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改革之源

 

王占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均以富裕、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等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基本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

　　但社会主义主张全体公民都应能够享有这些基本价值，资本主义则在事实上主张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享有这些基本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又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只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

　　由此，社会主义也就比资本主义更加重视普世价值。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换言之，“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与“普世价值”实际是同义词。

　　由此，普世价值也就在中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重要性，这就是：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源泉。

 

一、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诞生的，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民主”和“科学”均为普世价值。

　　建党时期，党的主要理论家和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又对富裕、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互助等等基本价值给予了新的论述，这些论述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使这些基本价值真正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从而达到人民幸福的理想境界。这就使非普世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转变为了普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崇高价值理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建立起来。所以说，普世价值观是立党之本；没有普世价值观，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价值目标究竟是使人民能够普遍地享有富裕、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平等、博爱、和谐、幸福等等基本价值，还是与之相反，这是事关党的理想、宗旨、性质、任务的大问题，是事关党是不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大问题，因而也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在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

 

二、普世价值是建国之基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论述、主张和实践各种普世价值观的最活跃、也最有成效的历史时期之一。

　　中共“七大”提出的建国口号就是：“建立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

　　中共以这些崇高的普世价值理想为号召，吸引了千千万万的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卓有成效地展开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革命，进而在1949年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说，努力宣传和实践普世价值观，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基。没有普世价值观，就没有新中国。

　　进一步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建国后，包括《共同纲领》在内，我国的各部宪法都是以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明文规定为基础的，现行宪法更是增加了“国家保护人权”等等明文规定。宪法和党章又都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强烈主张普世价值观的。不仅如此，建国以后的历史还反复地证明了，什么时候我们遵守宪法，努力实现普世价值，我们的事业就前进，什么时候我们违背宪法，背离普世价值，我们的事业就倒退。早已载入宪法和党章的普世价值既是代表人民最大利益的基本价值，也是代表人类现代文明基本发展方向的主要价值，这就是其中的奥秘之所在。

　　这些也都表明了，普世价值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基。没有普世价值观，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普世价值是改革开放的价值源泉和价值灵魂

 

　　改革开放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就是要坚守普世价值，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提出和深入探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根本思路就是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高度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恢复社会主义理想的本来面貌。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才是社会主义……。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的政治性质，清楚地指明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而改革开放就是从这种“价值革命”开始发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最重要、最深刻、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解放价值观，就是要重新恢复、发展、传播和确立普世价值观。价值观不同，价值标准就不同。价值标准与真理标准相比，价值标准无疑更根本。价值标准是目的性标准，真理标准则是工具性标准。如果仍然坚持极“左”时期崇尚落后（越土越革命）、贫穷（越穷越光荣）、个人专断（从生产队长到最高领袖）、人治（反过来就是践踏法制）等等的价值观，实践标准的运用只能是使事情越来越糟糕。粉碎“四人帮”后，正是因为崇尚现代化、崇尚富强、自由、民主、文明等等普世价值迅速地成为了我国社会的新的主流价值观，正是因为这些普世性的价值尺度已经开始成为了新的主流价值尺度，真理标准大讨论才得以在实现这些普世价值目标的方向上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这就表明，改革开放赖以启动的最深刻的根源，实际就是普世价值观的普遍回归，就是以此为内容的价值革命，就是由此产生的人心向背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逐步展开后，这种价值革命又得以继续深入：从不计成本到注重经济效率和效益，从贬低科学到愈益崇尚科学，从讥讽文明到愈益崇尚文明，从漠视自由、否定自由、侵犯自由到连续三次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肯定自由和在实践中广泛发展公民自由，从推崇权力高度集中到提出分权制衡（分权问题最早是由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解决权力高度集中问题，从只把民主视为手段到把民主视为目的，从把民主局限于“民主作风”到重新肯定和发展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从崇尚人治到提出依法治国，从批判人权到人权入宪，从批判博爱到盛赞“大爱无疆”，从崇尚斗争到崇尚和谐，从国家至上到人民幸福至上，从基本停止使用普世价值范畴到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和国家的基本价值目标逐步地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所有这些，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现的价值革命的主要内容。

　　我们现在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尤应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根本特征，就是高度重视普世价值观。建国后，像科学发展观这样以“以人为本”为第一要义，这是前所未有的；像科学发展观这样广泛充分地肯定具有普惠性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公正、正义、平等、博爱、和谐、幸福等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并且大量地使用这些价值词汇，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像科学发展观这样明确地肯定这些基本价值观的普世性，这更是前所未有的。

　　胡锦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各国都应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2]二战的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3] “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4]

　　胡主席与日本总理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更郑重宣布：“双方决定：……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5]这就更加明确地肯定了上述各种基本价值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

　　胡锦涛明确地阐述了普世价值与中国基本国情的关系，他说：“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6]这就是说，人权、平等都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性原则”，中国尊重这些普世价值，并力求从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贯彻之。

胡锦涛进一步认为，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和光荣传统，他说：“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８５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7]

胡锦涛主席强调：“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8]

　　这就是深得人心的“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沿着同样的思路，温家宝总理进一步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9]“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10]

　　温家宝特别强调了坚持五四和建党时期的价值传统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我们推翻了封建统治，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了新中国。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11]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12]（2006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看望北师大学生讲话）

　　温家宝特别关注以民主为基础的公平和正义，他指出：“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这就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社会推进公平与正义。记者也许问，什么叫快乐？我可以借用艾青诗人的一句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2007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13]我们要“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14]

　　不仅如此，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样，温家宝也特别注意从西方民主传统中直接汲取思想和智慧。他说：“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民主的道路。”[15]他曾谈到：“我记得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段话：人生而平等。由于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16]他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17]

　　毋庸置疑，上述胡锦涛、温家宝关于普世价值的重要论述，正是他们对于中共最根本、最正统、最正确的基本价值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尤应郑重对待的是，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普遍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重要要求，[18]而这些理应为全体公民所享有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正是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

　　在这方面，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的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科学发展观还反复指出，虽然我国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这种状况还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我国各阶层人民的根本利益却是一致的。这就从根本上指出了现阶段逐步实现普世价值的客观根据，反驳了以“阶级价值论”否认现阶段实践普世价值观的可能性、并主张把普世价值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共产主义的错误观念，而这种错误观念的要害就在于反对现阶段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并对其真实主张秘而不宣。这是解放思想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尽管它还需要更深入发展和完善。退一万步说，即使一定要讲“阶级价值观”，我们也应当说：只有普世价值观及其实现才是最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的，而且民营企业家现在也已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了。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对于普世价值观的肯定、发展和宣传，事实上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综上所述，普世价值观正是改革开放的主要价值理想、价值指南、价值尺度、价值源泉和价值灵魂，普世价值观及其逐步实现也正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之所在。没有普世价值观，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普世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之深入。没有普世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就不可能保障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也不可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更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最后胜利。这就使我们在亟需深化改革的今天，不能不对坚持和实践普世价值观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切。

 

　　总之，普世价值是立党之本、建国之基、改革之源。坚持党的领导、高举五星红旗、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就必须坚持和实践普世价值观。在当前已经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下，我们尤应重温建党、建国时期的崇高价值理想，继续广泛深入地研究普世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宣传普世价值观，积极努力地实践普世价值观，坚持不懈地克服落实普世价值观的各种困难和障碍，恪尽职守，勇于开拓，共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本文增加了三个附录，敬请关注。］

 

附录一：

 

应然的社会主义与实然的社会主义

 

　　（以下是我在《再论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一文中己经说过的几段话）

 

　　在这个问题上，这里还应说明，社会主义有应然的社会主义与实然的社会主义之分，社会主义自由化也有应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与实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之分。所谓应然的社会主义就是应当实现但仍未实现的社会主义，所谓实然的社会主义则就是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由此，所谓应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是应当实现但仍未实现的社会主义自由化，所谓实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则就是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自由化。

　　当我讲到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应然的社会主义，我所说的“社会主义自由化”更是首先是指应然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实际就是市场社会主义，而我国距离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主义，还远得很呢！我强调“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是为了使之能够在中国逐步实现，而并不是说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自由世界了。

　　当我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时，我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应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并不是说中国的现状已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因为，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只有到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时，“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说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说现在己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后来把“建设”二字去掉，似乎中国现在已经是“特色社会主义”了，这就极大地歪曲了邓小平理论的本意，极大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导致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的，我们也应按照邓小平的本意使用这个名词概念。我认为，中国现在不仅没有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更存在着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的极大危险。

 

附录二：

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

 

　　（以下是我在《再论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一文中己经说过的几段话）

 

　　李先生不赞成我在文中阐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化”这个命题，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命题正确的，因为它是有历史根据的。

　　欧美19世纪的自由化，基本上就是这种类型的自由化。譬如，那时的选举自由，就是这样。当时欧美先进国家对于选举人都有性别、种族、民族、财产、受教育程度等等多重限制，其结果，自然是几乎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富人及其追随者才有选举权，因而也就几乎只有他们才能享有自愿投票或不去投票的选举自由。这种主要为少数富人及其追随者所享有的自由，就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因而从封建专制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的历史过程及其成果，自然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所有这些在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不是人为虚构的，尽管当今华尔街的控制者实际己经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按照我们的阶级理论同属“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公众公司（而不是资本主义公司）的高级雇员了。所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确实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我们知道，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恩格斯晚年才着力领导了争取普选权的历史斗争。

　　

　　但我并不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自由仍然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因而李先生以这种自由不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为由反驳我，实际只是一种误会。

 

　　我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如《认真学习借鉴美国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等等）中曾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现代西方社会己经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社会了。我最近在美国还说过，把美国这种社会命名为“资本主义社会”，实在是莫名其妙！对此，美国学者也点头认同。所以，我认为，西方20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自由化（包括实现普遍的选举自由）的巨大进步，因而把西方现代政治自由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已非常脱离实际了。

 

附录三：

自由民主究竟有没有“主义”性？

 

　　（以下是我在《再论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一文中己经说过的几段话）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正、平等、博爱等等基本价值本身没有任何“主义性”。自由就是自由、民主就是民主、法治就是法治、人权就是人权、公正就是公正、平等就是平等、博爱就是博爱……。它们首先是人性的内在要求，进而又是时代的内在要求。

　　但人们对这些基本价值享受范围的选择却是有“主义性”的。“主义”是标志着重要价值选择的范畴。价值选择既是主观的，也是现实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正等等现代基本价值的享有范围存在着重大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基本上只是为少数资产阶级富人及其追随者所享有。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又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究竟是只让少数人享有这些现代价值，还是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这些现代价值，这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价值选择，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用以标志这种价值选择的一对范畴。

　　“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本意是指主要为少数资产阶级富人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所以它是不完整、不彻底的自由、民主。完整、彻底的自由、民主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

　　“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本意则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这就是完整、彻底的自由民主，亦即概念中的自由民主。

　　所以，在自由民主前面加上“主义”限定词，这不是空洞虚妄的，而是有其很重要的实际内容的。人们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老词儿，但却不能否认它所指称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

　　但若把虚假的自由民主叫做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而把真实的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叫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那就更荒谬了。

　　在这种混乱之中，有时直接使用“普遍自由”、“普遍民主”这些名词概念，确实可能更好些。

　　但在争取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的过程中，有时使用“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名词概念，显然也更有利。

　　“社会主义”不是空洞无谓的概念。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尽管“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并已被严重地沾污了，但只要经过适当的界定，这个名词概念就仍然是可用的，也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主义”既是标志着重要价值选择的范畴，那就意味着在人文社会领域内永远都会有“主义”。重要价值选择是不可能消失的，“主义”也是不可能消失的。讨论“主义问题”，实际就是讨论重要的价值选择问题。西方“主义”繁多，首先是他们的价值理性发达的一种表现。这是先进，不是落后。现在有些国人厌倦了“主义”，想要抛弃一切“主义”，则是从一种误区又走进了另一种误区。如所谓“没有主义之分，只有民主与专制之分”，就是忘了“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主义”之分，“少数人民主”与“普遍民主”又是一种重要价值选择，因而也就是一种“主义”之分。这些朋友想与国际接轨，却又想抛弃国际通用的“主义”一词，岂不怪哉？“主义”一词的涵义都没弄明白，就想抛弃一切“主义”，岂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最后，特定的重要价值选择实现、完成后，相应的“主义”话语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与考上大学后考大学就不再是一个价值取向和现实议题完全是一个道理。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民主实现后，“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名词概念自然也该进历史博物馆了。但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尽管我们也可以用“普遍幸福主义”、“普遍自由”、“普遍民主”等等名词指称相应范围的“社会主义”，但要抛弃它的真实内涵，却是做不到的，除非是我们背弃了这些普世价值，这些“主义”性的内容就永远会在我们的头脑中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