，开创草店抗战局面是为了沦陷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赵石的回忆文章叙述更为明了。1938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派赵石赴鄂西北时，主管鄂西北工作的省委宣传部长何伟，向他详细介绍了鄂西北情况，强调该地区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战略要地，要求鄂西北党组织“以草店为中心，准备沦陷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由此可见，中共湖北省委有一个创建武当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是将草店作为战略支点，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建设草店。一旦襄河以西地区沦陷，以草店为基地，建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武当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武当山区不仅具备建立根据地的优越的地理条件，而且有一定的革命基础。自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诞生至抗战发生，农民革命风暴始终没有停息过。1931年，贺龙率红三军转战鄂西北，创建了以均房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将武当山区的革命斗争推向高峰。当时，红三军在草店一带与国民党军队多次激战，重创敌军后撤向武当。抗战开始不久，从延安学习归来的饶崇健及其他在外求学回乡的爱国青年，在武当山南麓的腹心地区，以多种形式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初步基础。
为实现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战略目标，鄂西北地方组织进行了积极努力。1938年10月鄂北中心县委改建为鄂北特委后，为把草店建设成武当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支点做了多方面工作。
其一，确立了向西发展的方针。鄂北中心县委时期，中共工作重点在襄樊城区和襄东，那里组织基础较好，抗日救亡工作十分活跃。而襄阳以西各县，工作基础薄弱，极不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特委经过充分讨论，最终确立了巩固襄枣地区、向西发展的方针，决定在襄阳以西各县大力发展组织工作，开辟以草店为中心的武当山地区的抗战局面。
其二，精心部署，屯聚力量。中共鄂北特委变被动撤退为主动挺进，通过三个途径，向草店地区集结进步力量。首先，在钱俊瑞支持下，利用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组建文化站和工作队之机，把襄阳党的力量派赴襄阳以西各县，在老河口、谷城、石花街、均县城、草店先生成立文化站，从而建立了中共组织的立足点。其次，特委统战部长张执一通过统战活动，成功地将众多群众团体转移草店，以合法的方式掩护了进步力量的集聚。再次，由于国民党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刘翔政治上极端反动，原在郧阳各县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身份开展活动的进步势力难以立足，鄂北特委就决定一律撤至草店。这样，郑建安、毛人村、庞俊、华绮霞、王述宏等一批中共党员很快便撤到草店，他们大部分成为草店革命群体的的中坚分子。
其三，建立草店地区统一的党组织。活跃在草店的各团体内，有的设有中共支部，有的在筹备建立中，并且党组织已在当地生根，靠鄂北特委的“单线”联系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1938年11月，特委正式决定在草店成立中心县委级的中共均郧工委，统一领导以草店为中心的均县一带，包括整个郧阳范围各县的党的活动。1939年2月，中共鄂西北区委成立后，均郧工委改称均州中心县委，赵石任书记。党的统一领导机关的建立，使开辟抗日根据地方针的付诸实施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其四，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领导人多次亲临草店指导工作。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鄂北特委组织部长聂菊荪（易家驹）三到草店，部署组织发展工作。1938年12月，张执一在草店主持召开了党内活动分子会议，听取了各县工作情况汇报，就当前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此后，鄂西北区党委侯补委员安纵数度到此巡视，区党委书记王翰也亲临草店，指导工作。正是在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各群团紧密配合，同心协力，艰辛开拓，草店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呈现一派蓬勃景象。
综上所述，中共湖北、鄂西北地方组织建立武当山抗日根据地方针的贯彻实施，是草店得以出现抗战空前盛况的内在基本动因。但令人遗憾的是，草店的兴盛局面持续不久便结束了。
三、兴盛一时 功绩长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开始极力破坏中共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春，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元良被蒋介石派到五战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军统组织在老河口成立“调查室”，在草店开办了训练班。3月，李宗仁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下令解散战区内各抗日救亡团体，并指使特务组织监视中共组织，搜捕共产党员。鄂西北政治形势极度恶化。在此情况下，在草店的各群众团体除“保育院”于4月初迁往重庆外，“文化站”、“乡促服务团”、“战教会办事处”等于春夏相继停止活动，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都疏散、转移其他地区。
中共及其领导的进步力量在草店地区仅活动半年余即迅速撤退，除五战区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压迫以外，还存在着客观上的原因。193 9年4、5月间，日军发动随枣战役，襄樊危急，第五战区首脑机关均西迁老河口，直至撤退到草店、均县城、老河口，草店、均县一带遂继襄樊之后成为整个鄂西北地区抗战的中心。草店一带，国民党后方机关分布密集，顽固势力急剧膨胀，使进步力量失去了继续开展工作的有利客观环境。将草店进一步建成未来武当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基地，客观上已经没有可能。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共产党在鄂西北地区的战略构想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估计鄂西北大部分地区有沦陷的可能，为准备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加强武当山、荆山地区的工作，撤销了湖北省委，在襄河以西地区组建了鄂西北区委。湖北省委的撤销，就使省委指挥中心转移均县的计划彻底告吹。鄂西北区党委成立后机关设在襄樊，1939年5月襄樊危急时又迁往谷城县的蓝河镇。这样，草店一带并没有成为鄂西北党的工作中心，其战略地位随即下降。另一方面，中共鄂西北区委成立后，积极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计划在荆山建立荆当、在武当山建立光谷两个抗日据点。但随枣战役后，襄河以西地区并未沦陷，而鄂中敌后的游击战争则迅猛发展，这使区党委对在鄂西北创造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前途表示怀疑，因而区党委要求，鄂西北党组织长期隐藏工作，尽力支援鄂中的游击战争，并准备随时从鄂西北撤退。尽管1939年春夏后区党委曾部署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但也主要是在荆当地区。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共鄂西北区委实际上放弃了建立武当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就使“小延安”的衰落成为历史的必然。
尽管1939年襄河以西地区未被日军占领，乃至整个抗战时期，包括武当山地区在内的鄂西北大部也并没有沦陷，建立武当山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基本未能实现，但中共湖北、鄂西北地方组织为此付出的努力应给予高度评价。草店一度能够出现如延安那样生机勃勃的面貌，无疑是中共积极实施创建抗日根据地方针的初步成果。草店在鄂西北抗战中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草店是鄂西北抗日救国的主要阵地。毫无疑问，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襄樊是鄂西北抗战的中心，但这并不排斥草店是武当山地区、均郧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草店也是郧阳6县中共活动的指导中心。中共的组织建设以草店为基础，由集镇延伸到农村，从均郧发展到两竹，进步力量得到发展壮大。在草店播下的抗日火种，燃遍鄂西北大地。连偏远的鄂西北深处，也吹进了抗战和民主的春风。虽然草店中共组织尚未着手建立抗日武装力量，但草店作为未来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基地，雏型已经形成。
同时草店是武当山地区国共团结御侮、坚持抗战胜利的奠基地。草店能够兴盛一时，是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在国统区大后方团结合作的成果。这个时期，李宗仁常去草店巡视、办公，乐意为抗战团体分忧解难，为救亡工作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是草店良好抗战局面得以出现的重要前提。反过来，进步力量的活动和开创的局面，唤醒了当地民众，造就了全民抗战的气氛，使五战区有了巩固的后方，影响又是深远的。1945年2月，草店再一次成为五战区首脑机关的所在地，直至迎来抗战的胜利。
第三，草店还是鄂豫边区干部的重要来源地。草店地区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锺炼了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中共党员干部，培养了一批本地的进步青年，造就了一支坚强的抗日骨干队伍。当鄂西北政治形势逆转后，中共鄂西北地方组织进行了及时、有计划的撤退。赵秋芬、黄怀贞、赵石等少数人转入其他解放区，多数党员干部如郑绍文、易家驹、邱静山、张执一、林滔、安天纵、华绮霞、江仲华、赵家驹、李肖、逮刚等，则转移到鄂中，对鄂豫边区的创立及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草店是武当山腹地抗日民主运动的策源地。均县南区位于武当山南麓的腹心地区，峰峦叠嶂，山高林密。1938年11月，刚刚迁至草店的中共组织在南区发展了新党员，成立了武当山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39年1月，建立均县南区区委。草店地区形势恶化后，鄂西北地方党一方面将进步力量疏散到外地，另一方面把工作重点转向武当山腹地的农村，掌握国民党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使抗日民主运动一直向前发展。直到1942年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最后失败。可见，由于草店的策源地作用。武当山地区得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鄂西北坚持革命斗争最久的地区之一。
总而言之，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期间的草店镇，是鄂西北均郧一带进步力量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武当山地区最有生气的地方。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应该载入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
[参考文献]：
左觉农《鄂北工作报告》（1938、6、20）
钱瑛《关于湖北工作情况向重庆局的报告》（1939、3、5）
钱瑛《湖北省各区工作报告》（1939、4、7）
王翰《关于鄂西北区党委有关情况》
易家驹《抗战时期建立鄂西北特委和鄂西北省委有关情况的回忆》
赵石《回忆我在鄂西北的工作情况》
赵家驹《鄂北之行》
江津《我和“战教促进会”》
黄正夏《抗战初期均县地下党情况的回忆和分析》
黄正夏《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鄂西北形势分析及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