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财富的钥匙-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汪丁丁在我撰写这篇中译本序言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将于2006年4月25日在北美公开发行，一个月之后，我们将读到它的中文版。显然，译本与原作出版的时间差距极大地缩短了。这一特征符合托夫勒在其新著内阐述的三项深层原理——财富生产的时间原理、空间原理、知识原理。托夫勒关于这些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我觉得，尚未完成。据此，我预期他将继续写作。
    与托夫勒以前的三本著作均已有了中译本著作一样，这部新著旨在探讨知识社会的“财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托夫勒而言，至少可以回溯到1991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权力的转移》。但是，托夫勒对这一“千年变局”的表象分析，又可进一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那是一本在中国引发了普遍的阅读兴趣的著作。借用托夫勒的语言，所谓“第一次浪潮”，约始自1万年前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农耕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种植”的知识——这一知识的积累与折旧。所谓“第二次浪潮”，约始自17世纪末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工业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制造”的知识——以物质资本的形态和以人力资本的形态，积累与折旧。
    所谓“第三次浪潮”，约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为“服务业的时代”——因为，由各国统计数据表明的趋势是，在这一时代，农业劳动人口将只占总人口的2％以下，工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8％以下，服务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如此众多的服务业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就表象而言，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管理、法律、会计、金融、电讯、医疗、教育，以及政府部门内的相关服务。更深入的考察表明，与“传统服务业”的那些在洗衣房和货运码头工作的劳动者截然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劳动者都是所谓“知识工作者”，他们在第二次浪潮中被称为“白领”。在大约1970年，在美国，他们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的人数。
    在《第三次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托夫勒被多次邀请访问中国。他告诉我们，中国大约有9亿人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浪潮人口”，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农耕时代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同时，中国大约有3亿人生活在“第二次浪潮”的世界里，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制造”。最后，中国大约有1 000多万“第三次浪潮人口”，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在2001年的一次访问中，他被询问“中国是否可以跳过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他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所以，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可能有跨越式发展，这一跨越必须以成功的“教育”为前提。就这一目的而言，宽带网络很可能为中国提供成功教育和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的冲击》。他预言，人类心理深层结构难以适应因不断加速的创新而迅速变化的生存环境，并因此终将导致一次总体性的危机。这次总体性的危机的降临，被命名为“未来的冲击”。在这部著作面世36年之后，我们回顾这位“未来学家”当时对现在所做的预测，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托夫勒预测的不准确性。例如，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普及和它的革命性作用。因此，他当然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生活对“数字一代”的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重要的忽略改变了托夫勒最深切的预见——即人类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在介绍了托夫勒以往的思想轨迹之后，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试图表述的那种思想——为刻画这一思想，托夫勒使用了一个新词“prosumer”，多达145次；作为对比，被托夫勒当做这本书的标题的关键词“revolutionary wealth”，在书中出现了63次。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其实，我在这篇中译本序言里能够提供的，只是我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时候受激发而想到的与托夫勒的论题相关但或许更深刻的思想线索。例如，博依索特（M. Boisot）于21世纪初，晚至2004年底发表的关于“知识资产”概念的一系列作品，德鲁克（P. Druck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给予系统阐释的“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 Stigler）和贝克尔（G. Beck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消费者－生产者”概念，以及贝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经济学界响应者寥寥的“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一般知识”问题，最后，贯穿了两千年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价值”、“财富”。
    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捍卫经济学关于“口味的稳定性”假设，为此，他们引入了所谓“家庭生产函数”。几乎与此同时或稍早，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兰开斯特（K. Lancast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了关于“生产者－消费者” （producer-consumer）理性选择的论文。由此，以往经济分析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被扩展为所谓“生产者－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
    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要把马歇尔提出的单纯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和单纯的“生产者理性选择模型”合而为一，用来刻画那些仅以自己的消费为生产目的的生产者的理性行为。我在为《体验经济》中译本撰写的序言里专门介绍了这一模型，此处不赘。基于经济分析传统内的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的“生产者－消费者”概念，托夫勒提出的“prosumer”概念应当被译为“生产者－消费者”，但于汉语不雅，故可译为“消费生产者”（本书中译为“产消合一者”——编者注）。
    托夫勒的“消费生产者”概念特别适用于“知识社会”和“体验经济”。此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和生产都是个性化的——目前流行的所谓“DIY”（由你自己拼装）电脑、家具、住房等商品，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理念，而DIY组件的标准化则表明消费生产者尚难割舍“规模经济”的好处。作为充分发展的“个性化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者，如马克思预言过的，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我们看到，劳动将日益成为“义务的”而不是“雇用的”。托夫勒指出，此处“义务”一词，仅仅表示不收取货币形式的报酬，志愿者从义务劳动可以获得足够丰厚的精神形式的报酬。
    时光流转，当年与老师一起发表那篇论文的学生贝克尔，与他的老师一样，已成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82年获奖，贝克尔1992年获奖）。获奖那年，贝克尔与自己的学生联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似乎与“消费生产者”模型不相关的论文，题目是“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虽然我不很赞同贝克尔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解答（参阅我和贝克尔教授的谈话，收录于高小勇、汪丁丁主编《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朝华出版社，2005年），但我非常赞赏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基本问题：如果人类社会进步依赖于劳动分工，如果劳动者的自我意识随分工发展而逐渐强化并把社会带入“个人主义的时代”，又如果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协调分工着的劳动者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成本，并且这一成本的上升最终抵消了劳动分工的全部收益，那么，社会将如何持续发展呢？
    作为对比，让我引述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发表的看法：“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将越来越临时的技能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托夫勒的上述看法，其第一部分与贝克尔提出的分工及协调成本将导致的基本问题一致。但托夫勒所提出的解决这一基本问题的途径，即通过分工着的劳动者之间在越来越临时生产过程中的越来越短暂的功能性组合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则是贝克尔完全没有论及的。尽管如此，贝克尔的洞见仍与托夫勒的洞见密切相关。根据贝克尔提供的解释，决定协调分工的总成本的首要因素是“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在劳动者当中的普及程度。根据我对贝克尔思想的解释，此处“一般知识”应当包括：（1）制度性知识，例如语言、默契、行为规范；（2）普及了的技术性知识，例如算术、化学、电子工程学，等等。<br>欢迎光临手机电子书之家www.sjshu.net/?u=66416<br>这些知识的普及，使劳动者们在瞬息万变的分工中保持协调并且保持协调成本足够低廉。否则，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将随分工的协调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最终使这一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因此，贝克尔强调一般知识的获取、积累、扩散，对于降低分工协调成本和扩展劳动分工范围的极端重要性，并相信这一过程是斯密“劳动分工原理”的本质。
    众所周知，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贡献是最终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国民财富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3）贸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场广度。因此，自由贸易被认为是取消对劳动分工的限制从而取消对国民财富的增长的限制的唯一有效途径。
    贝克尔的分工协调与一般知识的理论则导致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也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在劳动分工的拓展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化；（2）劳动的专业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识的分离”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因此而发生日益增加的协调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其在参与分工的专业化劳动者之间的分享，可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拓展和财富的增长。
    因此，自由贸易不再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自由贸易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能够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般知识的积累和分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远远超过市场拓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贝克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教育和研发部门的效率及知识的普及程度，是当代国民财富增长的最重要源泉。
    托夫勒对未来分工的协调方式的预测——“临时组合”，并不是单纯基于降低协调成本，而是基于更深层的财富创造原理。这一原理的更通俗且更全面的阐释，是由德鲁克在1993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巨著中给出的。
    德鲁克预言，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从而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消失，或至少发生本质性转化，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转化为无数以个体经验为知识资本的专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随后的10年里，直至生命的终点，德鲁克继续论述这一思想。他指出，这些因知识分工而成为职业劳动者的专家，其实应当被称为“知识劳动者”。他们的日常工作往往同时是体力劳动的和脑力劳动的，例如，典型地，飞机维修师、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员、住房环境污染程度检测员、心理及养生保健咨询师、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和各类医学呈像仪器的操作者。
    德鲁克的“知识社会”概念所蕴涵的知识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当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基本问题是：（1）知识的定价问题；（2）知识劳动者的道德自律问题。
    又根据我对各项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参阅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6年），德鲁克所论的知识劳动者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正是这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使分工与协调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展从而使财富在更大范围的不断创造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培顿。杨最近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著作——中译本书名为《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已经提供了结成社会网络的知识劳动者们的知识交换过程的演化过程的分析方法。
    把贝克尔所论的知识扩散过程嵌入社会网络，这一研究议题正凸现为当代经济学讨论的热点之一。这一研究议题，由于涉及远比托夫勒的一系列著作专业得多的知识，此处不予介绍。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我同样不可能对上述德鲁克提出的知识社会的两大基本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下面，也是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部分，我将尽可能简短地介绍博依索特的研究论文。
    博依索特的《知识资产》，最近有了一个出色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故而我可以直接介绍他在提出了“知识资产”概念之后发表的最新论文——“数据，信息，知识”（《演化经济学杂志》，2004年，总第14卷，第43~67页）。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他在这篇论文里论证，我们对世界分类时使用的那些范畴，借助于情感与理性，已经先验地在各种特定情境内为我们设定了意向性。如波普所论，只有借助于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我们才可能生存到今天。数据之有意义，是因为接收数据的人已经积累了足够知识来理解这一意义。数据是低耗能系统，它只改变行为意向。
    现在，我请读者参照任何一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关于生产函数的部分，想象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内，存在一组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等产出曲线”——当生产者沿任一等产出曲线移动时，各生产要素以不同比率被转化为等量产品。为生产等量产品而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要素投入比率，这一性质被称为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关系”。物品之间存在足够强烈的替代关系，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分析结论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果，在诸如“知识”和“网络”这类情形中，物品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不是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则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就将自行瓦解。
    作为挽救新古典经济分析的一种方式，博依索特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函数，就长期演变而言，应当由一条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出现的各等产出曲线之间跳跃并向原点不断移动的知识路径来刻画。请读者仍然想象只有两类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只不过，这两类生产要素不再是“劳动”和“资本”，而是“数据”和“物质”。
    托夫勒所谓“跨越式发展”，在博依索特的理论框架内，可被理解为生产者的“知识路径”在各次浪潮的财富生产函数所对应的等产出曲线之间的跳跃——作为这些跳跃的结果，人类的生产从物质密集型日益演变为数据密集型。
    为彻底理解博依索特的思想，我提醒读者查阅伯格森的一系列著作，经典如《创化论》和《材料与记忆》。通过这些著作，读者能够想象伯格森在19世纪末已经想象过的生物演化与自组织创造的过程。该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当生命从低级向高级演化时，它总是试图在由记忆支撑的日益扩展的想象空间内预期其行动的各种可能后果，而不是让直接行动把这些后果呈现给自己。读者不难判断，伯格森的创造性演化理论已经意味着博依索特的从物质密集型生产方式到数据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演化。
    有了以上所列的诸家理论，我相信读者将会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把握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提出的三项深层原理——时间、空间、知识。
    注意，博依索特的演化生产函数无法表达托夫勒所强调的知识进步的日益加速倾向。托夫勒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极限，此时，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现象进行“量子”尺度的观察和分析，才可能获取新的知识。时间与空间不再是割裂的两概念，基于“量子”概念，时间与空间演化为统一的“时空”概念。不同于相对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量子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由于“测不准”，表现出“非严格决定论”的倾向。也因此，托夫勒对中国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希望告诉托夫勒著作的中国读者：如同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位重要作者一样，托夫勒的主要著作，没有哪一部是没有争议的。例如，对托夫勒1995年的著作《创造新文明》，亚马逊网上书店至今保存着一份2002年5月发表的读者评论，十分中肯地批评托夫勒的预测缺乏“建构性”——究竟如何实现与第三次浪潮相适应的政治？另一份发表于1998年6月的读者评论，更直接批评托夫勒：“基于成问题的假设对未来加以预测”。类似地，我推测，许多中国读者会认为托夫勒在这部2006年新著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未必可信。
    仅以这篇短文，献给愿意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读者们，并提供一些来自行为经济学、社会理论、知识论与经济学的思想线索。2006年4月24日，初稿于杭州“密云不雨斋”，2006年5月3日二稿于夏威夷瓦胡岛阿拉莫阿娜海滩，2006年5月9日终稿于美国加州圣克利门蒂“Vagabond Inn Executive”。

    导言（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所有的书籍从构思到成书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正如胎儿的成长会受到母亲子宫外事件的影响一样，一部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肯定也要受到这一时间里给作家思想产生印象的各种事件的影响。因此毫无疑问，即使是一部关于未来的书，也是其形成过程中这一简短历史时期的产物。
    写这部书所经历的时间就是进入21世纪之前的那12年时间。任何关心世界大事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东京地铁站里邪教徒的毒气杀人事件、多利羊的克隆成功、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人类染色体组的破解、为避免计算机千年虫的发生而付出的种种努力、艾滋病、“非典”等传染疾病的爆发、“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印度洋的海啸……
    伴随这些重大新闻的还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剧变——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网络产业的兴起、金融市场的暴跌和复苏、欧元的启用、飞涨的石油价格、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美国财政和贸易的巨大赤字。最后，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崛起。
    然而，尽管我们的书籍、互联网、电视，以及我们的手机在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报道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剧变，但是所有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故事——财富的历史性的转移——却被那些次重要的报道所掩盖了。我们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讲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
    财富不仅仅产生于农田、工厂、办公室和机床上，而且革命性的财富也不光指金钱。现在，就连那些最迟钝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和无数其他的国家正在向高智商的“知识”经济过渡，但是这种变化的真正冲击力（其对人民和整个国家乃至整个大陆的冲击力）还有待于人们去感觉。过去的半个世纪仅仅是个序幕。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进入了一个无限增长、变幻无常、愈加容易接触的全球性的智囊库之中，知识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即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穿越更多的国界。结果，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将生活和工作在这种革命性的财富之中，或者受制于这种革命性财富所带来的后果。
    今天，“革命”这个词已经被人们滥用到了如此的地步，就连什么新的饮食配方和政治动乱都被冠以了革命的称号，所以，这个词的主要意思已经变了味儿。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有必要阐明“革命”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
    我们是以最广博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革命规模相比较，那些诸如股市暴跌、政权交替、新技术的引进，甚至连战争和国家的分裂都算不上是革命。
    因此，我们书中所聚焦的革命变化有点类似于工业革命，甚至比工业革命还要有震撼力。因为成千上万个似乎毫无关联的变化同时出现，构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被叫做“现代化”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文明。
    如果把财富真正看做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东西，那我们不仅要看它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要看它被创造、分配、流通、消耗、储存和投资方式上的变化。此外（我们在后面要详细解释），财富有形或者无形的程度必须要得到改变。只有当所有这些层次上都发生变化，我们才能真正将财富称之为是具有“革命性的”。
    今天，所有这一切真的都在发生着，并且是以一种史无前例的迅猛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实例来解释它。
    至于本书书名中的另一个词“财富”：尽管我们几乎都生活在一种金钱的经济之中，但是我们书中所讲的财富却不仅仅指金钱，我们同时也是生活在一种既令人兴奋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并行经济之中。在这种经济中，我们不付钱就可以实现许多需要或者想要实现的事情。正是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这两种事物的结合构成了我们所称之为“财富体系”的主体。
    将这两种互动的经济同时进行革命化处理，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史无前例的财富体系。为了深刻理解这种体系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任何财富体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财富体系尽管十分强大，但是恕我直言，它也仅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宏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宏观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政治体系，都在不断地与其主体互动，并且彼此之间互动。这些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一种文明或者生活方式，并且大致上可以和财富体系和谐共存。

    导言（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在这里谈论革命性财富时，我们时刻都在牢记这种财富与其他这些亚体系之间的联系。那么，将财富革命化（我们正在这样做），就是在所有这些体系以及生活中其他许多的领域中引入变化，而且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抵抗。
    《财富的革命》正是基于这些核心思想而完成的。我们认为，这些核心思想一旦被我们领悟了，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正在迅猛发生的那些相互冲撞、似乎毫无意义的变化和冲突。
    尽管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们却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撰写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发战略和商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上。同时，我们两个人就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知识型经济过渡这个课题，在无数的大学里做过讲座，在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做过论证，会见过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的总裁，并且给世界许多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提过参考建议。
    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更加需要实际生活的基础。对于我们两人而言，我们青年时期的“实际生活”包括在几家工厂里工作过的难忘的5年。在那5年中，我们干过冲床、体验过生产线，还生产过汽车零件、飞机发动机、电灯泡、发动机零件等产品，在钢铁厂里爬过管道，两手抱过风钻机，还干过其他的体力活。制造业里最底层、最脏、最累的活儿我们都干过。我们也尝到过失业的辛酸。
    自从我们第一部关于变化和未来的书籍《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问世以来，该书已经在大约100个国家里出版发行。这使我们有了与各行各业人士面对面接触的绝好机会：有委内瑞拉贫民窟、巴西棚户区、阿根廷贫民窟里的儿童，有墨西哥、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亿万富翁，有被囚禁在加利福尼亚监狱里的女杀人犯，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更不用说还有国王和女王了。此外，还有无以计数的金融部长和大银行家。
    他们代表着众多的人类性格、各种宗教（以及非宗教）、各种政治思想体系、形形色色的贪婪心态，或者说是对社会的关注、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的心理。种种的这些经历给经济学的抽象概念提供了真实生活的内涵。
    当然，关于未来谁也不会确切地了解，尤其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将要发生什么就更说不准了。因此，在我们的书中贯穿始终使用的词汇“将要”（比如“将要发生”）应该被看做是“很可能将要发生”或者“据我们看，将要发生”的简略表达法。这样我们就不用反复地重复那些累赘的表达法而让我们的读者昏昏欲睡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人们上下调动或者平行调换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一个人尽管在书中是甲公司的总裁或者乙大学的教授，可是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可能已经调到了丙公司或者丙大学了。除此之外，读者也不应该忘记最后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所有的解释都是简单化了的。
    此外，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还有两点值得知道的重要事实。假如没有史蒂夫。克里斯钦森来帮助我们，那么写这本书所花的时间就不只是12年了。记得这部书写完时，我询问史蒂夫能否向我推荐一个好的编辑来协助我们。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了个毛遂自荐。史蒂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在当时世界上主要新闻机构之一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做过编辑，后来在《洛杉矶时报》辛迪加任编辑和总经理。几乎在3年前就开始和我们合作的史蒂夫证明是一位一流的当家编辑。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了逻辑上的严谨、智慧、热情、和善和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他的加入使得这本书的杀青阶段成为了一种享受。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最后，由于我们的独生女儿卡伦的不治之症，使我们花去了很多的时间，从而减缓了写作的速度。海蒂常年日夜24小时在卡伦的病榻前悉心照料。她不仅在同女儿的疾病做着斗争，而且也在同医院的官僚制度和医学上的滞后做着抗争。因此，她只能是间歇性地为本书做些撰写工作。即使如此，本书中的许多假设、思想和模式都是我们共同旅行、联合采访和毕生的讨论和争执的结果。

    导言（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于各种原因，海蒂不想让自己的署名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只是在1993年出版了《未来的战争》（War and Anti？鄄War）、1995年出版了《再造新文明》（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之后她才有所让步。但是，读者们应该把所有托夫勒的书都看做是我们两人爱情生活的结晶。阿尔文。托夫勒

    致谢（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这本书的问世得到了很多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愿呈上我们的诚挚谢意！在此，请允许我们打破以贡献大小为先后的致谢顺序，让我们从内部说起。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家中写成的，书稿保存在离家不远的办公室里。
    我们要感谢琳达。保罗，她在卡罗尔。西蒙的帮助下一直负责保管不断增加的研究档案。这些档案被整齐地归入大约5 000个类别。几十年来，琳达对档案数据了如指掌，她知道计算机出了什么故障，她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订到航班座位，如何婉转地应对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开怀大笑。
    艾里西亚。加西亚负责我们的家庭事务以及家中的办公室，她聪明、善良、十分值得信赖。她在我们的女儿病重期间与我们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
    在工作和全球的旅行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斯坦福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在硅谷曾花费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解知识型经济的主要含义。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1 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前任世界银行总裁之一威廉。伊斯特利，为我们提供了他对知识及激励机制在对抗贫穷中的作用的见解。
    我们曾和米尔肯研究院的金融学家格伦。耶戈、苏珊娜。特里姆巴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探讨时间与金钱的某些隐性关系。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艺复兴经济研究者、荣誉退休的迈克尔。D.英特利格特教授，他的兴趣广泛，包括从健康、水资源到核扩散，以及俄罗斯由共产主义向准市场经济过渡等领域。
    我们还要感谢华盛顿LLC研究中心的带头人之一杰弗里。艾森纳克，他手下率领着50位经济学家。当认为我们需要时，他伸出援助之手，他的邮件常常在深夜时分纷至沓来。他的这些邮件时常为我们的想法注入新的理念。
    我们还要向已故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复杂性理论的奠基人伊利亚。普里高津致敬。与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谈话加深了我们对混沌与秩序的理解。混沌与秩序是财富的基础。
    在墨西哥与卡洛斯。斯利姆一家的谈话远远超出了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商业与经济的范围，加深了我们对更广泛话题的理解。与卡洛斯共进晚餐经常会谈到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我们经常提到比尔。克林顿和“魔术师”约翰逊。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与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辩论、争吵，甚至互相大叫，但又能开心地大笑。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相悖，我们却时时刻刻能从他那儿学到新东西。他是位智者，尤其是当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还要感谢新加坡的国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曾唤醒了全亚洲，使亚洲人民认识到了自己的经济潜力。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和深刻的思想家，李光耀先生曾与我们分享他对亚洲前途的看法。
    前美国海军参谋长理查德。丹兹，邀请我们陪同他一起前往中国上海参加与商业界人士的研讨，并与中国前海军舰队司令会面。
    我们还要感谢已故中国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温先生生前足迹遍布从北京到黄羊川等中国最穷的部分地区，努力缩小中国地区间在数字信息方面的差距。
    我们要感谢国内的鲍勃 . 瓦因加登和帕姆 . 瓦因加登。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避免我们在文章中出现错误。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
    我们要深深感谢阿尔 . 伯顿和萨利 . 伯顿，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常常在周五晚上与我们讨论媒体、流行文化、政治以及下一个写作主题。感谢他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相伴左右。
    致威克特。奥希提斯基和伊娃。奥希提斯基：威克特是一位杰出的制宪学者、中欧大学法学和社会学教授。他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伊娃和威克特都是国际禁酒运动的领袖，因为嗜酒者常常忽视醉酒给生产力、犯罪、警察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影响。

    致谢（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编辑阿什。格林，他应该被授予诺贝尔耐心奖。当我们威胁着要改变内容、误入歧途时，是他耐心地坚持我们的原稿方向。
    感谢柯蒂斯。布朗出版公司的老朋友蒂姆。诺尔顿、戴夫。巴勃和格雷斯。惠里，我们向来合作愉快。希望所有的作家都如我们般幸运。
    我们要感谢利恩办公署的比尔。利、拉里。莱森和其他所有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次环球演讲的机会。在这些演讲中我们有幸结识创造了革命性的财富体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以及来自不同文化的睿智听众。
    我们每月专栏的编辑内森。加德尔斯脑中的信息量比Rolodex信息管理软件还要多，他的头能够与总统山上的雕像一比大小。
    最后我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同事们：汤姆。约翰逊是托夫勒协会的创办人与合伙人之一，几十年来的好朋友。感谢汤姆对我们书稿提出的宝贵意见，还有他对一切事情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对我们写作进程的温柔的、不懈的敦促。
    迪克。萨弗兰斯基睿智的好奇心与尖锐的洞察力经常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戴伯。威斯特弗尔，GPS系统的制作人之一，是我们所有方面的良师。亚伦。舒尔曼不仅聪明过人且脚踏实地。
    此外，我们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全体同仁为我们解答难题，组织集体晚餐为我们提供演讲的场合。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机会倾听智者的想法。我们还要感谢最近去世的邦妮。奥戈尔曼，她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为她的离去深感悲哀。
    我们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出。我们对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心存感激：那些十多年来为我们提供有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人，那些与我们见面、回复我们的邮件、接听我们的电话的人。
    还有那些成千上万为我们的想法提供素材的人——在此书中出现的几百位作者，在网上与我们分享自己见解的学者，还有那些努力工作却声名狼藉、薪水极低的记者们，他们每天报道商务新闻、经济政策及相关事件——这些人每天在键盘上敲出所谓的“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每个人都会不时地犯错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当然，这种长度的写作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当然，我们无法将错误归咎于他人。任何作者都要为自己的每一个字负责。因此，这本书中的任何缺点与错误都由我们来承担。

    第一章率先创造财富（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这部书是关于有形和无形财富的未来。这种革命性的财富形式在未来的数年中将重新设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公司和整个世界。
    为了阐明这种意义，本章主要讲述了家庭生活、日常工作、时间压力和生活中一些愈加复杂的问题，还要讲述真理、谎言、市场和金钱。我们还将把这个世界上变化与反变化之间的冲撞展示给世人。当然，也有我们内心深处的冲撞。
    今天的财富革命不仅会给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带来无数的商机，也会给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各界的企业家带来无数的机遇。它会给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的脱贫运动带来无限的生机。但是，在通往这种光明未来的路上却明示着一种警告：风险不仅规模在扩大，而且速度也在加剧。未来是为那些勇敢者准备的。
    今天，电子邮件和博客电子社区铺天盖地般地向我们压来。eBay把我们都变成了市场经销商。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公司的丑闻。对付乳腺癌、多重硬化以及数十种疾病也有了治疗的药物。还有一些药物被宣布对人体有危害，因而被撤出了市场。机器人登上了火星，而且登陆点极其精确，但是计算机、软件、手机和网络系统也经常出现问题。全球变暖在发出警示信号。燃料电池在向我们招手。基因和干细胞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纳米技术成为了新的技术目标。
    与此同时，洛杉矶的犯罪集团混到了中美洲，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支准军队；年仅13岁的充满了报复心理的恐怖分子离开法国，前往中东地区。当反犹太主义重新抬头时，哈里王子竟然在伦敦穿起了纳粹军服。在非洲，艾滋病毁掉了一代人。在亚洲，奇怪的新型疾病大有蔓延到全世界的危险。
    为了逃避（或者至少是为了忘却）这种似乎混乱的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视线投向了电视机，因为在电视里“真人秀节目”在装做真实。数千人组成了“快闪族”（flash mob），相互投掷枕头乱闹一通。在其他的地方，网络游侠不惜花数千美元玩虚拟游戏，虚拟的形象拿起虚拟的刀剑展开杀戮，以便夺取城堡或者博得某个少女的芳心。虚拟世界正在不断蔓延。
    更重要的是，曾几何时为社会提供过理性、秩序和稳定性的机构，比如学校、医院、家庭、法庭、制定规则的部门、工会等组织，现在却在危机四起的形势下变得无所适从。
    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又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美国的预算像一个醉鬼似的摇摇欲坠。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们在自言自语地说，是否应该把他们借给华盛顿的数十亿美元要回来，从而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欧洲在为欧盟的扩张而庆祝，但是德国的失业率却创造了50年来的最高纪录，法国人和荷兰人也在坚决地反对拟定的欧盟宪法。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地得到告诫，中国肯定要成为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经济上的这些高风险动作，加上各种机构功能的疲软，使得待在家里的普通人面临着具有毁灭潜在性的许多个人问题。他们质问自己是否还能得到他们为之劳累一生而应该得到的退休金，自己是否还能付得起高得离谱的汽油价格和医疗保健费用。他们为学校里所发生的各种暴行而感到痛苦。他们担心犯罪、毒品和物欲横流的道德现状将毁掉文明生活。人人都想知道，这种似乎天下大乱的状态将怎样影响我们的收入？我们还会有收入吗？
    每月时尚不仅是普通人对这些问题感到很难回答，就连那些专家们对此也感到一筹莫展。公司的总裁们像走马灯似的更替，犹如客流高峰期通过旋转门的匆匆过客。他们不停地收购、逃逸或屈服于股票市场，这个月追求核心优势，下一个月又追求增效作用，再下一个月又赶上了最新的管理时尚。他们研究最新的经济预测，但是就连许多经济学家本身对这些问题也是备感困惑，只能是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浑浑噩噩地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破解今天这种似乎混乱的局面，我们必须打断那些远离实际的经济学家和商业权威们的论调，因为他们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什么“商业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深入到陈腐的表面现象下面去探索。因此，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聚焦探索那些所谓的基本原理所赖以生存的“深层原理”。

    第一章率先创造财富（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经过探索之后，今天的这种似乎疯狂的世界就会变得截然不同了。它会显得不那么疯狂，许多先前没有注意到的机遇将会蓦然出现。原来，混乱只是这个故事其中的一部分，而混乱本身也能激发新的思想。
    明天的经济将在众多的领域中提供意义深远的商业机遇，比如在超级农业生产、按客户要求定制的医疗保健、纳米技术、奇特的新式能源、流动的支付制度、快速市场、新型教育、非致命的武器、台式电脑生产、可程序化的货币、风险管理、可以告诉我们被人监视的私用探测器（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再加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服务和体验。
    这些领域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效益，什么时候会达到吻合，我们现在都说不准。但是，如果理解了这些深层的原理，我们就会发现新需求的存在，就会发现原来没有被确认的产业和部门的存在，比如，一种巨大的“同步化产业”和“孤独产业”的存在。
    为了预测财富的未来，我们不仅要看我们为赚钱而忙碌的工作，而且还要看我们作为“产消合一者”（prosumer）都在做的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在后面我们将给以详细的解释，但是到那时，大多数人都会感到震惊，我们每天所生产的没有报酬的产品是如此之多。我们也要探讨我们许多人甚至是不知不觉在从事着的无形的“第三职业”。
    因为产消合一注定要爆发，所以货币经济的未来如果离开了产消合一经济的未来，再也不容易被人们理解了，更不用说做出预测了。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财富体系”。一旦我们理解了这点，理解了这两者之间相互维系的渠道，那么，我们不仅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了如指掌，而且对未来也会有敏锐的洞察力。
    个性崇拜新的财富体系并非时常出现，而且出现时也并非孑然一身。每个体系的到来都会伴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文明。这不仅是新的商业结构，而且是新的家庭模式、新的音乐和艺术、新的食品、新的时尚、新的审美标准、新的价值观、对宗教和人身自由的新的态度。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与这种新出现的财富体系互动并且给予影响。
    今天在美国率先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文明，而这种文明正是围绕着创建财富的一种革命方式而展开的。不管好与坏，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已经被这种革命所改变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随着这种文明的影响或是在崛起，或是在衰落。
    今天，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讨厌甚至是憎恨美国。一些狂热分子希望把美国和所有的美国人都消灭掉。他们这么希望的背后有各种的理由：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拒绝签署各种国际协议，他们眼中的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等等。<br>欢迎光临手机电子书之家www.sjshu.net/?u=66416<br>然而，即使中东实现了和平，即使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变成了和平人士，即使民主主义如鲜花般盛开，那么，世界上其余的国家也还会战战兢兢地看待美国。
    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美国所发展的这种新的财富体系在本质上正在威胁着全世界古老的、根深蒂固的金融和政治利益。此外，在美国兴起的这种新的财富体系还伴随着一些颇具争议的变化，比如妇女地位的变化、种族和少数民族地位的变化、同性恋，以及其他团体地位的变化。
    因为美国兴起的文化更加推崇人的个性，所以它被看做是对社区的一种威胁。更糟糕的是，因为这种文化放松了早期社会传统对人们在性、道德、政治、宗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某些禁锢，它更被视为是一种洪水猛兽，正在将年轻人诱惑到虚无主义、放纵和堕落的深渊。
    总之，革命性财富和迄今为止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变化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其背后有着更广泛的全球性的反美情绪的原因，而不仅是各方媒体所列举的层层原因。
    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革命性财富体系已经不再是美国的独家垄断产品，其他的国家正在奋起直追。美国领先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现在还不清楚。

    第一章率先创造财富（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吉他和反英雄革命性财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56年。在那一年，美国的白领和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力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开始过渡到了以知识或者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经济。
    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仍然被称做“新经济”。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会在这一部分里延续这个称呼。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仍然十分庞大和昂贵的第一代计算机已经开始从政府机关向商业界转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早在1962年就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知识生产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20世纪50年代经常被描绘为“死气沉沉的10年”。但是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围绕地球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从而引发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一场激烈的宇宙空间竞赛。这场竞赛又极大地加剧了系统论、信息科学、软件程序和项目管理技能培训等领域的开发。这一竞赛也使得美国的学校开始看重物理科学和数学。所有这一切都开始给经济注入与财富有关的新的知识。
    文化和政治也开始发生变化。正如几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艺术形式、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政治运动那样，此时在美国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
    因此，20世纪50年代就普及了家庭电视，人们认识“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接触到了电吉他和摇滚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模式也从英雄和幸福结局转向了由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等演员饰演的脾气乖戾的反英雄。文学界“垮掉的一代”及其嬉皮士追随者美化“及时行乐”，这对工业大众社会所推崇的遵奉习俗的传统是沉重的打击。
    20世纪60年代的显著特点是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和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和男女平等运动的兴起。到了1966年，全美妇女组织指出，“今天的技术已经完全消除了作为大多数工作衡量标准的体力质量，同时强化了美国产业对创造性知识的需求。”现在，全美妇女组织要求以平等的条件加入到“由自动化所创造的革命”和经济大潮之中。
    正当全世界的新闻摄像机和记者都在聚焦这些巨大的事件上时，几乎没有人留意由五角大楼资助的一流科学家们正在开发的一种不起眼的新兴技术。这种技术就是被称做阿帕网——后来改变了世界的互联网的前身。
    重新温习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就会看出，那种认为“新型”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泡沫经济的产物，并且很快就要消失的普遍观点是多么的可笑。
    曝料新闻历史记载了无数这样的例子：“革命”代替了旧的技术，甚至取代了政府，却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和社会里的人。相反，真正的革命不仅更换了技术，而且更换了机构。还不止这些：革命打破并且重新组合了那种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社会的“角色结构”。
    今天，在许多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国家里，传统的角色都在飞速地发生着变化。夫妻的角色、父母和孩子的角色、老师和学生的角色、老板和工人的角色、亲家之间的角色、激进分子的角色、执行官和团队领导人的角色等，都不仅有着经济方面的含义，而且有着心理上的含义。产生争议的不仅是一个人该执行的任务和具有的功能，而且是随之而来的社会期待。
    在工作时和工作后，情形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也越来越复杂，因为工作任务和职务都在不断地重新协调。我们看到了压力和人们精力透支的样子，因为医生和护士、律师和律师助理、警察和社区的协勤人员的角色都受到了挑战，他们所受挑战的程度是工业革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革命也打破了疆界。工业社会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确立了一个明确的界限。今天，对于那些在家里工作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这部分人的数量还在增长）来说，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就连“谁在为谁工作”这个概念也变得含糊不清了。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 . 赖克指出，现在劳动力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中包括在甲公司里工作的独立承包商、自由代理人等职位，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却是乙公司的真正雇员。

    第一章率先创造财富（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赖克说：“再过几年，给公司下的最好的定义也许就是，谁能获得什么数据、谁能在什么时间内获得某种收入的某个部分。严格地说，公司里根本不会有什么‘雇员’了。”
    学术上的界限也在消失。尽管有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学术工作正在变得具有“跨学科性质”。
    在流行音乐方面，摇滚乐、东方音乐、hip-hop、techno、retro、迪斯科、大乐队、Tejano以及各种其他种类音乐之间的界限都在“熔化”和“杂交”中消失了。将不同乐队、不同乐器和不同声乐作品的声音重新组合或者“取样”，使之变成一种“混合体”（这是音乐上的一种大杂烩），消费者因此也变成了生产者。
    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新闻与娱乐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正在被抹掉，因为那些“搞笑节目主持人”在新闻题目之间和摄影棚观众的掌声中相互开着玩笑。广告商将他们的信息和产品插入到戏剧或者情景戏剧的台词中，从而娱乐和营销之间的界限也蒸发了。
    就连性别之间的界限也再不是固定的了，因为同性恋和双性恋冲出了“密室”的禁锢，变性人的稀少人数也开始增长了。比如华尔街的电脑专家里基。安妮。威尔钦斯碰巧也是《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种“男变女患者”。威尔钦斯是性别PAC组织的领袖，该组织就性别权利等问题向华盛顿进行游说，认为将人们分成“他”或者“她”类别本身就令人感到压抑，因为这种分类法将那些根本不属于这两类性别的人分成了这两种角色。
    随着更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化像雪崩般地压向我们，并非所有这些新的角色和权利都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如果谁低估了今天这些革命变化的特点，那他就生活在了一种幻觉之中。
    不仅是美国和从前不一样了，全世界都变得今非昔比了。
    中文大行天下今天，全世界一共有8亿多台个人电脑，平均七八个人就有一台。
    今天，全世界的电脑微处理器远远超过了5 000亿个。许多微处理器所含有的晶体管（开关装置）都超过了1亿个。惠普公司宣布，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将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的“分子大小的”开关装置嵌入一个小小的微处理器中。
    今天，地球上平均每个人都拥有40亿个不断开关的数字开关。
    今天，每年涌向市场的更强大的微处理器大约有1 000亿个。
    2002年，日本人制造了一台用于帮助预测全球气候变化的叫做“地球模拟器”的计算机。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钟40万亿次，比其7个竞争对手加在一起的速度还要快。到2005年，IBM公司重新夺回了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制造出了一台比日本计算机的速度还要快一倍的超级计算机。科学家们预测，到2010年，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1 000万亿次。
    与此同时，全世界互联网使用者的数量预计为7亿～9亿人之间。
    真的有人会认为所有这些微处理器、计算机、公司和互联网的联系都将消失吗？真的有人会认为全世界14亿的手机使用者都将自己的手机扔掉吗？事实上，这些数字装置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先进、更加多样化。
    因此，伴随着社会角色和界限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知识结构上的更加迅猛的变化。与他们所带来的变化相比较，迄今所发生的所有变化似乎都显得十分渺小了。这种变化也不仅发生在少数的几个“发达”国家里，因为尽管美国率先开发了这些领域，但是这些领域再也不是“美国独占式”的现象了。
    中文将很快成为互联网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韩国的男生和女生们在数以千计的网吧里谈朋友，同时还与丹麦和加拿大的对手玩多人网上游戏。哥斯达黎加、冰岛和埃及也在出口软件。越南希望5年之后该国的软件销售额将达到5亿美元。
    巴西的互联网客户达到了2 200万。该国的城市累西非吸引了众多的国外信息产业的大公司，比如有微软公司、摩托罗拉公司以及数百家本土公司。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的调查，“在过去的5年中非洲手机的使用量骤然暴涨。”尽管数字装置的贫富差距仍然很大，但是，“在市区里，电信中心、网吧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互联网设施正在迅速地增加……”

    第一章率先创造财富（5）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根据《数字星球2004》（Digital planet 2004）的估算，全世界信息产业市场的总产值每年都高于25 000亿美元。这个巨大的市场是由全世界75万家公司所提供服务的。但是，还有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着。
    在米粒中行走数字革命并非是汹涌而至的根本变化的唯一源泉，我们科学知识的基础正在向四面八方爆炸开来。
    天文学家正在研究“黑色物质”。探索“反物质”的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反氢。我们在众多的领域里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传导聚合物、合成材料、能源、医药、微流体学、克隆、超分子化学、光学、记忆研究、纳米技术等诸多的领域。
    美国众多领域里，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里的科学家们，正在抱怨最近科研经费的削减。但是在一个特殊技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却被人们普遍忽略了，这个技术领域就是为科学研究者们制造研究工具的领域。
    当我们的先辈们不仅仅是为了生产产品，而是为了制造更多、更好的机器而发明机器时，工业革命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并且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今天，我们将此称之为“资本工具”。
    现在，这同一过程正发生在我们用以生产知识的资本工具领域里，而这种资本工具又是先进经济里最先进的资本形式。今天的这个发展规模要比从前大得多。
    因为有了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和超级软件、互联网和网络系统，科学家们现在也能够得到强大的工具，用来方便于快速的合作项目。他们正在组成越来越多的跨国科学团队，让智慧、方法和工具跨越时区地汇聚到一起。
    还有一种用于实验室直观化的了不起的资本工具。从理论说，研究者可以（而且很快将能做到）在一粒大米里面“行走”，在里面直接观察大米粒的内部结构在生长时如何产生变化，然后继续观察大米粒如何被储存、加工、运输和做成熟米饭。可以说，研究者们甚至能够在人们的肠胃里面“行走”以观察大米粒被消化的过程。
    科学杂志和网站里都充满了更好、更快、更节省时间的实验室技术的广告。《罗氏应用科学》（Roche Applied Science）杂志的一则广告这样说，“让您的研究自动化吧。不用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将任何样品材料加工来分解DNA，RNA，mRNA和病毒核素酸……不用40分钟你就能进行真正的PCR分析……”《AB应用生物体系》（AB Applied Biosystems）杂志上的广告这样说，“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途径去寻找，我们的DNA分析仪器都会让你更快地取得成就……”
    但是当涉及核物理时，这种广告中所讲的快速却同样慢得惊人。科学家们为了研究在原子核里运行的个体电子的不稳定运动，就必须发射极其短暂的电磁辐射。而且，时间越短暂越好。
    最近，荷兰和法国的科学家取得了突破。他们发明的电子闪光灯的脉冲速度竟然不超过25 000亿亿分之一秒。但是用于研究原子核里所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个速度也是太慢了。因此，美国的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一种“激光发射物理控制装置”（Lasetron），该装置所发射的闪光速度是按10万亿亿分之一秒来计算的。
    在所有这些天壤之别的领域里，下一步怎么走十分清楚。不久我们将会看到，将出现的不仅是能用于获得知识的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工具，而且是用于制造这些资本工具的资本工具。
    更加疯狂的海岸更多的科学家、更强大的资本工具、快速的通讯系统、广泛的合作和越来越宽广的供提取的知识基础，这些优势的叠加正在改变着科学的疆界。那些曾经被看做是二流的科幻电影的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
    今天，严肃的科学家们再也不害怕因为谈论时空旅行、博客电子社区、接近不死亡率、反重力装置而得到什么坏名声了。而他们所谈论的这些装置却能够改变医学，提供无限的非矿物质燃料能源，和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不可信的狂热海岸上无稽之谈的可行的机遇。

    第一章率先创造财富（6）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1970年，当我们撰写《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时，关于这些题目的讨论并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是今天，这些讨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现在在这些领域里勤奋耕耘的不仅是那些不修边幅的科学家，就连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司（甚至是一些军队）都在花费巨资进行研究。
    我们的实验室里每天都在传出新的发现。许多实验室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道德问题，比如干细胞研究和克隆技术就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争论。我们现在掌握了对某些智能形式的基因控制手段。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那些想要生出高智商孩子的父母来说，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想想这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危险。
    科学大杂烩所有这些科学突破会把我们导向何方，哪种突破能够给人们带来所需要的、企业或者政府能够供应的实用、有利可图的产品或者服务，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毫无疑问，今天大多数的这些导向将证明是死路一条。
    但是，即使这些领域中的一个领域的突破证明是有成果的，那么，其对财富和对社会的影响就有可能是巨大无比的。还记得从前那些专家们说过的话吗？他们曾经打赌说飞机根本上不了天。伦敦《泰晤士报》也曾向读者们保证，叫做电话的那种新发明只不过是“美国典型骗局的最新的例子”。
    现在，我们给更强大的资本工具和科学家们的网上合作再加上一个加速因素。把科学和技术上的发展看做是“单独事件”的观点是错误的。当两种科学突破局限，汇聚到一起或者被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真正巨大的知识（和经济）回报。所进行的项目越广泛、参与的科学家越多、汇聚的突破越多，以新颖方式汇聚的潜力就越大，产生的成果也就越大。在未来的几年中，我门将看到更多的这种科学的大会师。
    用于知识扩张的资本工具的开发就像一枚正处在加油阶段的火箭。这枚火箭将把我们发射到财富创造的下一个阶段。财富的下一个阶段将把这个新的财富体系越来越广泛地普及到全世界。
    革命已经开始，而随之而来的文明将向我们曾经认为关于财富我们所了解的一切一切发起挑战。

    第二章欲望之子（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财富拥有未来。尽管今天人们有着种种深切的焦虑和反对，但是在未来的数年中，这个世界可能创造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财富。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并非都被看成是一件好事。
    从古代的那些认为追求自给自足以外的财富就是反自然做法的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到19世纪的那些认为财富就是侵占的财产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直到今天的许多倡导“自愿简朴”、并且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诅咒的环境主义者，财富一直都声名狼藉。
    与美国法庭上的被告所不同的是，财富并不能被假定为无罪，但是财富本身却是中立的。因此，在这个章节里，我们要说，在被判为有罪之前，财富本身是无罪的。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财富、谁没有财富、财富的用途是什么。正如墨西哥作家加布里埃尔。蔡德（Gabriel Zaid）所写的那样，“财富首先是各种机会的积累。”
    米饭和法拉利当然，某种形式的财富或多或少地被普遍认为是“好的”东西，比如健康，拥有一个关系亲密、充满爱意的家庭，被你尊敬的人所尊敬。尽管这些东西不容易被经济学家们进行量化，但是没有几个人会否认这些就是“财富”。
    然而，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这个词（过于狭义地）通常指的是金融方面的资产，而且往往有资产过量的含义。对于一些人来说，财富的意思可能是拥有比他们主观认为的需求多一点的财产，不管那种财产是什么。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拥有多少的量都不算够。在穷人中间，事物的主观性就不那么强了。对于其孩子就快要饿死的一位母亲来说，每天拥有一碗米饭的财富都算是奢侈了。因此，不管财富这个词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意思，但是至少在这里，它不仅仅指的是拥有两辆法拉利轿车。
    财富也不是金钱的同义词，而这又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金钱只是财富众多的标记或者象征表达意义之中的一种。事实上，财富有时候能够买到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
    为了最充分地理解财富的未来（我们自己的财富或者别人的财富的未来），我们需要追溯到财富的根源：欲望。
    从迫切的需求到暂时的需要都可以反映出人的欲望。不管是哪种情况，财富都是满足这种欲望的完美的东西，这就像在皮肤痒处涂抹清凉油一样。事实上，财富一次可以满足的欲望不只是一个。我们可能想在客厅的墙壁上做些美学的修饰。例如在墙上挂上一幅画，即使是一幅廉价的复制品，我们每次看到它时也会产生一种小小的愉悦冲动。这幅艺术品同时还可以满足我们用自己高雅的情趣或者社会地位来愉悦来访客人的欲望。但是财富也可以是一笔银行存款、一辆自行车、贮存的食品或者是一份医疗保险单。
    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给财富下定义：它指任何财产，或是共有或是独有，并具有经济学家们所谓的“用途”——它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安乐，还可以用于和其他形式的能够提供安乐的财富来交换。不管怎么说，财富就是欲望之子。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非常憎恨财富的另一个原因。
    掌握欲望的精英例如，有一些宗教就指责欲望的不是。禁欲主义的信念倡导人们在贫穷面前要消极顺从，让我们通过减少而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来寻求幸福。需求要少，不需用财富就能生活。印度漫长的历史就是这么度过的，但是它的人民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相反，当西方的新教兴起时，该教义却发出了相反的信息。新教不仅没有压制对物质的欲望，反而竭力宣讲艰苦劳动、勤俭节约和讲究美德。他们告诉教众们，只要你按照这个原则做事，你就会实现你的欲望，即所谓自助者天助的道理。整个西方主要就是靠这种价值观发展致富起来的。同时西方也发明了那个永久性的欲望机器——广告，这样就可以激发更多、更大的欲望。
    让我们回到亚洲。前些时候，中国一位睿智、坚毅的老共产主义者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说过：“致富光荣。”从而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积压许久的欲望释放了出来，使得中国脱离了长久的贫穷状态。

    第二章欲望之子（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在美国，电视节目不断闪现着金融方面的忠告。电视屏幕上充满了股票经纪人及其出版物，比如《金钱》（Money）杂志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广告。商业广告片向人们推荐如何少缴税，如何在股票市场上赚钱，如何在房地产业发家，如何在退休的时候回到充满阳光的小岛上安度晚年。洪水般的信息都在推崇欲望，并且使之合法化。
    仅在2004年一年，美国的公司就投入2 640亿美元在报纸、杂志、电视、无线广播、直投邮件、商业刊物、电话簿和互联网上，用于刊登广告。2001年，欧洲最大的5个国家花费了510亿美元，这并不算花在互联网、直投邮件和其他几个在美国被计算在内的广告领域的费用。日本这方面的数字是360亿美元。
    简而言之，不管是通过禁欲主义、思想形态、宗教、广告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所有的社会里掌管欲望的都是那些精英——这就是创造财富的起点。
    很显然，仅靠提高欲望的水平（或者说仅靠颂扬贪婪，而这种贪婪既不同于财富也不同于欲望）并不会使人变得富有。提倡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文化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财富。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倡导贫穷美德的文化通常能够完全得到他们所倡导的东西。

    第三章财富的浪潮（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创造财富。尽管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着各种贫穷现象，但长期的现实却是，自古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却混得不错。如果我们没有混好，这个星球现在就不会养活60亿的人类，我们的寿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长。而且好坏暂且不说，我们现在地球上超重人口的数量就不会比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多了。
    如果我们愿意将其称之为成就，我们已经取得了这种成就。我们取得这种成就的方式是通过发明犁、战车、蒸汽机车和麦当劳快餐，是通过共同发明了一系列我们一直称之为“财富体系”的东西而取得的。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史前的爱因斯坦财富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指的是那种能够满足需求或者要求的任何东西。财富体系就是财富被创造的方式，不管是为了金钱与否。
    很显然，早在第一个真正的财富体系产生之前，我们人类都是四处游牧的狩猎者，为了最简单的必需品我们只有捕猎或者到处搜集粮食。随着动物的驯化，狩猎和搜集粮食逐渐转向了放牧或者田园耕耘。但是在数千年前，这些只不过是生存体系，根本算不上是“财富体系”。
    只是当人类有能力生产出了剩余产品之后，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财富体系才算出现。自从那之后，尽管人类尝试过众多的方式来生产剩余产品，但是通过历史的进程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个真正的财富体系大约出现在一万年前。在今天土耳其的卡拉卡达格山附近，某个史前的爱因斯坦（可能是一位妇女）种下了第一粒种子，从而引进了创造财富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方法。这时，人类不再靠大自然恩赐，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自然界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了。全世界应该制定一个每年一度的节日来纪念这位不知名的发明者，因为她的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超过了人类史上任何一项发明。
    农业的发明意味着在好年景时，农民的劳动可能生产出比勉强糊口稍微多一点的剩余粮食。这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可以不再过游牧生活，可以在一些永久性的村落里安家落户，并在附近的田地里种庄稼。简而言之，农业在其缓慢向全世界的普及中，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由于偶尔有了剩余粮食，农民们就可以储存一些，以备荒年之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也促生了一批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的出现：由士兵、牧师、征税官和贡品收纳官所支持的军阀、贵族、国王。这些精英控制了这些剩余粮食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并用这种财富创建了王朝帝国，同时为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提供资金来源。
    他们可以建造宏伟的宫殿和大教堂，他们可以将狩猎变为体育运动，他们可以（而且确实经常这么做）发动战争，去争夺土地和奴隶或者农奴，以此为自己生产更多的剩余粮食。尽管农民们饥饿难耐甚至饿殍遍野，可是这些统治者却能用这些剩余的粮食来维持一批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和魔术师。
    总之，第一次财富的浪潮随着其向世界各地的蔓延，创造了我们所称谓的农业文明。
    食己类在之后的数千年中，农业成为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远比狩猎和搜集植物成果丰富。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写道，“到公元1100年，重型犁、广阔的可耕种土地、农业和牧业的新式结合、一年三作、现代的马具、给马上马蹄铁和车前横木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农业开发的体系。”怀特所指的是“欧洲北部从大西洋到第聂伯河流域的农业欣欣向荣的广大地区”。
    第一次财富浪潮也随之带来了更细的劳动分工，从而产生了以贸易、易货贸易、买和卖等形式的交流的需要。
    但是饥饿和难以想象的贫穷仍然是固定的生存状态。根据历史学家特奥菲洛。鲁伊斯（Teofilo Ruiz）的描述，近在14世纪时，欧洲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每隔3~5年就会发生一次饥荒。用博洛尼亚大学皮埃罗。坎波雷西（Piero Camporesi）的话说，“饥荒几乎构成了整个17世纪社会现实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三章财富的浪潮（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在1528年上演的一出讽刺戏剧中，剧中的一个角色说道：“我要杀掉我自己……这样做要好得多了，因为我将吃掉自己，这样我就会营养充足地死去了。”真是黑色幽默，然而当时的年代更加黑暗。
    坎波雷西的传世之作《面包与美梦》（Bread of Dreams）如实地记载了当时人们在饥饿状态下疯狂地吞吃牺牲者的皮肉和内脏的惨状：那腐烂的恶臭、污秽的粪便、在粪便上堆起的尸体、母亲生食自己的婴儿。他写了“关于死亡的最直接的描述——尸体、白骨、病入膏肓者和奄奄一息者”。饥饿的农民不时地涌进城镇，成为“半边缘化”的人口和行乞的大军。
    今天，许多国家里的人民仍然生活在第一次浪潮中所描述的生活中。尽管食己类的现象可能已经罕见，但是坎波雷西所描述的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仍然可以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见到。在这些地方，农民们今天劳作和生活的方式与几个世纪之前他们祖先的方式完全一样。
    超乎想象第二次革命性财富体系和社会（即工业主义）出现于17世纪的晚期，在地球的许多地区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和剧变的浪潮。
    今天，历史学家们仍对工业革命的具体日期和众多的内在原因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历史时期，西欧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政治激进分子和企业家汲取了笛卡尔、牛顿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再次改变了世界。
    随着这些新思想而产生的第二次浪潮财富体系最终带来了工厂、城市化和世俗主义。它将矿物燃料能源和要求反复进行重体力劳动的蛮力技术结合到了一起。它带来了大规模生产、大众教育、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
    第二次浪潮的财富体系与传统的工作方式、价值观、家庭结构和农业时代越来越腐败的政治和宗教机构产生了冲突，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与工业精英的利益与根深蒂固的农业精英的利益对立了起来。最终，第二次浪潮的“倡导现代化的人”在所有现在的“发达”经济里取得了掌权位置。
    工业主义污染了地球。伴之而来的是殖民主义、战争和人间苦难。但是它也催生了一种巨大的、不断扩张的城市—工业文明，这种文明所创造的财富是我们的农民祖先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工业经济是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最大化的普遍原理建设起来的，但是形式却各异。有英美式的资本主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瑞典的“中庸之道”、日本的等级制度和严重的官僚制度版本、韩国模仿日本版本而发明的自己的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的不同版本。所有这些版本都十分注重早期的生产和后来的消费。
    今天，经济开发与合作组织在全球共拥有30个成员国，人口为12亿。它们被看做是“发达”或者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加上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国家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也就是第二次财富浪潮席卷全球所带来的产物。
    今天的财富浪潮第三次即最近的一次财富浪潮（当我们写作这部书时，这股浪潮仍在爆炸似的四处蔓延）向所有的工业主义原理提出了挑战。它用愈加精深的知识替代着工业生产、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各种传统因素。
    第二次浪潮财富体系所带来的是工业一体化，而第三次浪潮则是将生产、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分解开。
    第二次浪潮社会用核心家庭替代了第一次浪潮中大多数农业社会里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第三次浪潮则承认并且接受不同模式的家庭结构。
    第二次浪潮建立了越来越高的垂直型等级制度，第三次浪潮往往会打破各种组织，并且向网络和其他许多替代的结构过渡。
    而这些只是长长的激烈变革大名单的开始。因此，制造我们能够触摸的东西（这是第二次浪潮经济的核心功能）越来越成为一项容易商品化、相对简单、低附加值的活动。

    第三章财富的浪潮（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相反，诸如金融、设计、计划、研究、营销、广告、销售、管理、服务和回收等无形的功能，却往往更为困难，而且代价昂贵。它们往往比摆弄金属和体力劳动能增加更多的价值，带来更大的利润。结果，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每一次的财富浪潮出现高涨时，其在世界各地的走向都不是很均匀。因此，在诸如巴西和印度等国家里，我们能看到所有这三次浪潮同时重叠发生和流动的现象：第一次浪潮的农民接管了土地，因而残留的狩猎者和食品搜集者逐渐在消失；农民涌向城市，在第二次浪潮的工厂里打工；第三次浪潮到来时，网吧和软件工程骤然出现。
    随着这些过渡事件的发生，出现了一种衰落、创新和试验混合体的现象。陈旧的机构失去了功能，人们试验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新的信仰制度、新的家庭结构、新的政治形式、新型艺术、文学和音乐、两性之间新的关系。
    如果没有主体国家和文化，任何财富体系都不会自我维系。当两种或者更多的财富体系互相冲撞时，主体社会和文化本身就产生了动摇。
    这些粗略的草图仅仅涉及了世界三大财富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大文明之间的差异。但是即使是这些粗略的草图也足以表明其主题：如果说第一次浪潮的财富体系主要基于种植农作物，第二次浪潮的财富体系基于制造东西，那么，第三次浪潮的财富体系就越来越基于服务、思考、了解和试验了。
    三种生活，三个世界很清楚，正如工业主义通常比农业经济人均创造的财富更多、剩余量更大，今天兴起的仍然不完善的第三次浪潮财富体系则保证让所有此前体系所生产的财富量相形见绌。它不仅能够增加金钱财富，而且还能增加人类财富——那种我们为自己和亲人所创造的非金钱财富。
    这三种财富中的每一种都给社会和普通人的生活强加上了不同的必须履行的责任，它们生产出完全不同形式和不同量的财富，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态和文化后果，它们也推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比较一下孟加拉农村地区一个农民的生活，科隆福特汽车生产线上一位工人的生活，以及西雅图或者新加坡一位软件程序员的生活。即使在一个国家里，比如说印度，也可以比较一下比贾尔农民的生活，孟买工厂工人的生活和班加罗尔电脑程序员的生活。他们在不同的财富体系中运作，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为了理解这其中的差异并且知道这些差异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现在必须来到经济学家和金融界权威们很少领我们涉足的地方——未来财富所依赖的深奥、隐蔽的原理。

    第四章深层的原理（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每天早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睁开眼睛就立刻到网上去查看当天的股市行情，阅读报纸上的商务报道，打开电视收看最新的商业新闻，或者三件事情都做。然后，他们才想起张罗早餐问题。
    毫无疑问，有些人宁愿在自己的脑袋里植入一个微处理器，这样他们就会自动地知道利率的最新动态或者他们股票投资组合里的变化。用不了多久，有人就会这么做。
    不过在那到来之前，上海的家庭主妇、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法兰克福的货币交易人也只能满足于现状，靠路透社、布隆博格新闻社、CNBC、美国有线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每天所发出来的、滞后现实86 400秒的信息。在网上（或者不是在网上）提供这些新闻本身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产业。
    没有人会假装理解这项产业及其史无前例的信息数量（以及错误信息量）如何影响和曲解着股票市场和全世界的货币经济。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喧嚣声中，专家们却信心十足地将股市的各种波动、企业的过渡和经济上的起伏涨落都归咎于他们所谓的“原理”发生的变化。
    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经济师承认，“主流经济原理仍然很坚固”。时代华纳公司的总裁将公司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成就归功于该公司“健康的企业原理”——尽管事实表明，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下跌了90%.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一位首席经济专家敦促投资者们去阅读俄罗斯的“经济原理，而不该看该国最近的历史”。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将坚挺的出口市场归功于“经济原理”。
    然而，我们所用的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仍然十分模糊。这得看由谁来解释，其中的因素包括“低通货膨胀率”、“健全的信誉质量”和“世界黄金和铜的价格”。也许事实不是这样。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价格猛涨阶段，经济学家们又在众多的定义中加入了一些所谓的原理，比如平衡的政府预算、强大的制造业、一个全球性的中心银行的存在与否、股票价格和利润之间的差异、个人贷款的水平，还有低工资工种的百分比，不用说还有越来越多的破产企业。
    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些变量非常重要（有时候是很重要）。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过于关注这些变量而错过了更加重要的东西怎么办？如果这种因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取决于一些更深层的力量（譬如深层的原理），而这些深层的原理又在影响着更表面的原理，这又该怎么办？
    如果原理给我们一种解释，而深层原理又给我们另一种解释，这该怎么办？如果这些更加根本、更加有说服力的因素本身又在飞速地变化，这又该怎么办？
    无误主义者基督教神学家们用“无误主义者”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即使经过了两千年的备受争议的解释和错误翻译，《圣经》仍然没有任何错误，而且，《圣经》中的每一个词都必须按照其字面的意思来理解。
    经济学中也有一批无误主义者。他们认为，尽管有着各种反常、令人困惑和矛盾的现象，但是一切都没有改变。在“原理”这个层次上，他们声称，经济仅是受到了数字动荡和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很小的影响。
    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之一的一位经理在会见欧洲石化公司的客人时说，在金融领域，事情总是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着，这有什么新鲜吗？美国经济分析局（用越来越精确的手段来衡量意义越来越小的可变因素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布伦特。莫尔顿（Brent Moulton）告诫我们：“经济现在仍然一如既往。”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每天的原理转移到深层的原理上时，这种幻觉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正是在这种更深层次的原理上，我们发现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经济并非“一如既往”。事实上，今天创造财富的整个结构正在摇摇欲坠，暗示着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

    第四章深层的原理（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过时的原理不仅在财富表层下面存在着原理，而且还有一种清晰的方法来确定那都是些什么原理。
    正如我们所刚看到的那样，今天在全世界各地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创造财富的体系，分别由犁、生产线和计算机为代表。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多数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原理”并非在所有这些体系中都体现出来。比如，尽管“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是完全用来给工业财富体系下定义的，但是，它也是从工业化前的农业经济中残留下来的，而且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
    事实再次表明，美国联邦储备局和各中央银行在整个工业时代都起了关键的作用。然而在工业化前的社会里它们并不存在，将来或许也不存在。就连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这样的大人物都说过这些机构有可能消失，因为它们的许多功能已变得多余，或者可以由电子设施自动进行处理了。总之，在众多所谓的原理中，一些原理只是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与社会有关系，而在别的阶段就没有关系了。
    相反，有些原理对于财富创造至关重要，在所有经济、所有文化和所有文明的所有发展阶段（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些就是“深层的原理”。
    职业工作的未来有些趋势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拿工作的深层原理来说吧。
    这也许会令许多人感到吃惊：直到农村的劳动被工厂的工作所替代之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几个人做过什么职业工作。当然这决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大多数人都穷得丁当响。他们没有工作，那是因为“工作”（按今天的含义，是为了赚取工资而做的正式工作）在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比如蒸汽机和其他的工业发明一样，职业工作和带薪劳动只是在过去的3个世纪才得到广泛的普及。
    工作本身已经从户外转到了室内，工作时间也不受日出和日落限制，而是通过打卡来计时。支付的工资是按照工作的小时数来计算的。这些内容给“职业工作”这个词定下了最基本的定义。
    但是职业工作只是整个工作的一种方式。正如最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体系所展示的那样，我们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未来：我们将看到，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工作”，但是拥有“职业工作”的人却更少了。它将极大地改变劳资关系、众议院的各个部门、立法和整个劳动市场。这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坏消息。工作的深层原理正在发生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和工作本身一样，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追溯到狩猎和搜集粮食的时代。那时候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基于性别。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有没有听说过“冶金和故障分析诉讼顾问”或者“收成后园艺师”的工作？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听过。后者是一位超级专家，他来确定超市里装蔬菜的塑料袋上应该需要多少个微型孔通气。
    1776年，亚当。斯密称劳动的分工是“劳动生产力中最大的改进”的源泉。自从那之后情形一直是这样。但是工作任务越是精细和专业化，将其一体化就变得愈加困难和昂贵，尤其是在一个有创新压力的竞争经济中更是这样。
    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而且，过于专业化的专家可能在增值创新上是把好手，但是价值骤增的创新往往是由跨学科人员临时组队研究的成果。事实上，这时候各个领域里的价值骤增也使得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了。这个问题并非是科学家和研究者独家的问题。
    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工种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就是将越来越临时的工种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不仅是工作和劳动分工在发生着变化，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收入分配的整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被叫做“谁得到什么？”）也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革命性变化。

    第四章深层的原理（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相互关联这些只是隐藏在“基本原理”下面的基础层面的一些例子。它们甚至比表面看上去更加重要，原因是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因此，深层原理上的变化在相互影响。而且，到现在我们所举的有限例子正是这种情形：十分有限。比如，更多的例子中肯定要包括诸如能源、环境和家庭结构等方面。今天，所有这些例子都在飞速地变化着，都在日常表面的原理下面震撼着基础。
    尽管许多深层的原理时常受到严格检查，但是实际上，引发了今天财富革命的最重要的深层原理却很少受到注意。
    因此，我们要踏上一条通往陌生而未知领域的路程，去探索今天所有深层原理中变化最快、最强大、最令人着迷的深层原理。毫无疑问，这三个原理将影响财富的未来。

    第五章速度的冲突（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中国和欧盟）都在朝着他们不想要的危机发展着，因为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做好迎接这种危机的准备，而且这种危机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设置了限制。这种隐隐逼近的危机就是“失同步化效应”的直接结果。比如，我们毫无头脑地与作为所有深层原理中最深层原理之一的时间打交道就产生了这种结果。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各自的经济，但是大多数企业界、政治界和社会的领导人仍没有十分搞清楚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每一种经济都是其存在的社会和所依赖的关键机构的产物。
    如果一个国家设法加速了它的经济发展但将其重要的机构体制甩在了后面，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创造财富的潜力将受到限制。你可以称之为协调发展规律。过去，世界各地的封建体制都在阻碍着工业的发展。同样，今天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也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
    日本的财阀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僚机构是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这样，法国的精英部门和大学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关键的公共事业机构没有与其周围旋风般的变化同步。
    这种不同步的例子在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上是最明显不过的，因为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没有能力应付它本应该管理的私营金融机构的飞跃速度和复杂性。在安然公司的丑闻中，在直接涉及到时间和时机掌握的非法合股资金的阴谋诡计中，在一件接一件的颇具创意的会计案例中，政策执行者们都被这些狡猾公司快速的操作甩在了屁股后面。当然，也有与之相媲美的例子，这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最大的工作失败。他们没有从冷战目标的关注点及时转移到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致使国门洞开，从而导致了“9.11”惨剧的发生。
    更近些时候，失同步化的影响变得更为严重，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2005年政府对引起惨剧的卡特里娜号飓风的应对措施十分不利，甚至让人感到了尴尬。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在世界各地，要代替或者改变工业时代机构的各种努力都遭到了来自传统受益者及其同盟的反抗。这种反抗造成了或者说至少导致了变化速度的极不均衡。这一点即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型机构都存在机能障碍的问题，因为它们与知识经济所要求的飞跃速度不同步。简而言之，今天的政府存在着与时间不协调的严重问题。
    火车是否准点对于许多给工业时代带来了影响的“现代化者”来说，一个完全同步的、像机器一般精准的社会的美梦十分具有诱惑力。因此，正如工厂启用了泰勒主义（Taylorism）的管理原理一样，苏联也采纳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像机器那样有效运转的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拧成一股劲儿，所有的人都同步前进。
    但事实上，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没有定数的体系——杂乱、不甚完美。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混乱和充满机遇的地区总是能导致产生暂时稳定的地区，而且常常是风水轮流转。这两种局面我们都需要。
    稳定和同步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可预测性，这样我们在社会团体，尤其是在经济中就能够履行我们个人的职能。没有稳定和时间上的协调，生活就会沦为无政府状态和机遇的压迫对象。但是，如果发生了不稳定和不同步该怎么办？
    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内部调整，但是苏联在其整个存在期（1917～1991年）内根本没有实现其缔造者们所许诺的那种工业化。在其表面上的经济中，苏联共产党所憧憬的同步化和高效率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表面上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进行，那是因为有一个腐败的地下社会和一个地下经济在平行发展——如果贿赂够高，商品很可能准时地出现。
    1976年，在列宁革命几乎60年之后，莫斯科的旅馆里仍然没有咖啡，橘子也很鲜见，面包是按克来称量和出售的。10年之后，就连受宠的莫斯科中产阶级也往往只能吃到土豆和白菜。

    第五章速度的冲突（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接着，苏联的制度和经济就垮台了。1991年，当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时，超市里的货架上几乎都是空荡荡的。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出售的几坛子灰突突、已经发了霉的面食。还有，站在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妇人卖一支圆珠笔或者餐桌上的防烫布垫。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完全垮台的不仅是苏联的经济，而且这个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解体了，同时烟消云散的是同步化带来的所有表层现象。没有人知道曾经许诺过的产品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甚至还能不能出现。俄罗斯的企业做事情不是来得及或是来不及，而是根本不按时间表来执行。在一次旅行中，我们被迫取消了从基辅到莫斯科的航班，而改乘午夜的火车前往。我们被告知，没有人清楚那次航班的飞机燃料能否及时送到。
    人们渴望看到能够奏效的措施、能够起作用的预测和能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正如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曾说过的那样，“怎么也得让火车准点运行呀”。俄罗斯人希望弗拉季米尔 . 普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就选举他来当总统。
    但是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点运行的火车”，社会还需要准点运行的机构体制。然而，当商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它却把社会上其他的重要机构和体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会产生什么局面呢？
    准备好了雷达没有人能够“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硬数据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回头看一眼美国主要机构正在发生的现象还是很有启示的，因为至少从现在看，这里向21世纪经济发展的竞赛是最先进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张草图。它完全是主观的臆断而且存有争议，但是它不仅对于企业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对快速的变化有所帮助，而且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益处。下面使用的例子尽管是美国的，但是它的含义却是国际性的。
    让我们先聚焦变化的速度。首先想象一幅高速公路上的图像。在公路边上有一位警察骑跨在摩托车上，手里握着一支雷达测试枪对准公路。在公路上有9辆车，每辆车都代表着美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每辆车所行驶的速度都和其代表的机构真正变化的速度一样。
    我们先从路上最快的那辆车开始。
    领先者和落后者每小时100英里：在我们想象的公路上，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疾驰的是一辆代表今天美国变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机构的车子——公司或者企业。事实上，这辆车子也是社会上众多变革的驱动者。公司不仅在快速地运行着，而且还迫使供货商和销售商同时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受到激烈竞争的驱使。
    结果，我们发现公司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使命、功能、资产、产品、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特性、与客户的关系、内部的企业文化以及一切一切。这些不同领域里的变化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
    在企业界，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往往超出了经理人和雇员所能应对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着，这不仅是在应对技术，而且是应对新的丑闻、新的规章、多样化的市场和金融业的动荡。与此同时，会计行业和其他体系也在争先恐后地追赶着。
    每小时90英里：有一辆车紧随在企业的车子之后，车里的乘客也许令你惊讶，连我们都感到惊讶。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这辆紧随其后的第二辆车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号机构，民间机构。他们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被挤在第二辆车子里。
    民间机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温室部门，是由数千个进行生产和变化着的非政府基层组织、亲企业和反企业的联合体、职业团体、体育联合会、天主教组织、佛教组织、塑料产品制造协会、反塑料产品的激进主义分子、邪教、憎恨税收者、鲸鱼爱好者，以及所有有关的人组成的部门。
    大多数的这类组织都要求变化：环境、政府规定、国防开支、地区划分、疾病研究资助、食品标准、人权以及数千个其他的事业组织。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却拼死反对某种变化，并尽其所能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这种变化。

    第五章速度的冲突（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环境主义者利用法律诉讼、纠察队和其他的手段减缓了美国建设核电站的速度。他们不仅延缓工程，而且将法律诉讼的费用抬高到了极点，使得这些核电站将来无利可图。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反对核电站运动的观点，这里反映出人们利用时间和时机掌握的这门经济武器。
    由于非政府机构所领导的运动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灵活的单位组成，而且是以网络化组织的，所以它们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周围形成层层的包围圈。总的说来，我们可以证明，美国社会中任何重要机构的变化速度都没有这两个部门的快：商业界和民间机构。
    每小时60英里：第三辆车的乘客也十分惊人：美国的家庭。
    数千年来，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典型家庭都是数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家庭的规模变小了，更适合于工业和城市条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为了主体。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专家们还坚持认为，核心家庭（其严格的定义是一位工作的父亲、一位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两个18岁以下的孩子）绝不会失去其主导地位。今天，符合“核心家庭”定义的美国家庭数目还不到25%.单亲父母，未婚夫妇，带着前婚孩子的二婚、三婚（甚至是更多次婚姻）的夫妇，老年婚姻以及最近合法化了的即使不算婚姻的同性恋结合，这些家庭都纷纷涌现出来。因此，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家庭体系（在此之前一直是所有社会机构中变化最慢的机构之一）就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快速变化正在发生着。
    在那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家庭单位具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在田野或者农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教育过孩子、护理过病人、照顾过老人。
    然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实行了工业化，工作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教育由外面的学校代办了。医疗保健方面有了医生和医院，赡养老人成为了国家的义务。
    今天，尽管公司都在履行着外包的各种功能，但是美国的家庭却在家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数千万的美国家庭来说，工作已经回到了家里，或是兼职，或是全职。方便在家工作的数字化革命同时也将购物、投资、股票交易以及许多其他的功能转移到了家里。
    教育仍然主要在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随着互联网、WIFI网和手机通讯在社会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平行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里以及其他的地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赡养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这是因为政府和个人保险计划都在试图降低护理院和住院的高额费用。
    家庭模式、离婚的频率、性行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异性约会的方式、抚养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每小时30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机构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变化着，工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从体力工作向脑力工作转移，从可互换的技能向不可互换的技能转移，从不用思考的重复性工作向有创新的工作转移。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可以在飞机上、汽车里、旅馆里和餐馆里完成。人们不再是在一个组织里和同一批人共事，一干就是好几年，而是从一个项目团队转向另一个特别工作组或工作小组，不断地离开原来的伙伴并且结识新的伙伴。许多人是签了合同的“自由代理人”，而不是签了合同的雇员。公司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可是美国的工会却被冻结在了琥珀之中，因为它们满载着的组织、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大生产时代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1955年，美国的工会代表着全美国劳动力的33%.今天，这个数字是12.5%.非政府组织每小时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处于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国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体。同时，每小时30英里速度的工会组织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众社会的衰败。工会仍然还有某些角色要扮演，但是若想生存下去，他们就得需要一张新的地图和一辆更快的汽车。

    第五章速度的冲突（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当大象坚持不变时每小时25英里：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职能部门。
    几十年来，金字塔般的官僚机构很善于推脱责任、推迟变化，然而却在全世界执掌着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客们知道，设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不管它多么过时或者多么没有目标）远比关闭一个旧的官僚机构容易得多。他们不仅自己变化缓慢，而且还在减缓着企业改变的速度。可是，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需要的就是这种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
    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药品时所花费的时间长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着用药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时候甚至死去。
    政府的决策十分缓慢，批准建设一条机场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批准一个公路项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每小时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们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往后看时，也能看到后面很远处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轮胎没了气，散热器冒着蒸汽，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向前行驶着，将后面所有的车子都挡住了不能快行。维持这辆破烂车子花费了4 000亿美元，这可能吗？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 000亿美元”。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美国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运作起来像是工厂，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护者是依赖教师选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客。这种学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彻底地反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罢了。唯一可以令他们挽回颜面的就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家长、有创新思想的教师和新闻媒体都呼吁着进行改革。然而，尽管教育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每小时5英里：并非所有影响世界经济的有机能障碍的组织都是国家性质的。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组织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几十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不甚显著的组织。
    有些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是在75年前国际联盟时代出现的。剩下的大多数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除外）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今天，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的选手和新的问题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这些政府间的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美国和德国在人选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德国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后决定，“他们不能破坏50年以来让欧洲人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规矩……”
    每小时3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要求的攻击。所有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康尼。马克曾这样对我们抱怨：“在国会山，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连续超过两分钟半的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进行些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谈话……”
    “我们必须将2/3的时间花在搞公共关系、竞选或者筹措竞选经费上。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专门小组，在另一个工作小组，谁知道还有什么机构。你认为我真会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吗？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

    第五章速度的冲突（5）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对他的诚实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问：“那么您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选的呢？”
    政治体制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应付知识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飞速发展的速度。政党和选举也许更替不休，筹措经费和竞选的新方法正在出现，但是在美国这个知识经济最为先进、互联网使得新的选举政区可以立即形成的国度里，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却发生得十分缓慢，简直令人难以察觉。
    我们几乎不需要为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什么辩护。但是一成不变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20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发生根本变化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当时它充分使自己适应了工业时代。
    从那之后，美国政府毫无疑问得到了发展。但是就基本的、体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将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继续爬行，而且还经常停在路边休息，除非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也许到来的比世人想象得还要快。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美国总统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当选）几乎导致危机的发生。
    每小时1英里：我们最后来到所有缓慢变化体制中最慢的一辆车：法律。法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性的——法院、律师协会、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组织解释和辩护的法律主体。
    尽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合并、刊登广告、开发诸如知识产权等新的专业、召开电信会议、搞全球化、努力争取适应新的竞争现实），但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学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系运作的速度也没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庭上令人无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几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软公司反垄断案审理期间，广泛的推测显示出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把微软分成若干个小公司。然而，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等到案子结束时，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整个案子变得毫无意义了。硅谷事件记录者罗伯特。克林格雷（Robert Cringley）写道，这是“超高速的互联网时代”和“司法时代”之间的冲撞。
    法律主体据说是“活着的”，但也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体每天都在改变，因为国会在撰写新的法律，法院在给现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释。但是增加的这一部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仅占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这些增补的法律只使得现有的法律更加膨胀和庞大，而没有从整体上对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对其结构做出调整。
    当然，法律的改变应该是缓慢的。它为社会和经济提供着一种所需的可预测性，可以及时地为过快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踩刹车限速。但是缓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项法律将享受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65～69岁的老人的利益减少了1/3.由于这项法律制定时正值失业率的高潮期，所以该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励老年人工作，从而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由年轻人所获得。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的时间，致使《福布斯》杂志以这样的标题来调侃这项改变：“快看！大萧条时期结束了！”
    美国国会经过了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也将两项关于知识经济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之一电信业，一直受到1934年通过的一项已有62年历史的法律的制约。在金融业，掌管监督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是60年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管理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则都是1933年写成的。
    今天，全美国共有8 300个合资公司，代表着几乎2.5亿个账户和几乎70 0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么大的投资数目却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时，账户不过30万，合股投资公司仅为68家，其资产仅为今天总量的1/146 000.在另一个领域里，当2003年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现象时，努力想恢复供电的技术员们感到了束手无策，原因是，据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霍默。狄克逊的说法，这些技术人员不得不使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规则，可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发电站都离消费者很近”。

    第五章速度的冲突（6）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直接影响诸如版权、专利和个人隐私等领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已经远远地过时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而是因为它们丝毫不顾忌这些法律。这既不是法律的稳定，也不是固定，这是法律上的僵死。
    律师们也许在改变着他们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却几乎一成不变。
    惰性vs.超速度当我们看这些机构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今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迅猛发生的变化，而且是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惰性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对比。
    21世纪的信息生物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发展吗？或者说社会上的那些步履维艰、功能失调、陈旧过时的机构会让这种发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运转不灵的法院、目光短浅的立法体系、管理上的瓶颈和病态的增长只能造成更多的损失。看样子我们得牺牲掉某些东西了。
    与那些众多相关但是却不同步的机构越来越多的系统性功能障碍相比较，没有多少问题会被证明更具挑战性了。如果美国人想要得到世界领先经济的巨大好处，那么美国就必须根除、替换或者彻底地改革那些阻碍在面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构。
    随着变化的继续加速，这种机构上的危机也不仅限于美国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每一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都必须发明新的机构，摆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平衡关系。有些国家遇到的困难也许比美国的还要多，因为美国的文化至少对制造变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刚才所做的这种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争议，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事实却不容置疑：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业部门、国家的经济和全球体系本身等各个层次上，我们正在财富创造和时间的深层原理这两者之间进行着最广泛的变革。

    第六章同步化工业（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想取得完美的同步化就会遇到失败，但是对这种失败表示最悲痛的地方莫过于在卧室中了，除非美国的联邦储备局或者日本银行想提高或者降低利率而时间又掌握得不好。任何喜剧演员都会告诉我们，时机的掌握能决定一切。但是，基本上说，我们却是不明智地改变着我们和时间的联系。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尽管投资者、经济学家和全世界对金融领域准确时机的掌握十分感兴趣，但是他们关于财富创造和贫穷中同步化作用这一点的了解却非常少，而对失同步化作用的了解就更是少得可怜了。一旦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对财富的创造产生一种全新的思想。
    向生产力翩翩舞去自从狩猎者和粮食搜寻者以集体方式劳动以来，就需要了解某种程度的同步化。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认为，在历史的整个进程中，为了取得同步，一直在进行某种带有节奏的大众活动，而这种同步在取得之后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生产力。他认为，部落里的舞蹈就加强了团队实力，并使狩猎的效率更高。数千年以来，渔民们拉网时会喊着劳动号子。这种劳动号子的节拍示意渔民们什么时候拉网，什么时候歇口气。
    农业经济也反映了季节的变化。根据人类学家约翰。奥莫亨德罗（John Omohundro）在记载菲律宾班乃岛的书中所讲，“从整个旱季到雨季之前这段时间是商人活动最少的季节。销售体系的各个方面速度都减慢了。到9月或者10月，收获的稻米开始进入城市……因为外省的财富是由农业的季节循环所决定的，所以城市的商业活动也根据这些循环或起或伏。”
    经济人类学家威廉。沃尔特斯（Willem Wolters）补充说：“完全是地区性的银行在半干旱的热带地区从来没有生存过，原因就是当地气候的季节性和同步的时间选择。”
    早期的工业经济是按照完全不同的临时条件运作的。装配线的工作所需要的是不同的节奏，因此就发明了工厂的劳动哨子和计时钟来协调工作的时间表。
    然而今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商业活动的速度突飞猛进。可是，除此之外，对时间的利用也越来越个性化和没有规律，也许还有些怪异。越来越多的不同任务都需要进行一体化处理，而加速的效果则是缩减了每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所有这些都使得同步化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仅仅是开始。
    我们如果往深层次看就会发现，每一种经济都是以不被人们注意的节奏而保持着活力。我们每天可能都买报纸，每星期到超市里买香皂或者牛奶，每隔几天给汽车加一次油，每两个星期兑现一张支票，每个月支付一次信用卡的账单。我们可能根据股票市场里的走势偶尔和某个经纪人通个电话，每年看兴致如何买几次电影票或者几本书，每年或者每个季度交一次税，牙疼时去找牙医，某个亲戚在6月份结婚买件礼物送给他。所有这些和无数其他的交易都创造了节奏，都通过银行、市场和生活反映了出来。
    自从我们朝孩子的屁股上打了第一个巴掌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支进行中的经济乐曲的一部分。当人们工作（制造产品、提供服务、管理员工、相互照顾、为公司筹措资金、将数据和信息加工成知识）时，就连我们的生物节奏也受到了影响，而反过来，我们的生物节奏又影响着在我们周围脉动着的这种十分复杂、组织精细的工作过程。
    每一时刻都有某些节奏加快速度，某些节奏减慢速度。新的曲调揉和进来，然后再逐渐消失。有合唱，有对位，也有渐强。除了这些之外，在整个社会和经济中，还有一种普遍性的生活脉动节奏。这种脉动节奏本身似乎就是所有附属节奏的平衡旋律。这支“经济乐曲”永不停息地演奏下去。
    结果并不是没有格局的混乱，因为在每个财富体系里，各个组成部分或者亚体系都在不断地相互调节着速度、等级和周期。在生物学上，这个过程叫做“牵引”（entrainment）。

    第六章同步化工业（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事实是，神经细胞并不是单独工作。它们组成临时的团队，很像今天企业界越来越流行的做法一样。用《科学》杂志的话来说，“神经细胞经常相互同步协调，组成合奏乐队来演奏同一支曲子，激发短暂相对的同步性，然后一些神经细胞退出同步，也许是加入另一个合奏乐队……”
    而且，激发同步性的做法很明显可以让神经细胞准备好加入体系中更高层次的“联合加工”任务。今天，大型公司分成了众多的短期项目团队、联盟、伙伴关系和合资企业，这种做法就很像神经系统里的临时“合奏乐队”。
    再也不吃凉鸡蛋了在一个时间节奏安排得十分完美的世界里，朋友们聚会绝不迟到，早餐的鸡蛋绝不会变凉，孩子们也总会按时回家。还有更好的，存货清单可以降为零，这样就消除了各种成本，包括保管、维修、管理和仓储等各种成本。最大的好处是，会议总能按时开始和结束。
    但是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呢？
    在经济学里，“均衡发展”这个术语已经很不严谨地被用于各种场合。一些人考虑到环境因素；另一些人则指交通运输因素，或者说“发展”的定义中考虑到的其他因素。它可以表明，当投入的（适用于生产力的）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时所产生的发展。此外，它还可以暗指在开发政策中农业和工业同时受到了重视。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群持“均衡发展”观点的经济学流派认为，经济发展最好的方法就是所有的部门都按同样的速度发展，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保持稳定。事实上，这是在呼吁实行一种完美同步发展的政策。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实行越来越完美的同步，才能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些理论家们漠视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在固定的关系中带有重要可变因素的完美同步化可以使任何体系没有灵活性，没有活力，而且使创新缓慢。它成了一种“非白即黑”的游戏。要不你就一次性地改变一切，要不你就什么都不用改变。而一次性地改变一切是极为困难的，更不用说均衡地改变了。
    相反，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展示的那样，经济发展也需要“创造性的破坏风暴”，这种变革大风暴能够毁灭陈旧、落后的技术和工业，并且给新的带有混乱性的技术和工业让路。这种有创造性的破坏风暴所要毁掉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昨天的时间表。
    因此，每个公司、每个金融体制、每个国家的经济都不仅需要同步化，同时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失同步化活动。不幸的是，在目前，关于什么时候打破这两种限制的界限，我们既没有数据，也没有衡量标准。可能所谓的“时间经济学”现在仍处于原始阶段。
    不再有最后一分钟的混乱场面然而，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这种时间的协调问题非常复杂而且重要，其周围已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轰鸣作响的“同步化工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开始的这段时间，这项工业经历了三次“大跃进”发展。今天，它已然是一个巨人，明天它将更加庞大。
    1985年，当工业工程师学院出版了一部名为《管理中的创新：日本公司》（Innovations in Management：The Japanese Corporation）的书时，“恰好”这个术语——西方后来将其称为“正好及时”原则——还不值一提。当时美国的制造业仍然由“物料需求计划”（Material Requirements Planning）所主宰，这是一种根据工厂资源要求安排的以主结构为基础的制度。
    美国的这种制度是根据一种预先的安排来生产零部件和产品。相反，由丰田公司率先开发的“正好及时”制度将客户不断变化的需要作为了时间安排的一部分，它使灵活的时间安排变得切实可行。
    到1990年时，当美国国家制造科学中心发表了《在世界级制造业中竞争》报告时，“正好及时”原则在美国已经成为时髦的口号，并且正在普及整个制造业。

    第六章同步化工业（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很快，管理咨询师们跳上了“正好及时”这趟快车，加速了这种体制的贯彻执行。IBM、摩托罗拉、哈雷戴维森以及数十家大公司都采用了这种制度。正如美国国家制造科学中心所总结的那样，一项对美国291家不同制造公司和30个其他国家里128家公司所做的调查表明，“在众多的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潜在手段中，只有那些与‘正好及时’原则有联系的措施有数据表明效果一直很好”。然而，“正好及时”原则讲究的就是把时间的容许量进一步减少。这就要求同步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
    随着咨询家詹姆斯。钱匹和迈克尔。哈默的畅销书《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的问世，企业界新一轮的改革风潮开始了。这两位咨询师告诉经理们，当“主要的竞争对手们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周期”时，当他们的组织对市场的反应过慢时，当订单来晚时，或者说当工作都变成了“最后一分钟的混乱场面”时，他们就应该“再造”他们的公司了。
    到了下一个阶段，同步化一下子被弹进了超光速推进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这么做的供应商可不仅是一家，整个的供应链都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库存量，不仅第一层次的部件制造商必须按需要来交货，而且第二层次的供货商也必须按要求来交货。
    诸如甲骨文（Oracle）、SAP、仁科（People Soft）和数10家提供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和相关软件的大型公司，其生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企业界对时机掌握越来越精确、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多的需求。迄今为止，已有数百家咨询公司深深地投入到了同步化行业中。比如，SAP或者甲骨文公司要卖软件，信息产业的咨询公司就会被请过来去贯彻执行。
    全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之一——埃森哲公司（Accenture）——的巨大发展都归功于这种新的同步化制度。用埃森哲公司的咨询专家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李效良（Hau L. Lee）的话说，“同步化程度越高，为整个供应链的运作增加的价值就越高。”
    同步化工业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去，发展下去。首先，许多还没有进行供货或价值链调整的小型公司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去这么做。其次，将供应和销售链同步化只是向明天更深层、更广泛的暂时一体化所迈出的第一步。现在，同步化者们想做的不仅只是销售他们最初的软件，他们还想直接为他们的客户服务，想为下游一层接一层、一直延续到“末端使用者”的客户们服务。
    实际上，有一天它甚至能够超越那个末端，因为越来越多的产品有可能被返回给制造商进行回收处理。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和美国的打印墨盒制造商已经在这么做了。所有这些变化再加上所有那些需要同步化的供货商、销售商、服务商和使用者。最后，同步化工业之所以要发展，是因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要求不断的创新，而每一种创新反过来又能改变时间掌握的要求，从而要求再次同步化。
    但是失同步化法则中所隐藏的似非而是的论点就是，你在一个体系中的一个层次上同步化的东西越多，你在另一个层次上失同步化的东西也就越多。

    第七章没有节奏的经济（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最近，由美国企业界无数的“权威们”领导了一场毫无头脑的加速度狂热运动，敦促公司“要争取第一！要灵活机动！先开枪，后瞄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了的忠告，它导致产生了许多质量低劣、测试不合格的产品；它令客户愤怒，令投资者痛苦，令战略重点偏移，令CEO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
    时机掌握不好可以损害甚至扼杀公司或者企业，但这并不仅是某个企业的问题。它可以使众多公司之间的关系混乱。此外，至少有一些有趣的证据显示，它还可以影响整个的行业，一个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甚至影响全球的经济。
    时间生态学如果你研究一个小的湖泊或者一个水池子，你就会发现里面有着众多相互缠绕、相互依赖的生命物种，包括主体物种和寄生类物种。有些物种繁殖迅速，有些物种繁殖缓慢，但是它们都在互动中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改变。它们组成了一台生态学的芭蕾舞会。
    在每一个行业里（在每一所医院、学校、政府部门或者市政厅也一样），都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时间生态学”的东西，它含有不同的方式，而且都在以不同的速度互动和奔跑着。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完美同步化根本实现不了，但是在普通条件下，失同步化状态可以被维持在某种可容忍度上。
    但是今天的条件远不能用普通二字来形容了。那些权威们的忠告很不现实，但是他们试图解决的加速问题在当时却是真实的，现在也是真实的。对于这些公司和其他的组织来说，加快公司运作的速度所给他们带来的压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过。连续涌现的技术创新、消费者或者客户要立即得到满足的种种要求，再加上已有的竞争，所有这些都使得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如果一个部门落在了后面，它会把更多的涟漪影响飞速地带给整个组织。
    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政治化，精力和注意力就偏离出了其他所需要的任务，而这一项成本则往往被忽略。组织的领导们经常发现自己被夹在相互矛盾的时间安排和时间范围之中。信息产业的各个部门经常就是一个战区。
    时间的受害者软件开发或者一次大修需要多少时间这极难估算，有时甚至连估算需要多少时间都很难估算，但是这就是IT业的总裁们所必须经常面对的问题。
    那些需要用长时间来完成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经理们经常受到老板或者部门头头们的指责，担心工作速度会减慢或者进展受阻。另一方面，当出现的问题减缓了项目的速度时，那些许诺见效快的IT业的经理们常常遭到解聘。
    由于各种企业单位都出现了失同步化，时间表也需要重新修订，所以预算、权力和自我心理都粉墨登场，许多情感上的武器大炮也被派上了用场。以蓄意耽搁或者强加的截止期限所表现的时间本身，也可以被用做杀伤力极强的武器。
    因时机掌握不准而引发的争吵在研究和开发领域里更为普遍。由于受到投资者要求收益更快的压力，总裁们往往不得不削减用于研发的经费。或者将经费从研究挪向开发，并将所剩无几的经费从基础研究拨到了应用研究上。其结果就是，当最需要创新时，创新的速度就可能很慢。
    一家快速变化的公司因时间而引发的争吵还有其他许多的形式。这些争吵不仅能毁掉重要的交易，而且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能浪费掉管理层许多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而将公司适应变化的整体能力削弱。
    合并后的争吵当涉及两家或者更多的公司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每家公司都有其自己内部的时间生态学。因同步化而引起的争吵使合作关系、合资企业以及其他的联盟都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个问题在合并前和合并后尤其令人感到头痛。
    即使当所有主要的障碍都被跨越之后，将两家公司联姻之后各自内部的节奏同步化也需要时间、耗用经费、牵扯精力，并且使已经苦恼的人更加苦恼。人们都讨厌被别人赶着工作或者被别人耽搁了工作。尽管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是许多合作和合并项目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同步化工作太令人痛苦了。可以看看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公司的合并案，其中，技术问题也并非是最困难的问题。

 

    第七章没有节奏的经济（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在任何公司的内部，部门之间、功能之间、不同级别之间、各地区部门之间以及其他方面都会出现失同步化，而往往文化就是危机的起点。
    几年前，当一位新的CEO接管了西门子-尼克斯多夫公司时，按《金融时报》的话说，他似乎“对时间单位比对美元更为担心”。德国电子业的巨人西门子公司为了增强其主体计算机的业务，在此之前合并了尼克斯多夫电脑公司。
    这位CEO知道，该公司的某个部分需要“每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重大技术方面的变革”。然而，母公司的历史却更久，等级观念更浓，做出的反应更慢。改变产品是一回事儿，但是，正如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抱怨的那样，“改变一个公司的心态却通常需要3～5年时间。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这位CEO已不在西门子工作，尼克斯多夫公司也不再是西门子公司的一部分了。
    从公司再往上看，我们发现整个的行业都存在着更严重的、代价更大的失同步化的例子。
    时间税你可以向任何一位曾经雇用过工程承包人来盖房子或者修房子的美国人提这个问题。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工程完成所需要的估算时间是一个神话故事。一耽搁可能就是好几个月。所需要的东西（从厕所的坐便器到抽屉的把手）似乎很少按时到货。唯一令你更加绝望的经历就是与那些管理市政区域划分和建筑的官僚们打交道，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向你发放各种许可之类的东西。
    加利福尼亚的一位著名开发商在某个高科技中心搞了一个有数百座房屋的开发项目。我们请他认真地谈谈关于工期延误的问题。这位平日里屡经百战处乱不惊的承包商说：“我感到十分震惊。”
    “包括土地，我们的房屋建设费用花去了22.8万美元。应该用120天来完成，但是有的房屋却竟然花了180天，”他说，“这就意味着为一笔11万美元的贷款多付60天的利息，所以每座房子将多支付1 741美元。当然，如果利率上涨，我们支付得还要多。而这些只是实际的建筑费用，还没有计算获得工程许可、环保批准、水、电、煤气设备不能按时安装所耽搁的时间。”
    “还有装修辅料不准时到场，”他又说，“送到的浴缸有问题，必须得退货然后等待替换新的。如果辅料被耽搁了，他们的合同附件就要多收钱以弥补他们的时间损失。再加上所有其他的费用，比如财产税，还有管理费。我聘请一家装修代管公司来监督工程，他们的账单可不少。”
    “我让会计把已知的工程延误费用算了一下。在这个项目上，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竟然相当于整个房子成本的4%.作为大公司，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把这笔费用减少。但是假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为自己盖一座房子，那么延误时间就会造成更多的费用。所有这些损失的时间加起来相当于一种惩罚。这是加在每个项目上的时间税。”
    美国每年花在住宅建设上的资金大约为5 440亿美元，如果按3%～5%的“时间税”（浪费、不准时、失同步化运作等全部花费）来计算，那么每年这个数字将大概在160亿～270亿美元之间。
    如果说这个数字为每单位15万美元，这大概等于每10年为低收入的美国人提供140多万个住宅或者公寓房的费用。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
    但这只是建筑业里住宅建设部分的费用。该行业无规律、高成本的表现反过来也反映了（或者引起了）供应行业和劳动力行业的失同步化问题。清水墙、绝缘、高技能木工等劳动力的短缺现象很普遍。沿着这条链一直察看下去，你会发现最后的费用暴涨。
    如果说住房建设是失同步化运作的一个下水孔，那么，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美国巨大的国防工业——我们该说什么呢？<br>by hzyben from www.sjshu.net/?a=hzyben<br>这里有大到制造最先进的高科技通讯设备、卫星和武器系统，小到生产相对简单的诸如T恤衫和靴子的大型公司。这个行业一直因费用超额、浪费和低效率而受到国会的攻击。该行业700美元一把的锤子或者坐便器（不管是否其杜撰的）已经成为全美国的声名狼藉的典型浪费例子。

    第七章没有节奏的经济（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行业里的失同步化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外部引起的。这里的案例正是这样。因此，为了防止腐败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美国国防部工程的批准程序（其中许多都是由国会批准的）都十分错综复杂、令人恼火，许多明智的公司甚至拒绝向五角大楼的合同投标。更糟糕的是，那些得以承担国防工程的公司往往发现自己陷进了完全由国会制作的一个铁笼子里。
    《国际武装力量杂志》的一位编辑曾经用一句令世人难忘的话做了总结：“在面对一个20年的威胁时，”他写道，“政府的应对方法是在5年的防御计划中列入一个15年的项目，投入3年期的管理人员和只有一年期的拨款。”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个别公司、公司集团和整个行业里的失同步化效应。即使这些也不算全部。当两个相关的行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时，甚至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失同步化现象。
    技术芭蕾20世纪70年代个人电脑的兴起具有某种类似于双人芭蕾中明显的技术特征，一方面微软公司将其个人电脑的Windows软件变得越来越高效，一方面英特尔公司（Intel）连续地开发着电脑所需要的越来越快、功率越来越大的微处理器。
    许多年来，这两家共生的公司似乎像一家公司似的被媒体称呼为“Wintel”公司。同步化尽管有时候不甚完美，但是却将个人电脑一下子普及到了全世界。然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关系甚为密切的计算机和通信产业却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没有舞伴儿。这里没有芭蕾舞。
    在美国上半个世纪，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一直是处于一种疯狂、混乱和不规律的状态。电信产业控制得极其严格，条条框框又多，管理又混乱，因此变化的速度要慢得多，计算机制造商们经常为此而感到绝望。当这两个产业部门的基础技术汇流到一起时，他们的变化速度却分道扬镳了。根据许多分析家的看法，假如没有这种差异，微处理器、电脑以及相关领域里的技术进步甚至还要快。
    同样更有趣的是，近几年，网络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电脑微处理器发展的速度。然而到2005年，这种同步化现象被颠倒了过来。
    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公司一层或者行业一层失同步化影响的总的代价，但是我们却可以想象出在革命性财富的时代，一个经济中所有部门的失同步化的影响又要多出多少啊。
    没有寿司的晚餐一位小企业的老板内藤穰决定在东京的一家高级寿司餐馆为女儿过生日，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他到附近的一个自动取款机取些现金。当时是晚上6点钟，取款机早在5点钟就关闭了。因此，那天晚上就吃不上寿司了。内藤的故事充分显示了银行业的产出和零售业的需要之间巨大的差异。
    用《日本经济新闻》（相当于日本的《华尔街日报》）的话来说，银行自动取款机关闭得那么早这个事实“尤其惹人关注，因为日本越来越多的零售业商店都是每天24小时营业”。总之，日本的银行业与日本经济中零售业的发展失去了同步。
    面对着那些真正24小时营业的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竞争，东京一家较小的银行——Sowa银行终于开了第一批24小时营业的自动取款机（别介意它们最初在晚上10点就关门了）。直到2003年，日本主要银行之一的UFJ银行才采取同样的措施。
    填补购物时间与银行营业时间之间的鸿沟需要新的IT产业体系。通常这意味着一件一件、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将所谓祖上遗留下来的IT业扔掉或者更新换代。但是，如果不改变数据流动、财务程序、工作时间安排、报告以及其他事情的时机掌握，不加快某些工作单位的速度，不暂时必要地将其他单位甩在后面，这根本做不到。在网络中每增加一台新的计算机、新的软件操作系统、应用或者变化，都无可避免地要改变这个组织里的速度、节奏和同步化水平。在日本也是同样，一个人的同步化就是另一个人的失同步化。

    第七章没有节奏的经济（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此外，我们也可以充分地认为，变化速度中的差异为那些搞同步化的企业家们来说带来了无数的机遇，因为他们在将一些功能或者组织进行同步化时，他们也在别的地方创造了新的差异。
    同步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简单，因为，正如在工业革命时期一样，我们是再一次改变着人类在时间这一维刻度里工作、玩耍和思考的方式。我们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与时间深层原理应对的方式。除非我们理解了它和财富创造的关系，否则我们将永远摆脱不了今天时间的压力，也摆脱不掉那些不必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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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新的时间观念（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757航班在一次航行中正在接近落基山脉，这时，乘客迈克尔。泰伊的手臂和脑袋突然倒向过道一方。坐在他身旁的妻子是一位护士，立即知道可能要出现险情。泰伊的心脏已经开始不规律地跳动，不能向大脑输送足够的血液。62岁的泰伊正处在死亡的边缘。这时，机组人员带着便携式装置来到了他面前。
    他们把电导线接在他的身体上，使用上了电震疗法。一次、两次、好几次，终于救活了他的生命，使他成为第一位在飞行期间用去纤颤器被救活的人。这种设备刚好在两天前安装上。
    和人的心脏一样，社会和经济也会出现早搏（期外收缩）、局部性心搏过速、纤维性颤动和扑动以及“混乱的”无规律和阵发现象。尽管情形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但是不平衡、速度越来越快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连续不断的失同步化现象现在有可能将我们推向暂时的混乱之中，而此时飞机上又没有去纤颤器设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我们的机构、公司、各类工业和整个经济相互间都失去了同步，我们这些普通的个体将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确实是越跑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可是跑到哪儿是头呢？我们最初是如何被拴在了时间和速度上的呢？
    时间的锁链我们先说一点以前举过的例子。在农业社会里，比如在古代的中国或者封建时代的欧洲，人们一般得不到按小时支付的工资。作为奴隶、农奴或者收益分成的佃农，他们一般都是收到或者保留他们所实际生产量中的一小部分。工作时间，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直接转换成货币。
    再加上这样的事实：天气、人类和牲畜精力的局限性以及极其原始的农业技术，所有这些都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人类的生产力。不管一个农民家庭工作多少个小时，状况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结果就是，他们与时间的关系和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形成了天壤之别。
    在14世纪的欧洲，据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记载，神职人员所宣讲的道义仍然是，时间只属于上帝，因此不能被出卖。出卖按时间计算的工作几乎与放高利贷一样邪恶。就15世纪的圣方济会修道士锡耶纳的贝尔纳而言，人类就不应该知道如何看时间。
    工业革命改变了所有这一切。矿物燃料和工厂打破了土地对人类生产力的限制。钟表的普及使得人们对时间的测量更加准确。你工作多长时间或者工作速度有多快，确实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第二次浪潮的雇主们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就采用了装配线提速或者计件付酬手段，以便从工人那里获得额外的工作。基于“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准则，工厂的工人们开始按小时获得报酬。这一点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劳工统计局依然还按照每小时产量来衡量“劳动生产力”。
    搞现代化的先驱者们又向前迈了一步。他们在时间链上又添上了一环，从而牢固地将财富与时间连在了一起。西方逐渐废除了传统的反高利贷法，并将按时间支付利息的做法合法化。最后又出现了一大批要求消费者、公司，尤其是要求政府按时间来支付报酬的各种规定。
    这样，劳动力和金钱都越来越按照时间来计价了。这两种分别、逐步引进的孪生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意味着，消费者、借款人、贷款人和投资人被史无前例地拴在了时间上。
    工人们对这种忙得团团转的劳动怨声载道。艺术家、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对此也大加讽刺，比如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在他杰出的电影《大都市》（1927）和查理。卓别林在其经典的《摩登时代》（1936）所描写的关于工人和时钟关系的场面。但是，随着打卡计时钟和按时间计算的泰勒管理方法的普及，在随后的年代里时间的锁链却箍得越来越紧了。
    即使在今天，在装备有最新第三次浪潮技术的通迅中心和工厂管理方式的办公室，一些雇主仍在使用第二次浪潮时代的管理方法。他们计算雇员每小时的键盘按键数或者通话次数，而这些都是旧式的纺织厂或者汽车装配线传统的提速方法。

    第八章新的时间观念（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匆忙症1970年，我们的《未来的冲击》一书预测了生活的节奏（不仅是工作的节奏）将进一步地加快速度。从那之后，加速度已经变成了超速度，众多的作者也就“未来的冲击”这一主题撰写了无数的文章和书籍。诸如“痉挛速度”、“匆忙症”、“互联网时间”、“数码时间”和“时间饥荒”等所有这些词汇都表明我们早期预测的准确性。今天，千百万人都因时间的紧迫而感受到了骚扰、压抑和“未来的冲击”。伦敦的《晚间旗报》（Evening Standard）报道说，应运而生地出现了这样一批治疗专家：他们很善于教导那些“匆忙症患者”们减缓节奏。
    我们讨厌等待。美国孩子当中的注意力缺乏流行病的起因与其说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不如说是化学方面的。但是它却充分表明，随着未来飞快地向我们临近，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推迟满足感。
    高速的爱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多任务型和多点关注取代了单一思维式的文化，整个社会经济从循序渐进型转变为同时解决型——也就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信息调查集团（InfoSavvy Group）的伊恩。朱克斯（Ian Jukes）和阿妮塔。多萨伊（Anita Dosaj）写道：“美国的年轻人想当然地认为该有电脑、遥控器、互联网、电子邮件、纸张、手机、MP3、CD、DVD、电子游戏、掌上飞行员游戏和数码相机。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和距离的概念没有多少含义。”他们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处理着越来越多的信息。任何他们认为缓慢的东西都让他们感到无聊。
    21世纪的婚介服务甚至还包括“快速异性约会”项目。有一家专为犹太社区服务的这类公司为男女间设立了7分钟面对面的约会项目。之后，每个人都填写一份表格，表明他或者她是否愿意继续（大概会以较慢的速度）与那位7分钟结识的伴侣相处下去。
    在地球另一端英国的一家银行里，几十位顾客在大厅里紧急地寻找对象来进行五分钟的谈话以建立新的联系，这就是《金融时报》所称之为的“快速寻觅生意伙伴”。
    但是在互联网上，3分钟有可能显得如同一个世纪之长，因为如果在网上下载一页的时间超过8秒钟，用户们一般都会关闭一个网站。
    中国的年轻人发明了一种或许可以被称之为“手机小说”的文本，即350字以下的“发表”在手机屏幕上的短信故事。
    事实上，各地的孩子们都在创造自己的短信速写而加速相互间的联络。因此，“男朋友”就变成了“BF”，“保持联系”变成了“KIT”，“他为什么不爱我”变成了“WDHLM”。
    美国电视网络上的图像每3.5秒钟就要改变，MTV的速度更快。NextCard可以在35秒钟之内弄清你的信用历史并批准你获得一张信用卡，这个时间已经显得够长了。当华尔街的专业人士在电视上高谈阔论股票时，观众们几乎可以看到股票的价格随着被谈论的部分上下浮动。
    所有这些速度压力解释了今天这样一种现象：有一大批“时间管理”咨询家和一书架一书架的书籍都在忠告我们，如何制定我们每天的时间表、如何把时间和我们个人重要的事情合理地安排。但是，所有这些忠告都很少触及到这种快速生活下面那些不太显眼的原因。
    有好几股力量汇在一起简直要将这个加速指针从表盘上飞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向自由经济学和超高速竞争发展下去。再加上18个月来半导体芯片的处理速度就翻一番，你的金融交易几乎可以立即办成（如果你是位货币交易人，你可以在交易完成200毫秒之内了解到关于交易的情况）。
    换一种方式说，在所有这些压力的后面有一股向财富体系历史性前进的势头（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而这种财富体系的主要原料——知识——现在几乎可以用真正的时间速度前进。
    这些力量加在一起所导致产生的超高速度如此之快，“时间就是金钱”那条旧时的“规律”真的需要修改了。每个时间的间距都比上一个时间的间距更加值钱，原因就是从原理上来讲（若不是从实际上来讲），后一个间隔里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第八章新的时间观念（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反过来，所有这些又改变了我们个人和时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
    将时间个性化在昨天的工作世界里，时间是按照标准长度包装的。“朝九晚五”成为美国数百万工人的图纸，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已成为标准模式，还有许多天的节假日等等。<br>欢迎光临手机电子书之家www.sjshu.net/?u=66416<br>劳动合同法和联邦法律都要求雇主为加班工作支付更多的钱，而且不鼓励偏离标准的时间安排。
    由于这种机械化的规律，这些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起床、吃早餐、通勤来到办公室或者工厂，正常上班，然后又在“高峰期”通勤回家、吃晚餐、看电视。所有这些几乎都在同步地进行。
    这些标准的时间安排也从工厂普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同工厂一样，几乎所有工业时代的办公室都设立了固定、标准化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学校为了给未来的工厂培养一代代的工人，也给孩子们制定了类似的时间纪律。在美国，乘坐十分显眼的黄色校车的孩子们都在不知不觉地被培养着将来去准时通勤上班。在学校里，随着学校每一堂课铃声的响起，学生们就会走向标准时间长短的每一堂课。
    相反，今天出现的经济（那些孩子们正在接受错误的培训并准备投身其中的经济）却以截然不同的临时原理进行着。在这个经济中，我们正在将昨天标准的时间安排支离分解，正在从集体的时间向客户要求的时间过渡。换句话说，我们正在从非个性化的时间向有个性化的时间过渡，因为这时产品和市场也在从非个性化向个性化过渡。
    当好主意想起来时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在他的《自由职业者国度》（Free Agent Nation）一书中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地由“自由职业者”来组成。这些人是独立职业者、自由撰稿人或者演员、独立承包人、咨询师和数百万个其他种类的个体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
    据平克统计，现在美国已经有3 300万个自由代理人或者“脱离组织的”男性和女性，占美国全部劳动力的25%还要多。他指出，这大约是制造业工人数量的两倍，也大约是工会人数的两倍。
    据平克说，尽管现有的数据不能说明什么，但是所有自由代理人中“很可能有一多半的人”是靠项目、佣金或者其他的一些临时性手段获得薪水的。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想当然的典型工资劳动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想当然的了。
    在家里工作的人（已经有数百万人在这么做）可以自己选择时间停下手里的工作，去吃个三明治或者出去散散步，而工厂里装配线上的工人则不同，因为只要他稍微停顿片刻便会招致下线的工人不必要地等待。
    当然，其他在家的工作或者网上的经济活动也是一样，比如购物、处理银行业务或者投资，大多数这类活动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不同步地进行。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作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知识，所以把工作时间算在标准化的安排中并不合适。我们不可能安排一个好主意必须在什么时候出现。
    正如已故索尼公司的缔造人之一盛田昭夫曾对我们说过的那样，“我可以让一个工人早上7点钟来到工厂干活儿。但是，我能告诉一位工程师或者一位研究人员早上7点钟想出个好主意吗？”
    媒体时间因为休闲时间通常被看做是“非工作”时间，所以它是工作日历上每一页的反面。根据比尔。马丁（Bill Martin）和桑德拉。梅森（Sandra Mason）在《预见》（Foresight）杂志上的文章，“随着带薪的工作小时和星期变得越来越灵活，我们在自由时间的掌握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
    媒体的时间也许很快就要效仿。一集《美国偶像》、《绝望的主妇》、《CSI》、《西配楼》或者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Canal Plus、日本广播协会的新闻节目所播的时间都是可预测的。美国所谓的“真人秀”刨除商业广告的时间外，可以进行半个小时或者整整一个小时。而商业广告都是以整60秒、30秒、15秒或者10秒的时间段出现。

    第八章新的时间观念（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相反，未来电视和网上的节目可能再也不会以这种可预测的时间段出现了。这种过渡的最早表现迹象之一是这样的：艾美奖获得者、电视和新媒体制片人阿尔。伯顿（Al Burton）受邀为电视拍摄45部短小精悍的娱乐短片。伯顿说：“与寻常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固定的标准长度。这些节目可以从90秒到5分钟长短不等。”
    未来的娱乐制式可能包括串在一起的长短不一的零碎节目。美国NBC公司已经试验性地搞了“超长规模的”半小时版系列剧《老友记》（每一集实际上40分钟），缩减了20分钟长的《星期六晚间直播》节目，而且还在考虑拍摄一些一分钟长短的“短剧”穿插在商业广告中。还有那些只播放球赛精彩时刻的节目，比赛中所有的中间环节都被删去了。
    有一天，观众有可能只下载某个演员登台表演的那8分钟。到时候观众还有可能改写剧中情节，推出新的人物，并且随意地加长或者缩短故事场面。
    用MTV网络研究和计划部副总监贝齐。弗兰克（Betsy Frank）的话说：“现在的观众要的就是自己来安排时间。”新的消费设备已经给观众赋予了能力，可以剪接和粘贴部分节目，以适应自己的喜好。
    随着掌握了新技术的媒体观众制作出他们自己的内容，从标准时间空档转移的现象本身还要加速。媒体观众在制作自己的内容的同时，也在坚持根据“需求”而不是根据媒体所制定的时间来存取节目。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话说：“以约定为基础的电视死定了。”
    家庭、朋友和碰面时间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工作时间和家庭时间两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固定的时间表也开始不固定了。福克斯新闻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下了班5点半吃晚饭，6点钟看电视。现在，我不知道左邻右舍还有哪个人的生活会这么规律。”《商业周刊》报道，现在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还按着朝九晚五的时间表工作着，“像家庭晚餐这样的习俗规矩也正在消失”。
    现在，因为有了各种时间调整技术，我们也不都在同一时间看电视节目了。时间表变得非常个体化，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都不会轻易认为他们有碰面的时间。许多人可能利用数据库，将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时间表汇在一起，以便安排他们的碰面时间。
    简而言之，财富体系不仅在加速，而且在把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性。在这样做的同时，财富体系将个人从工业时代的监狱似的僵化和规律性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它也增加了不可预测性，同时也要求个人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变化，要求生意成交的方式发生变化。
    时间被美国化了没有多少事情能像时间变化那样使人烦恼，而且打乱整个文化和经济。这一点正如1970年当快餐开始涌进法国时我们所写的那样，“正好解释了欧洲人的一种病态的敌视心理，因为许多欧洲人认为这是在将欧洲美国化。”
    几乎在30年后的德国，零售商冈特。比尔（Günter Biere）充分感受到了这种敌视的反应。他坚持在一个星期日在柏林为他的Kaufhof商店剪彩，这是在利用禁止星期日销售规则的一个空子。他立刻成为了全德国争论的风暴中心，被人们攻击为破坏了常规的人和“兰波”式的人物。
    星期日销售的支持者们来为他辩护。只有那种“德国愚蠢的传统才反对这么做”，前东德施韦特一位购物者说：“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美国化的事实。”
    然而，正在发生的并非是美国化的事实。这是与最新的财富体系有关的一种陌生的生活节奏。这种改变了的节奏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尽管遭到了反对，还在慢慢地向法国、德国和英国进军。在东京、汉城和上海的变化已经超过了在巴黎、伦敦或者柏林的变化。
    24 / 7的未来速度和非规律化与时间的变迁同时发展着，这种时间的变迁就是从间歇性的营业转移到了无间歇性的营业。这一点可以从旅馆业、报纸印刷业等行业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营业时间的迅速普及现象中看到。在日本，美容院、健身馆、超市和零售商店关闭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多的Maruetsu超市和Aeon Maxvalue商店都开始日夜不停的营业。据早稻田大学的营销学教授野口茂夫的分析，晚间营业的销售额将增加到平时白天整个营业额的50%.

    第八章新的时间观念（5）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如果想见到未来夜间的情形，那么去巴西的库里蒂巴看看吧。这里是跨国公司Linux批发商Conectiva的总部，另外还有200家软件公司在此运作。这座“绿色的”城市正在被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们研究。
    一天午夜，我们陪同库里蒂巴前市长，城市规划出身的贾米。勒纳，参观该市的“24小时大街”。整个一条街灯火辉煌，新开业的咖啡店和饭店鳞次栉比，幸福的情侣面带微笑地向前市长挥手并叫着他的名字“贾米”！临街是专为24小时营业的职业服务而设计的，有诊所、牙医和律师所。再下一条街是专为24小时工作的市政府办公所用，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去那里办许可证、执照以及其他市政事务。
    连续不断的方便服务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消费时间表，从而进一步向非规则时间过渡。因此，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时间和节奏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非整体化”，而这一点反过来又给所有企业、所有部门、经济发展的所有层次带来了实际的影响。
    向连续不断的工作时间过渡在金融界尤为显著。电子通讯网络可以让人在股市正常关闭之后继续炒股票。网上交易已经迫使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所考虑延长工作时间，就像德国商店的做法一样。瑞典已经做出了行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也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么做。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他们不情愿迈出的第一步。未来的交易体系将永远不会休眠。
    时间的压力、我们将时间分成越来越小和不平衡单位的能力、电子基础设施空前的高速度、产品的分类定价和支付方法越来越颗粒化（granularization）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向我们预示着这样一天的到来：货币的流量再也不像以住在某个固定的可预测的日子（比如星期五夜晚或者每月的15日）那样达到高峰了。
    这些相互关联的过渡（加速度、非规律化、连续不断的流动）正在改变着我们眼前的整个时间观。但是，随着我们用21世纪的时间逐步代替工业时代的时间，不管是正在进行的变化还是即将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这些自动进料的替代方法将引发更多的社会变化，这一点我们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它们使我们公司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情的流动（事情、人员、地点、关系和信息等方方面面的流动）速度更快。一次性商品越来越多——今天是照相机，明天就是电话。一次性的主意、商业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
    飕飕地驶向何方它们也将我们更进一步地推向了“临时方针”（从商业的永久性或者长期性组织结构向一次性、短期的组织形式过渡，甚至是向临时性的商店过渡）的状态中。设计师川久保和她的丈夫阿德里安。约菲在东京开设了一家公司，并在柏林开了一家商店。他们说，这家商店只准备开一年，一年之后不管盈利与否都将关闭。这种想法应该能够反映出时装、电影、音乐和名人生活的越来越短暂的保存期。
    公司在争先恐后地适应市场、金融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组织内部的连续流动的改革。几十年来，组织上的临时性或者转瞬无常性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特点。
    更具临时性的是那些管理方面的怪念头。这些怪念头突然出现、影响这些连续不断的重组工作，然后突然嗖地不见了。价格也在越来越频繁地变化。投资者要求回报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地点之间、主意之间、技术之间和商贩之间的种种关系都变得越来越短暂。
    如果一个社会的部分人口正在从日常标准化的时间表里解放出来，而另一部分人口仍然按照过去按部就班的方法工作，那么这个社会能朝着超高速和繁杂的时间关系发展多久呢？雇主们又如何同年轻的员工们打交道呢？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新生活方式的产品，他们认为准时正点的工作要求是对他们自由和创造力的侵犯。

    第八章新的时间观念（6）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今天的研究者们向我们提示，伴随手机普及的还有一种对待准时正点要求更为放松的态度，因为人们可以提前打电话和提前道歉。但是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在工作上：装配生产线的衰落。装配生产线要求同步化工作，这样，如果一个工人来晚了，生产线上所有工人的工作都要受到耽搁。装配生产线所要求的准时正点在农耕社会是无人知晓的。
    今天，随着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按照各种时间表工作的个人越来越多，时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是，对准时正点的压力却放松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讨论这些过渡对社会、文化、心理和经济的影响。然而，现在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我们的重要机构相互间失去了同步，由于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由于超高速发展仍在继续，由于时间正在变得非规则化，由于生产力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每个时间的间隔都将比上一个时间间隔更有价值，由于人类能够测量、探索或控制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和越来越长的时间段，所以，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将人类与财富时空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革命化。这一点本身就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即使这还不是全部。

    第九章大循环（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有史以来财富最大的地理迁移之一正在发生着，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动着。
    正如我们正在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财富被创造的地点、我们选择这些地点所依据的新标准，以及我们将它们连在一起的方式。
    结果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空间动荡。这种越来越强的“财富流动性”将影响未来的工作、投资、商业机遇、公司的结构、市场的位置以及全世界所有普通人未来的生活。它将决定城市、国家和整个大陆的命运。
    嚯，亚洲！
    因为西方的经济在全世界主宰的时间是那么的长，所以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500年以前，中国——而不是欧洲，有着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领先世界的是亚洲，在全球可衡量的经济产量中，亚洲的产量占去了65%.至少在西方，差不多被忘记的一个事实就是，1405年，一支由317艘船只组成的、随船水手和勇士有27 000人的庞大舰队开始了其七次远洋航行中的第一次。据史学家路易丝。利瓦希斯（Louise Levathes）所记载，这支舰队是由中国将军郑和率领的。郑和是位回教徒，皇宫中的宦官，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之一。这支远航舰队探索了非洲的海岸、中东的亚丁湾，抵达了沙特的吉达和阿曼的佐法尔，为中国在整个印度洋的贸易奠定了基础。
    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工业革命才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的迁移，才开始逐渐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聚焦点移到了欧洲。
    然而，这种聚焦点却并没有在欧洲待下去。到19世纪末，世界财富创造的中心已经开始再次迁移，这回是继续向西，迁移到了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将欧洲经济所剩无几的领先优势也终结了。
    1941年，就在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时代》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写道，20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了。他写道，“美国必须承担起全世界行善者的角色，承担起喂养全世界人民的义务，因为全世界文明的崩溃使得全世界的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流离失所。”
    确实从那时起，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第三次浪潮向知识经济过渡时起，美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霸主的地位。但是财富也在向亚洲迁移，一开始有股涓涓细流流向了日本，后来流向了诸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势头越来越猛。
    打开致富的闸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明确提倡改革开放并鼓励人们致富时，财富的闸门真正地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闸门开到了最大的限度，外国的投资汹涌而入。在过去的25年中，估计国外总投资额为5 700亿美元。
    2002年，新华社将这股外国直接投资的洪流称之为“简直如奇迹一般”。2003年，以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巨额，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甚至超过了美国。2005年，外国直接向中国的投资额估计达到了700亿美元。
    中国的赫然崛起是中国人民的艰苦工作、脑力劳动和创新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亨利。卢斯的故事线索说下去，假如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卢斯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他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假如他能够活到今天，回头看看这几十年的历程，看到美国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给予的强大援助，他可能会感到既惊讶又满意。不过世人还是抱有一丝怀疑，认为这与行善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截至2003年，美国人已经向中国投入了440亿美元的巨资。美国也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仅在2003年就从中国进口了1 500亿美元的商品。此时，中国向全世界的出口额达到了4 361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5 000亿美元1.那一年成为了亚洲的分水岭。中国大陆连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最大的5个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这还没有将日本包括进去，也没有包括印度。

    第九章大循环（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假如加上日本和印度，这亚洲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比欧盟全部25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或者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多出30 000亿美元。
    因此，我们一直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在世界地图上迁移。这个势头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中国迁移到了欧洲、之后又迁移到了美国的意义。这整整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循环，将经济霸主地位又归还给了几个世纪之前其离开的亚洲。
    “想想2050年的世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曼宁向我们提示：“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占全球经济的大约40%，世界信息技术工业一半以上的比重，以及世界级的高科技军事能力。”
    但是这个大循环真的运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吗？今天的变化还能继续直线地或者说循环地发展吗？我们以后再回来谈论中国和亚洲的未来，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另一些随着革命性财富而产生的令人惊讶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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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高增值地区（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假设有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我们都生活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在这里创造的。这种奇妙的想法在互联网大爆炸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迅速滋生。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就连“空间”和空间关系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此时也受到了质疑。许多数字迷（digerati）和互联网迷在大肆赞扬“无地点特性”。作家威廉。诺克以更极端的一种说法问道：“如果地点变得没有关系了怎么办？想象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闭上眼睛就发现你来到了孟买或者巴黎，就好像《星际旅行》里的一架飞行器在帮助你。想象你和身居另一座城市或者同一座城市里不同地区的某个人疯狂地做爱。想想在同一个时间里你可以身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这就是没有地点的世界。没有地点的社会不存在，现在还不存在。”然而，他认为，强大的技术力量正在将我们推向这个方向。
    还有人将电脑空间描述为“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地方’的领域”，甚至还描述为“一个平行世界的第一个例子”。对于他们来说，虚拟世界占据了所谓“无空间”的领域。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诗情画意和夸张的描述，但是，就连电子字符也要存储在某个地方，某个实际的地方。它们在空间传送运行，而不是在非空间传送运行。
    简而言之，数字化并不是将空间非物质化，它不能用“虚拟空间”来替换现实，但是它确实加速和方便了各地财富的迁移和财富的创造。
    我们再回到地面上。随着变化的浪潮席卷着全球，随着一些城市和地区被快速推进到了未来，而另一些城市和地区被抛到了人们遗忘的角落，世界财富的版图正在以众多的方式被重新绘制着。在全世界范围内，明天的“高增值”地区现在已经出现了雏形。
    昨天的地方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曾是一个重要的重工业中心，有着众多的钢铁厂、铸造厂和汽车生产厂。今天，克利夫兰号称拥有全美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的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而且拥有以克利夫兰诊所为领头羊的庞大的医疗行业。但是该市的建筑和商店仍然挂着几十年重工业烟尘所遗留下来的一层黑皮。而且，克利夫兰名列全美最贫穷的大城市之首。它既是过去工业辉煌的牺牲品，也是现代变革中的牺牲品，因为第三次浪潮将美国其他的地方都带到了未来。
    克利夫兰只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全世界其他烟囱林立的大城市也经历了差不多相同的命运，而这些城市又都是昨天工业财富的发动机。然而，这种局面不仅限于城市。随着新经济在其他地方的崛起，整个地区的经济地位也在下降。
    拿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做例子。10年前，正如《工业周刊》所说的那样：“稻田还是靠水牛来犁，但是有一排排的工厂生产着电脑微处理器、收音机、玩具和服装。在那里设有生产基地的著名投资商包括宝洁公司、雀巢食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
    数百万人涌进了这个地区，数百万个从前不存在的工作出现了。在过去的10年中，广东的人均GDP成为过去的4倍。
    今天，广东和其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连同香港和澳门构成了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中心的过渡，将早期西方大烟囱工厂的许多制造业接手了过来。
    但是，这并非他们的全部成就。因为广东不仅将目标盯在了第二次浪潮的未来上，还用一只眼睛盯着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工作消失之后的情形。它不仅在尽可能地抓住所有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作，而且也在向第三次浪潮的知识密集型和高增值生产迈进。
    因此，中国技术开发研究所注意到，广东正在发展的高科技部门包括诸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激光机器电子集成体系制造”等领域的公司。除了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研究之外，在克利夫兰（或者其铁锈带的姊妹城市）找不到多少这些技术领域。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生存战略和新的财富地图。

    第十章高增值地区（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消除边界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新的经济现实再也没有必要与旧的边界和现有的力量关系结盟了。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写过一篇关于世界许多地方所兴起的被他称之为“地区国家”的文章，称这些地区为“繁荣的发动机”。根据大前研一的观点，中国集权化的政府“不管是经过深思熟虑与否”，正在按着公司化的路线重新组合自己的结构。他写道：“与许多的公司一样，中国正在将大多数的决策权力移交给‘企业单位’的层次，即那些自治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地区。这些地区相互间为争取资金、技术和人类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许多新兴的经济区域都越过了现有的国家边界。以这种方式，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正在与墨西哥北部的地区组成两大跨国经济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两个地区都会发展各自的跨国文化和跨国界政治结构。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赫尔辛基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朱希。贾西雅农（Jussi Jauhiainen）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些地区：从芬兰赫尔辛基延伸到爱沙尼亚塔林的一个地区；在芬兰和俄罗斯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边界两侧存在的一个地区，以及一个包括爱沙尼亚纳尔瓦和俄罗斯伊万格勒的地区。联合国也提议开发东北亚接壤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图们江地区。《金融时报》甚至推测符拉迪斯托克、温哥华和札幌三个城市要建立联系。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三个城市的联系“有可能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发电机”。
    我们仍然在改变过去的地图，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各种关系。然而，变化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这些新的地图将会越来越具临时性，并且时刻准备着接受被当场废止或者改变地点的命运。因为，在革命性财富的体系内，没有多少东西是永久的。如果你还怀疑，你就向阿莱汉德罗。布斯塔门特（Alejandro Bustamente）请教吧。
    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1993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7年之内，墨西哥与美国的边界上一下子涌现出了3 500个生产家具、服装和电视机等各种产品的工厂，为来自墨西哥各地的工人提供了140万个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广东以及全中国都加入了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墨西哥大约25万～30万个这类的工作沿着大循环的路线越过了太平洋。
    这使布斯塔门特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当他所在的电话配件制造商Plantronics公司收到一份订单时，公司会打电话给布斯塔门特。尽管布斯塔门特在墨西哥的蒂华纳管理着该公司的三个工厂，但他必须和任何人一样来竞争每一份合同。布斯塔门特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2.20美元（包括保险金），然而他还要与每小时只付给工人60美分的一家中国制造商来竞标。
    这里没有什么奇特和新鲜的。墨西哥北部边界上许多经营者们都面临着类似的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是，让布斯塔门特尤其感到恼火的是，他所面对的竞争者事实上也是Plantronics公司的下属企业。
    这可以算是外包的一个案例——将已经派往墨西哥的工作送给了中国。外包的做法尽管只涉及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却遭致了严厉的谴责，而且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那些类似的争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空间分配变化格局中的一部分。
    外包的做法令那些对全球化趋势持批评态度的人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造成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残忍的“奔向深渊的竞赛”。他们通常的观点是，公司的去向应该是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并且时刻准备着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残局再换个地方。
    假如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预测财富将向什么地方迁移就容易了。这对非洲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非洲能以地球上最低的工资标准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每当亚洲的工人们要求工会提高工资时，非洲人就应该拍手叫好）。假如劳动成本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现在中国的那些工厂没有迁移到非洲呢？

    第十章高增值地区（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事实是，即使是对科技含量低的工作而言，劳动成本也很少会成为（如果历史上有过的话）一个公司决定是否迁移的唯一因素。不管非洲的工资水平多么低，但是其无休止的暴乱和战争、糟糕的基础设施、政府高层的腐败、肆虐的艾滋病和办事不力的政权，这些都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此外，“奔向深渊竞赛”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工人基本上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这一点在重复性的装配生产线工作上可能是事实，但是，在知识经济中，技术含量的阶梯越高，这种可互换的假定就越来越不现实了。
    由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所有知识组成部分（营销、金融、研究、管理、通信、信息技术、销售商和经销商的关系、法律事务以及其他无形的内容）都变得愈加复杂和重要，所以和工作本身一样，工人的可互换性就差一些了，所要求的技术指标也更具临时性了。
    正因为如此，如果仅从现有的或者预计的工资水平来推断明天的经济，以此来预测哪些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将成为第二个广东，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
    任何这种简单化的分析甚至会变得更加令人质疑，因为，随着经济从大烟囱和装配生产线向知识生产的过渡，我们已经在彻底地改变一个地点、城市、地区或者国家赖以成为“高增值地点”的标准。
    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与其说是奔向深渊的竞赛，不如说是奔向顶峰的竞争。
    明天的不动产若想预测明天令人惊讶的地理问题（包括高薪工作、主要房地产、商业机遇、财富和权利等的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弄清楚：我们不仅是在改变财富的地点，而是在改变它的起因——我们给地区确定价值的标准，而这又进一步改变了“地点”问题。
    1955年，印第安纳州政府为了振兴工业，在《财富》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列举了该州的经济优势。该政府声称，这些优势包括低成本煤炭、石灰岩、白垩、铝、石膏、岩沥青、白云石、荧石、水、沙、砾石、木材、玉米、大豆，再加上俄亥俄河的便利条件。此外，它还保证拥有“令人羡慕的低罢工、停工的纪录”，就是说，它的劳工运动比较不成气候。
    那是当时的情景。今天，印第安纳州的开发委员会宣称，他们已经脱离了“对传统工业的过分依赖”。
    这里没有石灰石。
    《Inc.》杂志告诉美国小企业的领导人，“开办或者发展公司最好的地方”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因为那里的高科技劳动力在增长，那里还有阳光灿烂的气候、新修复的艺术博物馆和“四大体育特许经销商”。
    一个叫做“小企业生存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结论，投资最好的地方是南达科他州，因为该州对企业的赋税、最低的工资规定、雇员的数量等方面施加的成本最少。还有一种评定体系是根据公司的历史和增长率给它的未来下结论的。微软公司的bCentral.com网站的一位撰稿人用这两种方法综合出了一个混合指数，所得出的结论是内华达州是最适合你掏钱的地方。
    持续性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和里克。克杜里（Rich Coduri）在2002年所做的一项名为“新经济指数”的调查中引用了1955年印第安纳州的广告。他们写道：“在一个经济活动中，只有不到20%的经济活动才是创造、加工或者运输商品，所以运输原材料和市场运输的手段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投入和产出都是以电子字符的形式出现的，旧时的地点因素就失去了重要性。”
    拿地理接近性来做例子。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墨西哥离美国的市场这么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墨西哥可以击败中国的竞争者。他们认为，距离仍然发挥着其在知识经济到来之前同样的作用，但是，由于信息密集型技术的出现，产品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第十章高增值地区（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依靠地理接近性的含义就是，如果是交通运输的费用，墨西哥的优势应该是在运输那些较老式、较大型、较大宗、较重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现在正在被替换。而对于高增值的无形服务来说，地理接近性的意义就更小了，因为交通运输的成本与距离（金融、软件、卫星电视、航班预订、音乐等）没有多少关系或者说根本没有关系。如果继续依赖地理接近性的优势，只会使墨西哥进一步落后，而且没指望追赶上来。
    今天，各国在“奔向顶峰的竞赛”中少了一些关于石灰石和煤炭的吹嘘，而多了些关于著名大学、低廉的通讯成本、先进技术、飞机航班次数众多、低犯罪率、适宜的气候和高生活质量。随着工人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也被改变了。结果出现了一种（不仅在美国）创造所谓的“高增值地区”的竞赛，因为这种高增值地区能够吸引那些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劳动力来生产知识密集型、高增值的产品，从而将全世界的企业都吸引过来。
    随着新的经济网络的出现，我们用以描述空间单位和关系的那些范畴和类别术语也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正在看到一种自成体系的机场生态体系的兴起，而这些机场相互之间的联系要比其与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在格雷格。林赛（Greg Lindsay）的《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一书中称之为的“航空世界”中，每个机场的周围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自己“购物商场、会议中心、7天/24小时开放的健身房、教学、邮局、牙医诊所和医生、房顶游泳池和豪华旅馆”。
    总之，随着财富向亚洲的历史性迁移，许多经济功能的数字化，跨国界经济区域的兴起，以及我们为一个地区评估价值所依据的标准的改变，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发生着更大变化。这些现象只是构成了一个空间舞台的背景，在台上即将明朗化的则是更大的变化。

    第十一章空间延伸度（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2年，当日本和韩国联合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洛杉矶的一位营销经理雨果。恩西索决定带儿子去东京看球。恩西索出生在墨西哥，生活在美国并且受的是美国的教育，供职于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日报《舆论》。在日本，他们见到了生活在那里的拉美裔美国人小社区的成员，并了解到日本的食品、礼仪和人们对体育的疯狂。对于恩西索来说，这次经历令他久久不能忘怀，数十万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涌进了韩国和日本来观看球赛。 我们后来在加利福尼亚为一对年轻的软件经理举行的婚礼上见到了恩西索。新郎生于巴基斯坦，新娘生于印度。新郎的家庭信奉伊斯兰教，新娘的家庭信奉印度教。当音响系统播放起普什图音乐时，恩西索加入了疯狂、幸福的人群跳起舞来。人群中大多数人在这个晚上之前从来没有听过任何普什图音乐。在人群中有美国白人经理，有亚洲学生，有美国犹太人和许多其他种族、其他宗教和地区的人。这不仅是个跨国婚姻，而且是个混合型的婚礼庆祝盛会。对这个世界的发展而言，婚礼极具象征意义。
    我们不仅是在将世界经济的重心移向亚洲（包括这两位新人的祖籍南亚），不仅在改变明天在哪儿能找到工作，在哪儿建立新的工厂、办公楼和住宅，在哪儿能创造革命财富的标准，我们同时还在扩展着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做我们个人的“空间延伸度”。
    在2 400年前农民全靠土地为生的古代中国，中国的哲学家庄子说，外出旅行的人易于闹事、说谎、不安分，而且善于搞阴谋诡计。
    今天，全球人口中估计有8%的人（大约为5亿人口）在一年内要去国外某个地方旅行，这个人数相当于16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整个地球的全部人口数。不管是否爱闹事，不管是否爱搞阴谋诡计，是否到外面找工作，或者就是飞到密尔沃基去见一个客户，我们就是一个好动的生物种类。
    个人的地理美国人平均一年行车11 000英里，但是大多数的驱车旅行都是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家庭之间（平均来回一次的距离为23英里），或者到住宅附近的超市或者银行等地方。如果是假日旅行，全家可能去得更远些。人们可以轻易地在地图上找到他们行车的位置。一位商务旅行家也可以精确地确定他在一年中所去过的城市以及他在这些地方旅行的次数，结果就像一张旅行地图一样。但是在地图上，人们也可以找到自己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普通信件、电话、传真等所有的地方，再加上人们在记事本上标记的所有地址和登陆的网站。
    如果再费点力气，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我们所买产品的生产地和我们生产的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去向。即使这些地点并没有表示我们与之有关系或者希望有关系，但是这些却将我们的空间延伸度丰富地展示了出来。所谓的空间延伸度就是，我们个人地理学上不断改变的版图。
    我们可以将今天个人的空间延伸度与12世纪欧洲农民的平均个人空间延伸度相比较。那时的农民终其一生，都很少有可能走到他所居住村庄15英里之外的地方。也许，除了几百年来受到的来自罗马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之外，15英里就基本上锁住了他的一生。那就是农民在这个星球上的个人足迹。
    如果我们将这种绘图方法用于公司、各行业或者国家，我们会立即发现，每一个实体的空间延伸度都各自不同，而且在不断地变化着。同样，每一个经济中的不同部门也都需要不同的“延伸度”。一个国家为了向几个国家出口商品，可能需要从诸多的国家进口原料或者零部件，或者说情形相反。好莱坞使用来自日本的设备和来自英国的表演天才，但是它的电影却向全世界各地出口。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商业周刊》写道，你的可视电话可能包括美国的数据处理器，中国广东的电路板，中国台湾、奥地利、爱尔兰或者印度设计的微处理器、韩国的彩色显示器和德国的镜头。正是这些空间关系的组合确定了一个公司或者国家的“空间延伸度”。

    第十一章空间延伸度（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比如，几十年来，日本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将他们的经济维系于与亚洲的关系上还是维系于向全球的扩展。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的必胜信念兴盛一时，诸如石原慎太郎（现在为东京都知事）等挥舞着旗帜的政客们敦促日本取代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然而，那是在日本经济开始减速、中国经济骤然崛起之前，更不用说还有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最近反日情绪的暴涨了。从那之后，石原感觉到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脆弱，就一直呼吁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真正的问题其实与日本的空间延伸度有关。也就是说，日本是地区性选手还是全球性选手？日本在世界的经济中究竟处于何许地位？
    有些国家不需要向全球延伸，只需要附近的几个伙伴足以。相反，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日本的要求也是那么多样化、那么复杂，因此它不可能仅作为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大国而存在。在进口的一面，日本必须从中东进口石油，从美国进口软件，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在产出的一面，尼桑公司的SUV汽车、索尼公司的PlayStations、松下公司的超薄等离子电视机、NEC公司的计算机都销往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大洲都有日本公司开办的工厂。
    不管谁喜不喜欢，日本需要来自全球的资源、市场、商机、能源、思想和信息，而不仅仅是从附近的邻国那里进口。不管它是地区性的霸主与否，它的空间足迹是全球性的，但是日本只是一个例子。今天，每个人、每个公司和国家的空间延伸度都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正在移动的也不仅仅是人和产品，货币也有“空间延伸度”。而且货币的空间延伸度也在迅速地变化着，并对全球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流动的货币众所周知，数万亿美元在以极快的速度通过电子渠道从一个国家不断地移向另一个国家，从一家银行移向另一家银行，从一个人移向另一个人，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大型金融芭蕾舞会。大多数人也应该知道（到现在也应该知道了），国际货币交易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赌场。然而，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美元可不仅是美国的货币。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使用美元，德国人使用欧元，日本人使用日元，阿根廷人使用比索。事实上，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经济学家、《货币地理学》的作者本杰明 . 科恩（Benjamin J. Cohen）所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偏离事实的了。”这种观点已经变成了一幅“过时和误导人的漫画”，因为竞争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
    换一种方式说，每一种货币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其自身不断变化的空间延伸度。目前，美元尽管最近有所下跌，但是仍具有最长的延伸度。有些国家实际上在放弃自己的货币而实行起了“美元化”。他们将美元定为法定货币，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官方货币。在另一些国家里，美元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本国的货币。
    自2002年1月15日起，从巴拿马、厄瓜多尔到东帝汶等一些小国家都以官方的方式启用了美元。但是从非官方方面来讲，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和中美洲也在使用美元。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的情形也是一样。非官方美元化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土耳其和越南。事实上，根据联邦储备局的数据，外国人手里的美元要比美国人手里的美元多，大约为55%～70%，大多数为100美元的钞票。
    补充或者代替另一种货币的不仅是美元。在欧洲启用欧元之前，用于各种实际用途的货币有好几种。在巴尔干地区可以使用德国马克，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可以使用法国的法郎，在列支敦士登可以使用瑞士法郎。印度的卢比也用于不丹，丹麦的克朗也用于格陵兰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外币量占其货币供应量30%以上的国家共有18个，另有34个国家其外币量平均占本国货币供应量的16.4%或者以上。

 

    第十一章空间延伸度（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据科恩说，货币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在发行国之外的国家、渗入到其他国家的货币空间……货币跨越国界竞争的急剧加速……改变了全球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今天，各国货币被相互间渗透的程度超过了自领土货币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
    总之，货币已经从空间牢笼里释放了出来。
    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种迁移带有重要的权利含义。一种“入侵”（我们的术语，并非科恩的）的货币并不总对输出国有好处。很多的因素在起着作用，而且有时候还能证明其代价很高。“被入侵”国家的政府对其国内的货币政策通常失去一些控制。在其公民的眼里，政府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该国政府失去了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的“货币制造税”——从制造（印刷和发行）自己的货币中所赚的钱。如果在世界货币排行榜上它的排名很低，那么，一般来讲，它就会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行动的双重伤害。
    然而，根据科恩的观点，更大的变化不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在一个国家使用多种货币的做法为在那里做生意的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种做法还能在诸如货币风险、赋税、政策规定、财会规则、交易和财产转换费用、金融票据等方面提供选择。反过来说，这种做法降低了本国政府的影响或者控制。
    最后，它还能使“被入侵”的国家对世界金融市场更加敏感、未来受的影响更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新总统或者新总理上任伊始都会以隆重的仪式访问华尔街，借此向世人许诺在其任期内保证谨慎地执行金融政策。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财富向亚洲历史性的迁移、自动化空间的诞生、评估地点价值的标准的改变、全球延伸度的扩展和目前不稳定的美元在其他国家的普及——这些变化只是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众多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下面来看今天空间变化中最具争议的变化。这种变化致使全世界的反对者到处游行抗议，并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打鼓示威（真的是这样）。而这种变化的支持者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每年一度的炸鱼野餐节上却尽量讨好那些游行抗议者。当然，问题的焦点就是那个在经济学术语中被误解最多、最使人误解、使用中出现错误最多的词：全球化。
    这种全球化有未来吗？

    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1900年，法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赞颂进步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来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的《费加罗报》简直是喜不自胜地写道：“能够生活在20世纪的第一天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产生这种喜悦心情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富国看来，世界在向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迈进。这种理性的一体化过程通过改变空间和政治关系，使经济得到繁荣发展。
    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听起来很像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信奉者们的观点。他们热烈地谈到全世界将会被越来越紧密地拴在一起。1800～1900年，对外贸易在世界产出量中的比重几乎提高了8倍，其中的一部分进入了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任何预测这种向前发展趋势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会远在2000年到来之前得以实现。但是未来并不是以直线到来的，这个世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次盛大的展览会过去了14年之后，将世界拴在一起的纽带绷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血腥屠杀严重地破坏了贸易和资本的流通。1917年发生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经济大萧条，1939～1945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并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且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印度、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脱离了殖民主义统治。
    所有这些事件和无数个更小和不太显眼的事件加在一起，粉碎了长久以来建立的贸易协定，鼓励了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引发了暴乱和不稳定局势。所有这些又都在阻碍着跨国界的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总之，全世界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非全球化运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工业基础不仅没有遭到任何破坏，甚至相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而得到了增强。因此美国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出口市场，而美国的资本则更需要向外出口。全世界都渴望得到美国的产品，因为在战后的初期也只有美国货。
    此外，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国际大市场服务变得更加廉价和容易。为此，美国的精英们深信，全球经济的重新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而且还对自己大有好处，就着手创建起一些跨国市场。而通过这些跨国市场，商品、资本、信息和技术可以再次以最低限度的摩擦流通起来。当时的这场重新全球化的运动附带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
    1990年，世界的许多地区还不能进行无障碍的货物、货币、人员和信息的流通，只有10亿左右的人生活在一种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开放式经济中。但是到2000年，根据某些估算，这个数字一跃而成为了40亿。
    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对外国的工厂、商品和货币开放。同时，俄罗斯也开始邀请外国来投资。东欧和高加索及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紧随其后。在美国的敦促下和智利及阿根廷的率领下，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废除了原来的规则，进行了私有化，引进了华尔街的资本，一时间变得“比美国还资本主义”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货币也越来越多地从它们的产地被释放出来。我们不仅扩展了全球性大公司的空间延伸度，而且扩展了小公司，甚至那些遥远地区的靠网络联系、运作资金极少的村办企业的空间延伸度，从而激励着人们梦想实现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5.1亿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没有什么地方你延伸不到。
    那些重新投入全球化的人们此时连交好运。
    依云矿泉水和亨氏番茄酱这场全球化的运动确实没有发展到它的诸多支持者和反对者想象的那么远。根据白宫金融工作小组主席瓦因加登（R. I. Weignarten）的分析，即使在金融部门的内部，全球化这个定义不严格的术语“也在掩盖着差异极大的变化速度。尽管货币市场确实是全球性的，但是证券市场却落在了后面，而股票和债券市场却仍以国内上市的债券为主”。

    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压力导致欧洲统一了货币并设立了中央银行，但是，《金融时报》却发现，“普通股的市场仍然支离破碎，各种规章制度五花八门”。尽管出台了数百条经常受到质疑的新法律条款和规章制度来实行统一化，但是在2003年同一瓶依云牌的矿泉水在法国的价格为0.44欧元，而在芬兰却卖到了1.89欧元；同一瓶亨氏番茄酱在德国标价为0.66欧元，在意大利却为1.38欧元。这可绝对不是布鲁塞尔的独断专行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Z.M.贝佐斯（Z. M. Beddoes）在《外交政策》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只有18个国家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私有的资本”，而且，即使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获得私有资本，“那也不意味着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就此存在了”。在另一个层次上，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采用全球统一的标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会计方法仍不尽相同。
    尽管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35 000～40 000个跨国公司在经营着200 000家子公司或者附属公司。全世界的外汇储备从1961年的10亿美元飙升到了20世纪末的15 000亿美元。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长到了13 000亿美元。截至2001年，跨国债务达到了17 000亿美元，世界总贸易额达到了63 000亿美元。
    今天，为了确定全球化程度所做的最全面的努力之一就是由AT科尔尼公司和《外交政策》杂志开发的一种指数。这种指数可以测量诸如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的流动、技术、旅行、旅游等方面，然后再将国家进行比较。它还涉及其他许多的可变因素，其中包括文化、通讯、一个国家在国外所拥有的大使馆的数量，以及该国所属的政府间合作机构的数量。
    在所有这些的基础上，科尔尼在2003年所做的调查将62个国家进行了排名，结果发现在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名单上小国家名列前茅——爱尔兰、瑞士、瑞典、新加坡和荷兰。美国排名第11，法国第12，德国第17，韩国第28，而日本则排名第35.由于美国在2001年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国外直接投资下降，所以在2002年，跨国经济一体化运动实际上出现了回落。但是总的数量仍然比1999年之前的任何年份都高。尽管出现了这些下滑数字，但是《外交政策》仍不怀疑再次全球化的运动将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再加上已经描述过的越来越盛的货币相互影响的因素，我们就会更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了。
    黄色尘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际开发局前副局长哈丽雅特。巴比特（Harriet Babbitt）的话语里还深藏着另一个原因。该前副局长曾说过：“我们将……堕落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要比道德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还要快。”
    比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非法毒品是一笔4 000亿美元的生意，竟然占去了世界经济的8%.从阿富汗和哥伦比亚到里约热内卢的教室和贫民窟一直到芝加哥的人行道上，毒品走私者们在经营着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即使哪一个国家愿意对其加以控制，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点。
    色情业同样也是全球性的。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所难民营里，被从罗马尼亚绑架过来的年轻女性在等待被运往意大利去做性奴隶。在布加勒斯特，所谓的“代理处”将“舞蹈演员”贩卖到希腊、土耳其、以色列甚至是日本的商业色情贸易商手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大约有100万贫穷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为女孩子，被卷进色情业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或者终止这个行业。
    《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摩西。奈姆（Moisés Naím）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里解释道：“毒品、军火、知识财产、人和金钱并非国际犯罪团伙为牟取暴利而非法进行的唯一商品交易。他们还贩卖人体器官、濒危物种、被盗的艺术品和有毒的废弃物。”正因为这些活动是非法的而且需要逃避侦查，所以这些活动经常改变其运送“产品”的路线。

    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在受贿官员的帮助下，带着假护照文件的走私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出海关，但是追捕走私分子的警察们却被拦在边境处。正如奈姆解释的那样，各国政府都会怒气冲冲地保护自己的“主权”空间不受别国侵犯，但是就是这种空间的主权却“被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犯法和无国家而言的网络所破坏，而不是被有国家形式的国家所破坏。”比如，委内瑞拉就不允许美国的飞机进入其领空来追捕来自哥伦比亚的走私分子，可是这些走私分子却规律性地侵犯这个所谓的主权领空而不受任何惩罚。
    奈姆得出结论，我们想要控制地下经济的这些非法和反社会活动的努力将会失败，因为政府的战略是根植于“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假定和陈旧的机构”之中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这些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全球的努力，或者至少需要多边的努力。
    还有从中国北部沙漠上刮过来的经常漫及韩国首尔的“沙尘暴”，还有那释放着浓浓的呛人烟雾、让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喘息咳嗽的印度尼西亚大火，还有从罗马尼亚溢出的污染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河流的氰化物，全球变暖、空气污染、臭氧层耗尽、沙漠化以及水资源短缺，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毒品和色情犯罪一样，都需要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努力来解决。这可不是谁想不想的问题。
    真正的信仰者今天，就进一步进行跨国界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代价问题在全球展开了广泛、激烈的争论。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生活是不公平的。经济一体化及其空间的重要意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平如水面的比赛场地”——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形而上学概念。
    我们没必要就扩展空间延伸度和经济全球化能带来哪些好处和代价重新辩论一番。即使是准确地确认哪些是好处哪些是坏处也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为此，匈牙利经济学家、布达佩斯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所主任安德拉斯。伊诺塔伊（Andr？觃s Inotai）为那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做出了利弊的分析。他的分析对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也颇为适用。
    在提及我们这里所分析的两个深层原理时，他指出：“好处和损失来得并不那么平均，而产生的结果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他说，短期的收益或者损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走向相反。有些好处或者损失此时此刻都存在，另有一些好处或者损失在这里的空间存在，但不发生在现在，还有一些现在存在但不是在这个空间。
    争论的双方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变成了粘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语口号了。
    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文献铺天盖地而降，似乎要把我们埋起来。光是Google的搜索引擎就有150万份相关的文献。《新闻周刊》对40家主流报纸和杂志所做的调查发现，1991年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有158份，而2000年就有了17 638份。
    鉴于有如此多的关注，我们很容易指出全球化的邪恶一面，尽管其中的许多邪恶更多地与腐败、环境恶化和野蛮的法律实施有关，而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石油价格随着储备量的减少仍然居高不下甚至继续窜升，如果稳定的联盟解体，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重新蔓延，如果因为恐怖主义、流行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对通关的每一个集装箱、每一个包裹和每一个人都更加仔细地检查，那么，重新全球化的运动也可能戛然而止。
    所以，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的重新全球化的运动是暂时停下脚步喘口气呢，还是突然间要调回头再次折返跑呢？尽管工厂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尽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空间，尽管人们在大幅度地旅行和移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得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即将再次经历一次从重新全球化到反全球化的历史性的转移呢？因为这关系到在最近的未来，我们将在哪儿生活、工作、投资和创造财富等重大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们与一个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又一个令人痛苦的变化。

    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假如我们再来一个180度的急转弯，朝一个丝毫没有准备的明天驶去，那么，许多没有准备的人就可能被甩到时代的后面。第十三章反推力装置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多少词汇能像“全球化”那样激起那么多的仇恨，也没有多少词汇被如此虚伪地使用过，或者被天真地使用过。
    经常躲闪在这个词汇后面的就是惹起众怒的真正靶子——世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大本营和目前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倡导的推进经济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重新全球化）运动也是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美国连续的几届总统，尤其是比尔。克林顿总统，都向全世界发表过祷文。所谓的“华盛顿一致意见”认为，全球化加上以私有化、解除规则和自由贸易的形式表现的自由化可以缓解贫穷、创建民主，而且给所有的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这两种思想体系习惯上都把全球化和自由化放在一起，好像这两者不可分割一样，但是一些国家没有搞自由化也可以将经济一体化。反过来，搞自由化的国家不一定非得搞全球化，也可以出售他们的国有企业、解除规则并将经济私有化。这都不能保证长期的效益将从宏观经济流向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微观经济。这也不能保证产生民主。
    现在十分清楚的是，在这场就全球化所展开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战争中，参战的双方都稀里糊涂，或者说难得糊涂。
    因此，一个对全球化掀起了无休止反对运动的网站列举了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有印度的海德拉巴德、瑞士的达沃斯、巴西的阿雷格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华盛顿特区、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以及新西兰、希腊、墨西哥和法国的抗议活动。游行示威者们常常到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开国际会议的地方，比如西雅图和热那亚，或是将他们围在高级旅馆里令其动弹不得，或是迫使他们远走高飞到处避难，或是召集安全部队来维持秩序。现在，游行示威者们常被请去与这些领导人会面，从而使这场运动失去了一些尖锐程度。
    然而，我们也很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公开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互联网上的网站所协调的，而互联网本身就是一项全球的技术。这场运动的政治影响主要来自于电视报道，而电视报道的画面却是由环球卫星系统传送的。这些抗议组织的许多要求（比如要求治疗艾滋病的药品成本更低一些）只能由那些被抗议者痛斥的全球性大公司来满足，所使用的电脑还得由另一些全球性的大公司来制造。大多数的抗议者如果不乘坐通往全球各地的航空公司的航班、不依靠全球预订票网络体系的服务是飞不到他们的抗议地点的。而且，许多抗议者的目的就是创立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运动。
    事实上，这场运动已经分裂成了许多不同的、往往是为时不长的团体，其目标的多样化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取消童工、禁止烟草业、保护变性人监狱囚犯的权利等目标。有少数的团体是浪漫的无政府主义和地方主义者。他们美化工业时代前的村庄里的那种真实的、面对面的生活，可是他们却只字不提真正村庄里所有的种种邪恶：没有隐私、性别歧视、狭隘的地方暴君和顽固偏执分子。有一些团体是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者，还有一些团体是憎恨美国和欧盟的超级民族主义者，其政治运动的特点是反对进行移民的新纳粹主义。但是还有更多其他的团体实际上根本不是“反全球的”，而是“逆全球的”。
    比如，这些逆全球主义者坚决支持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许多人渴望见到一个类似于世界政府的机构，或者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全球性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的经费也许该来自于全球性的税收。然而，他们大多数人真正想要见到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取缔全球性的大公司和全球性的资金融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用来剥削工人、破坏环境、支持没有民主的政府和无数其他邪恶的工具。

    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5）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弄出了最大的动静的是“反全球主义”运动。但是，即使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示威者们所有的愤怒口号和游行示威在夜晚都悄然消失，在最近的将来，某些形式的经济全球化也仍然会被迫减缓速度或者止步。
    我们面前所出现的强力因素有可能阻止空间延伸度的继续扩展，而且所引发的事情就连那些反全球化的人们也会不愿意看到。
    新泰坦尼克号在最近新一轮的全球化运动中，世界经济遭受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地区性或者国家性的严重危机——在亚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都出现过危机。在每一次危机中，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商务决策人和政府都担心金融界的“蔓延强度”。阿根廷的经济崩溃能否毁掉巴西的经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能否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灾难？确实系于一发。
    因为今天的经济一体化密度更大，层次更多、更加复杂，又在这么多不同的层次上联系上了这么多种类型的经济，所以它要求我们系统地设计出防治失灵的备用措施以及其他的安全保护方法。不幸的是，那些过分热情的全球化倡导者们却在建造一艘巨大的金融远洋船，而船上却没有连泰坦尼克号都有的水密舱。
    美国的证券市场规定有“上限条款”，意在及时阻止行市暴跌。比如，如果在一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以前道琼斯指数下降了10%，纽约证券交易所将停止交易一小时。如果价格比事先设定的限制过高或者过低，对某些交易就要强加上所谓的“交易紧箍咒”。
    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和中国台湾）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或正在酝酿采取类似的措施。所有这些措施也许在本地或者国家范围内还不够。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货币和资本市场就连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防火墙、密水舱、备用设施等东西了。
    对于蔓延度，我们没有免疫力，可我们又在快速地推行一体化进程，那么这两个过程就失去了同步——有可能让我们感染上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让一些国家急转回头、快速地退回到原来自我保护性的金融坚壳中。他们做出来的疯狂反应可能包括驱逐外国资本、恢复贸易壁垒、急剧改变进出口的格局、重新布置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工作机会和资本。总之，就是将最近的变革方向再扭转过来。
    出口超载还有什么其他的事件或者条件能够限制或者扭转重新全球化运动呢？有许多。比如，我们已经进入了出口超载的时代。如果不称这个是时代趋势，它至少也是个“间隔”。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通过将电脑设计和生产、相对关闭的国内市场和迅猛的出口结合在一起的手段，骤然繁荣了国内经济。
    日本的战略很快受到了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效仿，再之后又受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效仿。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出口商品。通过大型集装箱货轮、油轮和运输飞机运送过太平洋的物品超过了历史以往任何时期。出口（按其定义来说是一种空间现象）逐渐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魔术弹”。
    在所有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里，出口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内需求的速度。这又是一个大规模失同步化的例子。这时，中国也加入了这场混战，将更为廉价的产品填充进爆满的全球市场，尤其是美国的市场。突然间，全美国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吹风机、长筒袜、手提包、钟表、计算器、工具和玩具。超级能量和超级贪婪手挽着手前行，全球经济开始颤抖。
    在出口已经超负荷的世界经济里，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某一点上，为了减轻对出口的依赖，其他的亚洲国家必须要建立起他们自己国内的经济。中国正在努力这样做。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将进一步削弱向重新全球化开进的力量。
    当然，人们也不难注意到，假如占世界需求量30%以上的美国经济突然发生衰落，那么改变了地点的世界财富对于许多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其中包括一些最贫穷的国家。

    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6）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受打击最严重的将是那些政府日常财政收入过于依赖单一出口的国家。所谓的单一出口可能是红铜，比如在赞比亚，也可能是铝矾土、糖、咖啡、可可或者钴，或者可能是石油。
    由于原油的价格空前高涨，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却屡次发生。尽管生产者努力控制供应，但是如果美国的经济出现严重的下滑，或者中国的经济发生崩溃，石油的价格将会再次骤降。即使这种下降是暂时性的，结果也可能会导致许多政府垮台。
    尼日利亚政府的财政收入足足有80%来自于石油，沙特阿拉伯政府75%的财政收入依靠石油。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和安哥拉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在委内瑞拉，这个数字是50%，在俄罗斯接近30%.这些靠石油发家的政府由于国家不稳定或者是政治上的脆弱，有可能被迫冒着引发暴乱的风险来减少国内的补贴和社会福利金。对于重新全球化运动来说，还有更多的坏消息。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有可能模仿欧盟，组成更多的多国集团和贸易集团。
    从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组织到亚洲出现的结盟组织，这类的集团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既然它们的成立带来了比一个国家还要大的市场，所以这些集团组织可以被看做是朝全球一体化已经迈出了半步，或者说是更加开放的贸易，通常都是这样刻画它们的形象的。然而，尽管遭到了反对，可是它们在极端的压力下，也有可能打出保护主义的王牌，成为进一步开放和全球化的大型威慑物。就全球一体化而言，大范围的超级国家集团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纳米技术茶匙下一个新科技突破的爆炸点也可能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两种技术融合力量的驱动下，这次科技的大爆炸可能减少原来对某些进口原材料和商品的需求。急剧的小型化、客户需求的商品定制化，以及知识内容的可替代原材料，这些倾向都意味着明天的经济再也不需要占全球市场如此大比重的大型商品了。明天几茶匙的纳米产品就可能代替今天在世界上运送几吨重材料的需要，也许这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是它的影响却可能在世界的各大港口感觉到，从青岛到洛杉矶到鹿特丹，各大港口无一例外。而所有这些又再次表明需要更多的“国内加工”的程序，而不太依赖全球性的市场。
    此外，我们也不能排除战争及恐怖这两个最明显的“逆全球化的因素”。这两种因素都可能真正地毁灭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又是我们移动或者放置石油、天然气、原材料、成品等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两种因素也可能引发资本外流或不可阻挡的难民穿越边界的浪潮。它们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知识密集型经济里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不幸的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很可能看到严重的地缘政治动乱现象和频繁暴发的军事冲突。这不仅会致使生灵涂炭，而且还能像过去一样，把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体化成就肢解还原。
    疯狂的混乱除了所有这些之外，在遥远的看不见的天际，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一些逆全球化的因素。奇怪的大规模流行病和隔离措施、小行星撞击，或者生态灾难都可能将整个的经济基础撞离其目前的轨道，使其陷入“疯狂的混乱局面”。这些就是未来学家们所谓的“变牌”（即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脑袋里保留一点点地方来思考那些不可思考的东西（尽管它们极不可能发生）也是没有坏处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的组合，这些事件刚开始时都显得极不可能发生，但是却都骤然变成了现实。
    我们还不能具体说明哪个事件将会登台表演，也说不准这个事件是否会完全按照我们所说的方式影响重新全球化。但是，任何一个这种“反推力装置”都可能证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其反方向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会远远大于媒体所报道的所有“反对全球化”抗议运动的力量。如果多个反推力装置汇合在一起，那么情形会更为严重。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两个或者更多的这种逆全球化事件同时出现，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很难想象将来不会有任何这类事件的发生。

    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7）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全球化中最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分裂。就是说，尽管全世界对于要求协调解决诸如恐怖、犯罪、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奴隶制和种族屠杀等问题的压力更加强烈，可是，进行进一步经济一体化的运动也有可能减缓速度。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直线地朝着完全一体化和真正全球化的经济前进的美梦也会就此破灭了。关于建立什么“世界政府”的幻想也可能破灭。相反，未来的情形可能将是这样的：对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市场、技术、金融和人们的空间震动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未来的时代将是空间混乱加速的时代。
    所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不仅是财富在向亚洲大规模地移动、“地区性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发达经济中关于空间的标准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尽管可以逆转）重新全球化的过程。其中任何的一种，就其本身而言，都代表着革命性财富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重大改变。然而，我们将看到，在久远的某一天，最后还有一个空间的变化将使所有这些变化都相形见绌。

    第十四章太空运动（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我们的文明时代是第一个将人造物体发射到远离我们的地球表面，并且将这些物体用于创造财富的文明时代。这本身就可以表明，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中具有革命性的一个时刻。
    但是，关于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还知之甚少。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当他们每次使用自动取款机或者使用电话时，他们是在使用距离地球12 000英里远的人类技术。或者说，当每个患者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或者戴上起搏器的时候，他应该感谢其他的一些技术或者感谢某些人。
    通信卫星、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商用远程显像技术在未来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将被认真地开发，成为新兴的太空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并且将越来越大地影响我们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式。在今天财富和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变化中，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明确，更具有象征意义了。
    尽管今天仍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而且经常被那些目光短浅的人讥笑为奢侈的做法），但是，探索太空的运动已经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价值有1 000亿美元的卫星产业。这个产业的成员有波音公司、Astrium或者Alcatel Space等制造商，中国的长城工业公司等火箭发射公司，俄罗斯的Intersputnik等经营和协调公司，再加上无数的服务公司、太空图像发行公司和地面设备提供商。
    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的商业专栏报道称投资者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太空产业股，许多太空开发公司陷入了致命的麻烦之中。但是，最近卫星产业协会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这个产业的收入就以15%的增长率每年稳步增长。除此之外，尽管出现了暂时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但是越来越多的新开发商和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太空“俱乐部”。比如，巴西和乌克兰正在从巴西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射场地之一）阿尔坎塔拉发射中心联合发射乌克兰的旋风四号火箭。而且，自2005年起，股票公司开始买进诸如Intelsat、PanAmSat和New Skies等卫星经营公司的股票。
    同样，尽管在数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中1 000亿美元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故事。它没有包括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依赖太空的公司的隐形增值，如电视网络、医疗技术、体育运动、广告代理商、电话和互联网公司以及金融数据提供商。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
    从血液透析到心脏泵一个叫做绘图联盟项目（Mapping Alliance Program）的不甚知名的商业太空公司财团现在提供遥感、太空图像，以及用于电脑设计、电脑勘探、电脑自动绘图等服务的软件。该财团公司的客户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公共事业公司、工业、采矿和运输，另外还有自然资源经理人。
    从太空经营项目中所获得的知识也在帮助公司预测、减轻和避免自己的风险。因此，太空数据在金融市场的“天气期货”交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证券交易所的伊恩。达登说，天气的可变因素可以对诸如“保险、农业、制造业、软饮料以及医药用品等领域的生产、产量和整体利润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对“那些流行歌曲演唱会和旅游团”的组织者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了。根据商业部的统计，在美国2001年的全部100 000亿美元经济中，有1/7的部分遭受到了天气因素的风险。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的交易机构所交易的天气期货为避免天气的风险提供了一种保险措施。
    另一个受到太空活动好处但又没有被广泛认识到的领域是医疗卫生行业。今天，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25万名美国肾功能衰竭患者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的宇航局和宇航员。宇航局所开发的一种化学技术能够将血液透析液体中的有毒废物排除掉，使得患者能够存活下来。

    第十四章太空运动（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与此同时，StelSys公司使用了美国宇航局许可的技术或者主意，正在开发一种能够治疗肝功能衰竭患者的类似于血液透析系统的技术。继续进行太空研究可以保证提高诸如脑瘤、失明、骨质疏松等疾病的治愈率，而这些疾病现在却在不断庞大的医疗保健预算中占去了数十亿美元的比重。
    今天，欧洲人正在根据太空飞船燃料泵技术进行一种心泵的医疗测试。仅在美国，每年用于治疗心脏病和中风的医疗费预计就超过了3 500亿美元，使用这种心泵能够节省多少钱呢？那种旨在太空中种植细胞的“生命反应器”（现在被生理组织工程实验室用于开发生长人类心脏的一种工具）应该具有多少经济价值呢？
    关于那些因糖尿病所引起的失明、截肢和肾衰竭，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糖尿病每年至少让美国花费掉了1 320亿美元的巨资，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老龄化，这种疾病的发病率预计还要攀升。
    同时，太空在环境监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法国的SPOT4号太空飞船运载着美国的POAM3号仪器在检测极地的臭氧层和大气悬浮微粒的比重。用美国海军实验室的《2001年评述》的话说，“每年从5月到10月，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大片的森林被大火所毁掉。大量的浓烟涌进了大气层，而那里高空的强风有时候能将浓烟刮到离失火处数千英里远的地方。”SPOT4号和POAM3号的使命就是予以这种自然灾情监测。
    同样，巴西和美国宇航局联合开展的一项太空项目正在研究亚马逊地区的生态变化给整个地球系统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宇航局的“飞鸟”号正在监测南北极地冰帽融化的速度。另外一些以太空技术为基础的环境项目正在关注水资源的利用、渔业、河流三角洲的生态和厄尔尼诺对气候的影响。
    人类拥有了地球表面如此详尽和准确的图像，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奋进号”等航天飞机所采集的大量的数据，可以用于拍摄高清晰度的图像，帮助人们了解荒芜的冻原和沙漠、濒危大猩猩所聚居的热带森林，或者吴哥窟和吾巴尔等古城的遗址。同样是这些神奇和精确的数据，除了众多其他的用途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确认移动电话塔楼的位置，为航班确认飞行危险并且预测洪涝灾害。
    飞行员、飞机和集装箱在科罗拉多州的谢里佛尔空军基地（Schriever Air Force Base）里，一伙年龄十八九岁的美国空军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地坐在电脑控制台前，控制着在离地球12 000英里远的轨道上运行的卫星。他们所监控的20多颗卫星共同组成了NAVSTAR全球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标明任何携带小型、廉价手机的人在地球上的准确位置。
    全球定位系统的使用范围为网上服务、徒步旅行者、轿车司机、卡车司机、船员、运输船和托运人、银行、电信公司，当然不用说还有军队了。全球定位系统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
    关于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空间定位，还能帮助我们在时间上定位。因此，除了能确定我们在空间的位置之外，这个系统还起到一个重要的同步器的作用。用Advanstar通信公司的格伦。吉本斯的话说，“我们每次从自动取款机里取钱或者打一次电话（不管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这些通信网络中的声音和数字流的同步作用都毫无疑问地基于全球定位系统……这项技术使全世界获得了误差仅为毫微秒的时间定位，功劳在于全球定位卫星上的铯和铷原子钟表的准确度。”在经济生活中这种准确定时和同步给生产力所带来的好处还有待于估算。然而，更多的好处还在后面。
    自从纽约的世贸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以来，反恐专家们越来越密切地关注起每年在海上来往运输的2亿个集装箱来。任何一个集装箱里都可能藏有生物武器、恐怖分子、非法毒品或者军火，以及其他种类的危险禁运品。今天，只有2%的集装箱在美国受到检查，此外，还有从陆上和空中运来的集装箱。

 

    第十四章太空运动（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从原理上讲可以跟踪这些来往运行的集装箱的方位。将来，不仅是集装箱，而且是集装箱里的每一件货物都将受到严密的临控，从工厂到批发商、零售商，到货架，最后到达客户的家里，整个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受到严密的监测。沃尔玛、Target、西尔斯和凯马特等零售商已经在研究和试验一些原型跟踪系统。
    此外，这样的一天终归要到来：装载（比如说）食品的包装箱里将植入芯片，这样，食品在运输期间的变化状况就会被随时地报告给托运商。
    还有一些“智能型的”包装箱实际上可以在途中加工处理箱子里的产品。将这些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或者类似的卫星系统结合在一起，会给运输和食品工业带来很大的变化，保证包装的食品和其他产品更为新鲜、质量更高，改变这些领域和其他许多领域里生产和销售的经济意义，还能提高安全度。
    当然，和所有的技术一样，全球定位系统的发展潜力也是利弊同时存在。全球定位系统使我们的生活比以往安全了许多。它可以发现也门沙漠上一辆满载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汽车。如果去逛妓院或者去一家瑞士银行也不像从前那样具有隐密性了。但是，电脑上那帮好管闲事的家伙们或者爱传话的邻居也有了用武之地。利与弊真的需要认真地权衡。
    然而，全球定位系统给我们最大的经济回报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全世界基于地面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成为基于太空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的陪衬。今天，航班飞行计划需要大多数飞机从一个地面无线电信标飞到另一个地面无线电信标，而此时的空中交通流量和地面上的交通流量基本一样。许多大城市附近的交通运输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使用上了全球定位系统，能力不仅可以加强，而且准确度也能随之提高。这一系统可以使现在认为不适宜降落的条件变成适宜降落的条件，包括在遥远和小型机场的降落。它还能提高海上航行的安全度。所有这些的成本都比地面管理系统的成本低得多。
    更了不起的是，美国宇航局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喷气式推进实验室所开发的“差分全球定位系统”在格陵兰岛和美国都进行了测试。这个系统现在可以确定世界任何地方飞机的准确位置，水平误差不超过3.9英寸，垂直误差不超过7.9英寸。喷气式推进实验室骄傲地宣布，这比目前系统的准确度“提高了10个系数”。
    尚未探索的财富前沿从全方位来看，太空活动正在为新兴的经济带来好处，可是往往是以人们看不见的方式带来好处。在未来的日子里，太空活动的好处将会更多。中西部研究所做的一项调查估计，在宇航局里每投资1美元都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9美元。大通计量经济学所做的一项分析表明，与太空活动有关的研究能够提高生产力，其提高幅度占投资回报的43%.所有这些数字相对来说都比较老、不甚可靠而且不完全。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武断地将这些数字砍掉，它们也会强烈地表明，太空活动已经为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效益，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只是其发展潜力的一小部分。
    在遥远的天际上运行的不光只有几百个卫星，而是成千上万个。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已经购买了重量仅为100多磅的微型卫星。这些微型卫星能够运载摄像机并被推进到轨道中，然而其费用却仅为现在常规卫星的极小部分。这种微型卫星的供货商英国的萨里卫星技术公司（Surrey Satellite Technology）的马丁。斯威廷教授声称，10年之后我们将能够发射如信用卡一般大小的卫星。随着体积和成本的下降，这些卫星将会变得很便宜，一般中型的企业、非政府组织、私营团体甚至是个人（不管好人与坏人）都可以使用并拥有这类卫星。
    总之，我们现在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了：即使完全用经济术语来说，探索太空的运动也不应被人小觑了。人类在太空中的蹒跚学步已经给地球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其创造价值的方式只能令从前的文明感叹和想象了，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第十四章太空运动（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今天有50多个国家声称拥有太空计划，但是在太空里的不光是这些国家的政府。2004年，有26家公司参加竞标想赢得“安萨里X”大奖，以便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造运载三人进入亚轨道空间，并在两周内使用同一飞行器再次试验的私营公司。这一事件的目的是：加速开发太空的商业旅游项目。
    2004年10月4日（苏联卫星发射升空之后整47周年之际），“太空船1号”飞进了亚轨道太空，并赢得了该奖项。赢得的奖金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数十亿美元，而是微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保罗。艾伦提供的2 000万美元。该飞船的驾驶员是进入太空的第434个人。
    仅在几个月前，当美国宇航局的两艘太空飞船“勇气号”（Spirit）和“机遇号”（Opportunity） 安全着陆火星时，喷气式推进实验室的副主任尤金。塔蒂尼估计，这个事件吸引了世界各国人士，互联网上的点击数有100亿次，因为这些人都想跟踪这个事件的报道并且分享这一时刻的伟大意义。
    即使我们不在财富的“地点”上再做别的什么变化——假如我们不将财富移向亚洲并组成“地区国家”，假如我们没有寻找“高增值的地点”，假如我们没有将经济重新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种飞离地球的事件的本身就足以标志着财富创造中的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转折点。
    因此，综合起来的证据令人感到震撼。我们在同时改变着财富与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的关系，而这两个深层原理一直在支撑着自从我们作为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以来的所有经济活动。
    今天，财富不仅具有革命性，而且是变得更加具有革命性。这也不仅仅都是技术的问题。我们下面将要谈到，这还是我们思想上的革命。

    第十五章知识的优势（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在越南河内以南60英里的一小块稻田里，五十几岁的农民阮秀萍（音译）在种植水稻。她能够在稻田里种植水稻，我们许多人却不能。
    在莫斯科南部的工业城市陶里亚蒂，二十几岁的塔蒂亚娜。拉斯基纳在飞快地为装配线上的AvtoVAZ轿车安装车把手。和越南稻田地里的情形一样，当塔蒂亚娜叮当作响的装配线迅速前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它。
    这两位女性的生活和文化有着天壤之别。一个象征着农业生产，另一个象征着工业生产。但是在她们两人所生活的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产、资源和产品都是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的“对抗性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被一方使用了就不能同时被别人所使用。
    既然大多数的经济一直都是或者仍然还是农业经济或者工业经济，那么，毫不奇怪的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倾其毕生的精力就对抗性的财富创造手段收集数据、做着分析，并且提出理论。
    可以说是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财富体系。这种财富体系不仅受着我们与时间和空间关系急剧变化的驱使，而且还受着第三个深层原理的驱使。这第三个深层原理就是知识。
    防卫型的经济学家对此的反应或是否认其重要性、以毫不在意的态度继续工作，或是使用不合适的工具对其进行探索。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与水稻和车把手不同，知识是无形的，试图给其下定义往往会使你进入一个迷宫，令你很难体面地从里面出来。
    幸运的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不需要对那些没完没了、相互对峙的定义做任何令人脑袋发胀的综合性评述。绝对的精确和具体说明也没有必要。也许我们要做的不那么令人满意，但是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只需要下一个实际可行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我们全球的知识基础正在以什么方式被改变着，以及今天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的财富。
    一个普遍使用的方法就是将知识和数据及信息分隔开来。数据经常被描述为只包括一些不显眼的条目而没有内容，比如“300股”。当这个条目被放入内容中时，它就变成了信息，比如，“我们拥有某某制药公司的300股股份”。
    只有当信息被定型在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格式里并被与其他的格式相连时，我们才会得到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比如，“我们拥有了某某制药公司的300股股份，这在上扬的市场上提高了两个点，但是交易额仍很低，联邦储备局有可能提高利率”。
    我们将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些词汇，但是为了避免毫无意义地重复“数据、信息和知识”这些套话，而且在有没有具体说明并不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就使用“知识”或者“信息”等词来表达以上任何一个或者全部的内容。
    这些不同的词汇放在一起顶多也只能给知识下个大概的定义。但是，我们现在用来描述可以被称之为革命财富体系的“知识货源”，这也就够了。
    地球上几乎各种语言都使用了数十亿的单词就“知识经济”这一题目来进行写作、谈论、数字化处理和辩论。然而，关于知识与其他进入财富创造中的几种资源或者资产相比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些词汇没有多少能够说得清楚。
    1. 知识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是对抗性的。你们、我们和数百万其他的人都可以使用同一数量的知识。事实上，使用知识的人越多，用知识创造知识的可能性就越大。
    知识不是对抗性的这一事实与我们使用知识时付不付钱没有关系。专利、版权和反盗版技术可以保护某一种知识，并且让那些不付钱的人得不到这种知识。但这些都是法律的典型产物，并非知识本身的内在属性，因为知识本身是用之不竭的。算术并不会因为我们使用了它而被用光。
    在今天发达的经济里，广大的工人都在忙于创造或者交换非对抗性的数据、信息和知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有哪种理论能够为整个经济中对抗性和非对抗性部门之间的互动情况系统地绘出图来，也没有哪种理论能够说出，当这些部门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时会发生什么。

    第十五章知识的优势（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 知识是无形的。我们不能触摸、不能把玩，也不能打它一巴掌，但是我们却能（确实能）操纵知识。
    3. 知识不是线性的。很小的灵光闪现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杨致远和大卫。费罗仅是通过将他们喜欢的网站分类就创办了雅虎网站。弗雷德。史密斯也是在做学生时灵光一闪地想到，在不断提速的经济生活中，人们愿意多付钱买速度，因此就创办了联邦快递公司——全世界名气最大的邮件快递公司。
    4. 知识是相关的。只有和其他的知识放在一起构成相互联系的内容时，点滴的知识才有了意义。有时这种相互联系的内容可以不用说话而只用一个微笑或者皱眉来传递。
    5. 知识与其他的知识嫁接。嫁接得越多，可能有用的结果就越混杂、越多、越多样化。
    6. 知识比任何其他的产品都更便于携带。当知识被转换成0和1时，它就可以立即被传送到隔壁的邻居那里，或者被传送到从中国香港到德国汉堡的1 000万人的手中，而其成本也几乎近于零。
    7. 知识可以被压缩成符号或者抽象物。试试你能将一个“有形的”面包烤炉压缩吗？
    8. 知识可以被储存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东芝公司2004年以一个比邮票还小的计算机硬盘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很快，储存就可以用毫微米来计算了。如果我们所获得知识是正确的，形状还要小。
    9. 知识可以是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可以是表达了的或者是未表达的，可以是分享的或者是默认的。然而却没有默认的桌子、卡车或者其他有形的东西。
    10. 知识很难装进瓶子里。它会泄漏出来。
    把所有这些特点都加在一起时，我们所得出来的东西就和经济学家们所一直认为的那种有形的东西相去甚远了。许多经济学家可能会摇摇头，并且像大多数人那样，回过头去游弋在他们所熟悉的世界里——他们所熟悉的充满了对抗性的有形物质的世界。
    然而，尽管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的不同之处，这仍不足以完全表达知识的属性，我们仍然说不准它到底应该属于现有经济类别中的哪个种类。
    踢一踢轮胎知识资产具有奇怪的似非而是的特点，就拿买一辆轿车和买知识财产的差别来举例。
    某些非常有价值的知识所有者或者发明者受到行业保密法律的保护。不久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起诉波音公司，说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携带了数千页的火箭发射数据和成本估算逃逸，并将其交给了波音公司。起诉书中声称，这些文件被波音公司使用并赢得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巴塞罗那企业管理学院的教授马克斯。亨利。布瓦索特提出的悖论。“有形商品价值是通过将商品相互比较而取得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汽车的买主就用脚踢踢轮胎、检查一下发动机盖、请朋友出主意、试开一下这辆丰田轿车或者福特轿车或者大众轿车。这并不能降低这辆车的价值。
    相反，在洛克希德和波音的案例中，让我们假设还有一家航空公司，比如说诺思罗普公司，想要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机密数据。为了确定其价值，诺思罗普公司必须知道数据里都有什么。但是，只要我们一知道了里面有什么，它就再也不机密了，至少其中的一些价值就失去了。
    用布瓦索特的话说，“关于信息产品的信息……不可能只传播而不影响其稀有性。”即这些信息产品的部分价值所基于的稀有性。这就好比借着打开汽车发动机盖查看构造的机会顺手牵羊地偷走了汽车的燃料系统。
    在一个越来越基于知识和创新的经济里，这不仅给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对经济学本身也极具挑战性。
    因此，布瓦索特写道：“当信息在经济交易中不再起着陪衬作用时，当信息成为经济交易中的中心问题时，那么规定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逻辑就失去了作用。”

    第十五章知识的优势（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知识密集度的提高并不仅是道路上的一个小突起物。经济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够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牛顿的物理学那样既精确又具有可预测性的科学。他们曾把经济描述为是可决定的、平衡的、像机器一样的。即使今天，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包括亚当 . 斯密、李嘉图以及后来的马克思、凯恩斯和弥尔顿 . 弗里德曼的成就，至少是部分上基于牛顿的力学和笛卡尔的逻辑学。
    然而，几乎在一个世纪前，量子学、相对论和模糊理论给物理学带来了一个转折点，首先使物理学家们、然后又使非物理学家更清楚地明白了机器模式的局限性。事实是，宇宙中的万物并非都永远地按着机器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规律性运行的。
    用布瓦索特的话说：“对于那些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的人来说，这个信息令他们不安：就价值而言，信息产品是不确定的。正如在物理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从古典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转变一样，信息产品的不确定性也要求我们设立一门完全不同的信息政治经济学。”
    现在，把关于知识的这些尚未回答的问题和我们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摆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对于正在改变美国并向全世界普及的革命性财富体系，我们知道的是多么少。
    首先我们要问，到底有多少知识？

    第十六章 明天的“石油”（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尽管这似乎很令人惊奇，但是，自从“知识经济”开始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知识经济背后的“知识”我们却了解得很少，简直少得让我们感到尴尬。
    比如，如果按照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知识就是明天经济的“石油”，那么，这种无形的石油一共有多少呢？石油公司、军队、华尔街的交易商和中东的酋长们都不惜巨资来估算全球石油储量的真正规模（而不是所号称的储量规模），但是有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知晓多少呢？有谁知道世界的知识货源在怎样变化呢？又有谁知道有多少知识是值得知道的呢？知识又有什么价值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独辟蹊径，需要探索一些奇异的信念。从《圣经》到《可兰经》到科学，从河狸的行为到有毒的西红柿，我们都需要做些探讨。我们需要看看我们对经济学的看法，然后再谈谈真理本身的未来。
    我们使用得越多……
    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知识（革命性财富的又一个深层原理）已经成为我们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变化最快的组成部分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知识比做石油会产生误导。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储存和运输石油的方式只是发生了很小的变化。我们仍然依赖于输油管道、储油罐和油轮。相反，随着计算机、卫星、手机、互联网以及其他数字技术的普及，我们正在急剧地改变着我们创造和储存知识的方式，改变着知识衰败的速度，改变着我们判断知识有效性的方法，改变着我们用于创造更多知识的工具，改变着知识被表达的各种语言，改变着知识的专业化程度和抽象性，改变着我们所依赖的类比，改变着被量化了的量，也改变着传播知识的媒体。
    此外，知识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在同时发生着变化，其变化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给我们开辟了创造财富的无数新方法。
    然而，石油和知识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石油我们使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相反，正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知识被使用得越多，我们创造的知识就越多。这一差别本身就使主流经济学变得落伍陈旧了，经济学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被定义为稀有资源分配的科学了，知识基本上是用之不尽的。
    与知识相关的这些变化对真实的财富有着巨大的影响——谁获得财富以及如何获得财富。这些变化让律师们、会计师们和立法者们匆忙地改写现有的税法、会计法、隐私权和知识产权法。这些变化加剧了竞争，加速了创新。这些变化让以前的规章制度陈旧过时。这些变化不断给方法、市场和管理带来混乱和调整。
    这些变化让整个的行业和部门放弃了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进而转向增值更高、更具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经历。更重要的是，知识中的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在越来越复杂（如果不是混乱的）条件下做出更迅速、更明智的决策。
    然而，尽管对新兴的知识经济有着数千种分析和研究，但是，知识对创造财富的影响却一直被低估了，而且现在仍然在被低估。
    钢铁厂和鞋子尽管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美国的劳动力只有不到20%的部分在这个领域工作，足足有56%的劳动力在从事着管理、金融、销售、文职或者专门职业的工作。今天发展最快的类别就是知识密集度最高的专门职业工作。
    然而，这种常被引用的数据却仍然低估了新的现实。从事知识类工作的要远远超过56%的比例。这是因为今天许多机器经营者，不管其是领先的美国钢铁厂还是韩国的消费品工厂，都至少要花部分时间来监控计算机，就像在波音747飞机的驾驶舱里一样，卡车司机依靠驾驶室里的电脑。他们或许算不上“知识工人”，但是他们却生产着、加工着、传播着知识或者知识里面所包含的数据和信息。实际上，他们是兼职的知识工人，但是却没有被算在内。
    没有被算在里面的还不止这些。我们用于创造财富的知识还包括我们脑袋里很难测量的不用言语表达的知识。比如，使我们“知识渊博的”就是每天对我们周围人的了解，它包括知道应该信任谁，知道老板对坏消息如何做出反应，知道团队如何配合工作。它包括我们通过观察周围的人而可能学到的工作技能和行为，它包括我们对自己身体和大脑的了解，知道身体和大脑如何工作、什么时候让我们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第十六章 明天的“石油”（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有些不用言明的知识微不足道，但是有一些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却至关重要。简单地说，这就是我们都依靠脑袋深处的知识，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拥有这些知识。正因为这类知识多种多样而且是那么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它也往往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
    总之，由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知识长期以来一直被他们所压制。现在仍然是，甚至比以往更厉害。因此，为了了解明天经济的核心，对于知识所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我们需要给予补偿。
    我们脑袋里的“仓库”
    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个性化的工作和财富的知识存货单。作家们知道关于写作的技巧和出版行业的情况，牙医知道关于牙齿方面的知识，加油站的工人知道怎样加汽油。
    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属于个人。工作小组、公司、行业、机构乃至整个经济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发自己集体的知识货源，甚至社会和国家也是这样。
    所有这些知识都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储存。一部分知识货源存在于我们人类的脑袋里。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个拥挤的、看不见的仓库。仓库里充满了知识以及知识的原始数据和信息。但是与仓库不同的是，我们脑袋里的仓库同时也是一个工作车间。我们（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大脑里的电化合物）在车间里不断地变换、加减、组合各种各样的数字、符号、单词、图像和记忆，并用情感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思想。
    这些思想在川流不息地活动时，还纳入各种信息，比如华尔街的数据、对客户的想法、某个朋友关于高尔夫球技巧的建议、母亲脸庞的印象、对病中孩子的担心或者为改进某种产品而做的技术构思等，所有这些信息又与昨晚电视上的篮球比赛、汽车广告的支离破碎的情节和写了一半但却早该写好的备忘录的提纲交织在一起。
    如果单独来看，这些不起眼的信息也许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经过重新组织，它们就成了形而且变得重要了。这些信息所化身而成的行动往往能够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财富所做出的重要决定。对病中孩子的担心可能使你很难集中精力去写备忘录，或者明天很难赴约去和客户打高尔夫球，而股票市场上价格的下跌可能会让我们推迟购买新车的计划。
    让我们视察一下这个知识仓库和工作车间。假如我们能把自己变得毫微米那么大小，走进这个变幻无穷的大脑空间，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排排、一堆堆的事实和假设的事实。我们会发现有些概念胡乱地堆放在一起，有些概念则整齐地和其他的概念摞在一起，并和另外的概念也紧密相连。
    在大脑里的某个地方，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人、爱情、性、大自然、时间、空间、宗教、政治、生命、死亡和因果关系等种种问题的假定，不管其是否有道理。在某个黑暗、遥远的角落里，我们会发现语法、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我们用于得出结论和管理各种意念的逻辑和规则。
    这是一个繁忙、不停工作的场所，即使当我们睡觉时也不停息。尽管有些知识在不断地被丢失、忘却、变化或者变得没有了意义，可是新的、与财富有关的知识却在不断地补充上来。这些知识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我们个人的“知识货源”。我们人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知识货源。
    目前在这个星球上大约有60亿个这样的知识货源在走动着，比人类历史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多。
    知识资源总量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知识资源却是储存在大脑以外的地方。这就是多少个世纪以来（以及现在）所积累的知识，它被储存在人脑之外的任何地方，从古代洞穴的墙壁上到最新的电脑硬盘和DVD上无所不在。
    几千年来，人类除了用口述的方式（因反复讲述而变得越来越不准确）之外，将知识从一代向下一代传授的方式极其有限。大多数的知识都随着一个人和一代人的死去而丢失。人类早期社会中社会和技术的变化速度极其缓慢，因此，即使是准确的口述也是反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

    第十六章 明天的“石油”（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35 000年前，记录方式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突破。有一位我们不记得的天才在一块石头上或者在某个洞穴的墙壁上写下了第一个象形文字或者表意文字，以此来纪念一个事件、一个人或者一件东西。这样，人类就开始了在大脑以外储存非口述的记忆。在发明了各种书写的形式之后又出现了一次伟大的跃进。接着，又过了数千年，又连续地出现了几次大跃进，发明了图书馆、索引和印刷。所有这些都加快了知识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速度。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假如没有这个因素（我们创造和积累知识的能力的加强），我们也许还生活在和我们祖先在35 000年前类似的生活中。
    今天，随着功率更加强大的计算机、更加密布的网站和更多新媒体的到来，我们正在以史无前例的迅猛速度创造和积累着数据、信息和知识。为了容纳这些知识，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在60亿个人的大脑之外又建立起了一个巨型大脑。
    这个全球性的巨型大脑仍然处于不甚完善的婴儿期，还没达到成人的程度。但是，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个不确定但是却至关重要的时刻，在人类大脑之外所储存的知识量超过了人类大脑里所储存的知识量。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我们对知识的无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实：我们人类物种历史中的这个真正重要的变化没有人知晓，或者说被人类忽略掉了。
    这个“外部的大脑”正在以难以令人相信的速度扩大着。200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与系统学院的研究者们估算，仅2002年一年由印刷、胶片、磁盘或者光学形式所储存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量就相当于“50万个国会图书馆的馆藏”。他们说，那个量相当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可以假定，今天的速度甚至还要快。
    只有当我们把这个爆炸性的外部储存量和我们所有60亿人大脑里的知识都加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得出我们人类的知识总量。我们可以将这个总量称之为“知识资源总量”（Aggregate Supply of Knowledge，ASK）。这成为了我们革命性财富能够汲取营养的巨大的源泉。
    我们不仅在扩大知识资源总量，而且还在改变它的组织、获取和发行的方法。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允许了越来越详细的询问、越来越多的将内容结合在一起和操作的方式。此外，迄今为止一直被西方逻辑和思维所垄断的体系将很快被其他的认识论和不同种类的组织思想的方法所丰富，因为我们正在向一个全球的知识大体系迈进。
    因此，正当我们在改变着财富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着财富与知识深层原理之间以各种形式表现的全部关系。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第一次欣赏到今天的革命性财富为什么与以往任何时代的财富有着如此巨大的区别。
    忘掉老年性痴呆症伯克利分校的调查并非测量新兴的全球大脑的唯一尝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机科学家迈克尔。莱斯克（Michael E. Lesk）也对此做了尝试，但是采取的却是不同的方法。
    莱斯克先从我们60亿人的大脑开始，再根据我们的大脑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忘掉信息的速度来计算，大概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所有活着的人的全部记忆”相当于1 200PB的数据。1PB就是2的50次方，等于1 125 899 906 842 624个字节，那么1 200PB可是太多了。但是，莱斯克又若无其事地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用数字的方式将所有人的记忆都储存下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不是什么难事。”
    他继续说：“普通的美国人每年花3 304个小时关注新闻媒体。”大约 1 578个小时花在了看电视上，还有12个小时花在电影院里。这些加在一起等于1 100万个单词，还有354个小时花在看报纸、杂志和书籍上。他提示说：“假若活70年的话，你会接触到大约6 000GB（兆字节）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电码……”今天，你可以给自己的电脑买一个400GB的硬盘。

    第十六章 明天的“石油”（4）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接着，他又把人脑里储存的信息和大脑外面储存的信息加在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全世界大约共有12 000PB的信息，或者用通俗的话说，人脑记忆中每有1个字节，这个星球的网络大脑里就有10个字节。
    最后，所有这些让莱斯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学生们什么都不需要记忆的这一天不会很远了，因为所有一切都储存好了。他们将随身携带一个小玩意儿，里面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奇妙的问题。那个“小玩意儿”能不能也帮助老年性痴呆症患者？如果莱斯克说得对，我们不需要在脑袋里储存什么信息了，那么，将来人类大脑中的哪一个部分可能成为多余的呢？哪一部分仍然需要用于学习知识？
    当然，对于所有这些数字和远离现实的推测人们可以含糊其辞。我们可以用这些估算谈论多种多重任务处理、非语言信息以及其他的问题。而且，信息和知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不用再提醒自己了。
    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工作和莱斯克的分析（这两者都将信息变成了数字储存方式）都没有告诉我们所测量东西的意思。那么我们实际上所“知道”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的研究员阿德里安。伍尔夫森（Adrian Woolfson）最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解答。伍尔夫森在他的《没有基因的生命》（Life Without Genes）一书中写道：“在这个世界或者任何其他世界上所生存过的、能够生存的或者将要生存的万物都可以用一整套相关的事实和一套相应的逻辑联系进行充分描述。”
    也许人们会一时冲动、过去抓住他的衣领质问，“啊，那又怎么样？”但是没有必要。伍尔夫森关于我们的知识的可知性讨论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最终，伍尔夫森也举起了白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所有这些储存量中究竟存在多少有意义的知识，或者说这些知识具有什么价值这一问题，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所有这些答案都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在知识的深层原理中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之剧烈就连“革命”这个词也略显苍白。
    事实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自我们的物种开始思考以来变动最大的世界知识体系。除非我们真正消化了这点，否则我们为未来所做的最好的计划也会失灵。
    下面让我们来谈论那些有毒的西红柿和埋在地里的一个孩子的头颅。

    第十七章废弃的陷阱（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思考很重要，但是我们所思考的许多事实却都是虚假的。而且，我们所相信的许多东西都毫无疑问是愚蠢的。
    尽管今天向我们汹涌冲过来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几乎要把我们淹没，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东西实际上却越来越不真实。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即使我们能够相信媒体，即使每个广告商都是真实的、每个律师都诚实、每个政治家都闭上嘴巴、每个通奸者都坦白、每个语速极快的电话推销员都正直做人，情形也仍会是这样。
    如果情形是这样，那么我们每个人、每个公司或者每个国家如何将知识的深层原理转变成财富呢？
    有些知识在财富的创造中一直都很重要。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必须知道他们所追踪的猎物的迁徙规律，农民们对土壤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然而，一般来说，同样的知识一旦学会了，对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会有用。工厂里的工人必须会迅速、安全地操作机器，为了保住饭碗，技艺一点都不能生疏。
    今天，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变化得如此迅速，人们必须在岗位上和在工作之余学习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学习变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我们都能够迅速地掌握。而正是这一点可以让我们聊以自慰：如果我们所想的某些东西是愚蠢的，我们没有必要感到不好意思。想法愚蠢的也不光是我们自己。
    原因就是，每一“块”知识的保存期都是有限的。到了某一期限时，知识就再也不是知识了，用更合适的话说就成为了“废弃的东西”。
    昨天的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算做知识吗？孔子的思想或者康德的思想算做知识吗？当然，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思想描述为“智慧”。但是，这些作家或者哲学家的智慧是基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即他们自己的知识基础，而他们所知道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是虚假的。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了欧洲几乎2 000年的时间，然而他却认为鳗鱼是无性的，而且是“产生于……地球的内部”。他还认为印度洋是一个内海，这种地理认识上的错误数百年后仍有人坚持，比如托勒密和其他欧洲和伊斯兰国家的学者。
    公元3世纪，毕达哥拉斯的传记作家波菲利（Porphyry）信誓旦旦地向读者介绍说，如果你将豆类植物的一根茎叶放在一个陶器罐里，将其埋在土里3个月，然后挖出来，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孩子的头颅或者女性的生殖器。
    公元7世纪，塞维利亚的圣伊萨多（St. Isadore）向同时代的人保证：“蜜蜂产生于腐烂的牛肉。”500年之后，就连达。芬奇这样的天才也声称，河狸知道它们的睾丸会被人类用于医学用途。他断言说，当河狸落入陷阱时，它就将自己的睾丸咬掉，“不将其留给敌人”。
    当原产于南美洲的番茄于16世纪传到欧洲时，非常聪慧的人认为这些番茄对人体有毒。直到200年之后林奈（Linnaeus）才给其正名。近在1820年，有一位十分勇敢的人吸引了一大群人的关注，因为他为了证明林奈是正确的，冒着生命危险吃掉了两个番茄。
    但是过时的东西并非总是那么有趣。近在1892年，太阳系的行星木星有4个卫星在当时不仅是常识，而且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已经被科学界所接受。那就是知识。然而，就在那一年，那个知识就过时了。当年的9月9日，利克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巴纳德（E. E. Barnard）发现了第5颗卫星。到2003年，天文学家们共发现了60颗卫星。
    同样，在好几十年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都认为在我们的太阳系里有只有9颗行星。然而在2005年，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的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天体，并将其命名为Xena.这位天文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认为这个天体有可能是在太阳系轨道里运行的第10颗行星。
    伦敦的生理学家厄斯金。希尔（L. Erskine Hill）在1912年报告说，实验证据表明，“空气的纯洁度并不重要”。假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世界上还会有多少人会死于空气污染呢？假如今天某个聪明的医生还遵照他许多年前在医学院所学过的过时的“事实”的话，还会有多少患者死去呢？假如营销的战略还基于昨天的奇思妙想，得有多少公司将像鱼那样死去呢？由于过时的金融数据，有多少投资打了水漂？那么，那些明天等待着发生的死亡和灾难该怎么办呢？

    第十七章废弃的陷阱（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欧洲核能研究委员会（CERN）的顾问委员会2002年9月的会议记录。夹杂在关于提供烟灰缸的决定纪要和“邮政投递服务的改变”通知中间有如下一个条目：“如发生紧急情况，联系人员的名字应该重新储存在人类资源数据库里。”
    我们会问，如果发生核事故紧急情况应该联系的人员名单为什么不在？回答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信息已经过时了”，而且，管理当局“没有办法保证系统的更新换代”。后来，欧洲核能研究委员会的集团主席亲自出马来过问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潜在的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埃米莉的阁楼现在清楚的是，只要是储存知识的地方，不管是数据库还是我们的大脑里，这个地方就有点像埃米莉姑妈旧杂物堆得满满的阁楼。这里面的事实、思想、理论、图像和领悟或是因变化而变得陈旧了，或是被后来可能更准确的事实所代替了。陈旧过时现象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机构和每个社会知识基础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通过将变化的速度加快，我们也加快了知识折旧的速度。除非不断地、冷酷无情地更新，否则工作经验的价值就有所贬低。数据库等到我们将其建完时就已经过时了。书籍（包括这本书）也是一样，等到出版时它们就过时了。随着每半秒时间的逝去，我们关于投资、市场、竞争、技术和客户需求等方面知识的准确率就下降一分。结果，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公司、政府和个人都是将其每天的决策建立在过时的东西上——建立在那些由于变化而变得虚假的思想和假设上。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当然，今天偶尔也有些过时的古董知识好像又恢复了生命力，甚至还有用处，那是因为其周围的环境变化了并且赋予了它强有力的新意义。但是发生更为频繁的则是相反的现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的经济里，公司都在吹嘘什么“知识管理”、“知识资产”和“知识财产”。尽管拥有这么多被金融符号、经济学家、公司和政府所碾压过的数字，可是却没有人知道过时的东西在决策失误中让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人们可能会问，给个人投资、公司利润、经济发展、脱贫项目和财富创造“拖后腿的”到底是什么呢？此外，在所有这些问题的下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隐藏着的认识论上的变化。它不仅影响着我们所认为的知识，还影响着我们获得知识的工具。在这些思想工具当中，没有多少个能像类比法这么重要了。
    人类如果不进行类比几乎不能思考或者谈话。爱尔兰的高尔夫球高手帕德里格。哈林顿（Padraig Harrington）对一位体育记者说，“美国的一个公开赛真的能检验你击球的能力……你有点想成为一台机器了。”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牛顿的追随者那里，因为牛顿曾说过，整个宇宙就“像”一台机器一样。
    还有那些被描述为拥有“电脑般脑袋”的人、“睡觉像婴儿”的人、投资要“像职业人士”那样的人和“像天才那样”思考的人。含蓄的类比也被植入了语言本身。因此，我们仍然按“马力”来给汽车评定功率，而马力这个术语则是当年将汽车和马拉的车做类比的产物。当年汽车曾被称做“不用马拉的车”。
    但是我们所称之为类比的思想工具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使用。历来都很微妙的类比正在变得越来越微妙。因为只要世界在变化，原来相似的东西就可能变成不相似的东西，曾经合理的比较就变得牵强了。随着过去的比较逐渐地被废弃（往往难以注意到），以这些比较为基础的结论也就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了。变化的速度越快，类比的可使用寿命期就越短。
    因此，一个深层原理（时间）的变化就影响了我们用于追随另一个深层原理（知识）所使用的基本工具。
    总而言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在知识经济的专家们中间，也没有几个人太多地思考过这个所谓的“过时性规律”问题：随着变化的加速，更多的过时东西积累的速度也在加快。我们每个人所负载的过时知识的重担要比我们祖先所负载的担子重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珍视的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会令我们的后代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