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前几天参加了刘鸿渝先生的长篇小说的研讨会，这是会上的发言。这部小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写得好。不是艺术上，而是他选取了这样一个内容，写得很真实而平静，也是对文革的一个理解角度吧。这些年来真实写这类题材的越来越少了。从报上看见，贾平凹最近的长篇也写的是这个中国人不应忘却的创痛。

忠实于自我的内心体验

——读长篇小说《天涯地角》

宋家宏

刘鸿渝的长篇小说《天涯地角》是近年来云南的一部好小说。最近几年，云南出版了不少长篇小说，可是能称为好小说的却不多。刘鸿渝给了我一个惊喜，他曾经写诗，写散文，小说写得不多，这次出手一部长篇，没想到写得这样好。

一、

这是一部主体性很强的小说，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的自我，他的经历，他的精神历程。云南的很多小说，尤其是第一代、第二代作家的作品，从中看不见作家自己，创作主体不“在场”。因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的文学观念强调的是作家的“代言人”身份，为自我之外的人写作，作家隐藏到作品的后面去了，隐藏得越远越深越好，所谓“小我”必须放弃，创作主体不“在场”成为习惯，成为理所当然。我们从那些作品中看得出作家的才华、技巧，甚至立场、观点，就是看不见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精神历程。这种现象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开始改变，云南的第三代作家也开始在作品中真实地坦露自我。

刘鸿渝从年龄和创作时间上看，显然属于云南当代文学的第二代作家，他过去的诗歌与散文在文学观念及创作方法上也基本属于第二代作家的方式，但是这部小说却出人意料，在小说的技术层面上仍然是传统的方式，在观念上却打开了自我的心灵。他的主人公江流洋有更明显的“自叙传”特征，将创作主体置于小说的叙事场域之中，使这部作品带来了别样的风采。法国的印象主义批评家法朗士曾经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郁达夫认为：“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五四时期是中国自叙传小说的一个爆发期，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有这一特色，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四十年代中期后的左翼文学中中断了。“自叙传”小说不等于历史性的“自传”，它毕竟是小说，不能与生活中的人和作家生活一一对应，其中必然有虚构的成分；但是，“自叙传”小说，又必定与作者自己的某些身世经历有关，尤其强调的是创作主体的“在场”，精神历程的“在场”。刘鸿渝为什么在退休几年之后才写出这样一部小说？这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据他在“序言”中所说，是“越写越来劲，越写越愉快，没有想到会一气呵成。”在我看来，他是在较少精神束缚的情况下，痛快地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历险。他不是在为谁“代言”了，他是在为自己写作，这是他这部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我说这是一部“云南小说”，用的是习惯性的云南小说的理念，就是强调边地与民族特征的小说。他的这部小说以瑞丽那个美丽的地方为背景，那是云南的西部边地，更是中国的天涯地角。在这里，少数民族跨界而居，民风民俗，民族歌舞，多姿多彩。如果从这个显性层面来看，我们一眼就能看到这部小说与我们习惯了的云南小说紧密的传承关系。刘鸿渝在这部小说中对这些民风民情、地域特征也有不少生动的描绘。由于他写诗的经历，一些语言甚至带有少数民族民歌的特色。总之，说这部小说充满了边地风情、民族特色是没有问题的，因而说它是一部云南小说也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这部作品与过去很多云南小说又有明显的区别，它的边地特色、民族风情不是刻意为之强化出来的特征，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生活状态，边地与民族，是背景因素，而不构成叙事的主体结构。处于小说叙事结构主导部分的是人物的命运，以主人公江流洋命运变迁为主要内容。以他的命运变迁，引发出王蜀斌命运的升腾起伏，韩素渝的忍辱负重，还有陈丽蓉、赵玉等边地知青的青春岁月，以及杨家猛、雷热当等基层干部的平凡而崇高的人生。尽管身处天涯地角，他们个人的命运却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极左思潮、文化革命、改革开放左右着小说中每一个人的命运变迁。他写出了在时代浪潮之下，个人的弱小与无助，同时也写出了时代的负荷者对公平、正义、善良的坚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三、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今天的作者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认识那一段历史，至关重要。

对文革的反思以及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这些年来社会思潮涌动着不同的历史观、价值观。时间的推移，现实的困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同理解，使得左右纷争，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认知。也许《天涯地角》的作者对这些社会思想界的争论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他作为文革与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他的小说为人们真实地认识文革、理解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文本。他在“序言”中说到，他写作本书是基于“回忆在瑞丽度过的宝贵青春”，小说中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山川地名基本上也是真实的”，他追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自叙传”的叙事立场，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这个叙事立场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伤痕文学阶段，对这段历史的写作，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时代，采取的仍然是二元对立的方式。悲情主义，诉苦立场，盲目的乐观是文学中的普遍现象，它走向了一个极端；而今天新老左派对文革的美化，对改革开放的斥责，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刘鸿渝的写作，不是跟潮流的写作，退休后的超然心境，名利心的淡薄，使他的写作获得了忠实于内心体验的境界。对社会思潮中左右纷争的不甚了然，又使他摆脱了先验的观念驱使，他获得了对那一段历史认知的自己的叙事立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江流洋是一个文革中的受难者，他真心实意地欢呼改革开放。他的“受难”与许多“红卫兵—知青”，既“前红卫兵后知青”还有所不同。由于家庭出生背景和个人性格，江流洋始终是极左思潮的迫害对象，他没有“红卫兵造反”时期的辉煌历史，他没有“英雄情结”，在动乱的岁月里，他向往的是一个普通人平凡而宁静的人生，他来到边地小城，以为在这里可以获得世外桃源的安宁。可是在时代的狂涛中，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他没有红卫兵的“英雄情结”，也就没有“红卫兵—知青”从天堂到地狱的痛不欲生，也就没有事过之后缺乏反思的所谓“青春无悔”。他的写作立场给他带来了小说对那段历史更为冷静更为客观的书写。揭示出文革及文革前“人整人”的真实现实，普通人想获得基本的自由和安宁生活的不可得，人的精神存在的沉重压抑。江流洋对改革开放的欢欣与拥护，正是基于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精神的压抑，走出困境，从而获得了创造的快乐。这样一个精神历程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在那段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小说中写到了另一个与江流洋不同经历和思想的人物王蜀斌，他是一个红卫兵领袖，一个造反派的头目，他对文革的认识和到边地小城的作为，以及命运的升腾起伏与江流洋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他们是同龄人。

这部小说，至少在云南文学的范围内，为认识文革及其前后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

四、

这部小说当然不是完美的。在这里以我的浅见指出它的缺憾，并不是苛求作者，而是对一部云南的好小说力求更客观的评价。

作为小说创作经验不足的作者，他在叙事角度的处理上，还缺乏理性的自觉认识。这部小说最适合的叙事角度应该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也是这一叙事角度，但作者又常常无意之中大量插入全知叙事，在同一章节之中也不统一，使得叙事角度常出现混乱，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性。

“自叙传”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这类小说在“纪实与虚构”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处理空间，是否把人物推向更远的距离，怎样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形象来塑造，而不是有所提升的自我呈现，考验着作者的艺术功力和思想深度。不仅是把生活中的人物浓缩和组合，更要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进行心理开掘、性格重塑，通过形象的重塑对人性作深度的透视，对历史与社会作出自己的反思。自叙传更主要的是精神历程的自叙传，而人生经历完全可能离真实的人生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如果说《天涯地角》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处理有所缺失，就在于纪实的成分过重，虚构的成分还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当然，这与作家的经历已经很生动而丰富，他在小说中“呈现”的愿望难以扼止，限制了他的想象能力的发挥。

这样也就影响了小说作者对人性的透视以及对历史的反思缺乏更具深度和力度。比如说，当改革开放到来之后，连王蜀斌那样曾经以整人为业的人也忏悔了，认错了，皆大欢喜。这样的描写既缺乏人性的深度，也与现实的真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中国社会那一段人整人的历史，调动和张扬的是人性中的恶，它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可以肆无忌惮，换了一个环境，人性中的恶会受到压抑和控制，对一些具体的人来说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忏悔，更是难以实现的，现实生活中，余秋雨是有代表性的，对他在文革中的作为，在铁的事实面前，也没有认过错。我们周围的人中这样从不认错更不忏悔的人还少吗？对自己在那段历史中只说自己受迫害，不说自己也迫害人，而把一切错误都归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见到。东方民族的忏悔意识是非常稀薄的，这是需要更理性的追求和培养的宝贵的精神价值。中国社会在今天之所以还有人美化那一段历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对那段历史没有更深入的反思，相当多的参与者缺乏忏悔意识。这部小说中的描写过于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