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西绪福斯神话：陈应松“神农架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
张丽芬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关键词：神农架小说 启蒙者 现代化
摘 要：陈应松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他的“神农架小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思想。在贫瘠闭塞的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陈应松笔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启蒙者形象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成为当代的西绪福斯神话。
中国文人的启蒙救世情结由来已久。从陈独秀编《新青年》、鲁迅写《呐喊》，到茅盾、巴金，尤其是丁玲、夏衍、艾青等“左联”作家的努力，经过抗日救亡，一直发展到“文革”后的“干预生活”口号，乃至90年代张承志等人的“以笔为旗”，经世致用、启蒙救国的“社会文学”一脉相承。在当代乡村书写中，面对城乡差距愈益扩大的中国，陈应松依然延续了先辈积极入世的姿态，努力触及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以如椽之笔，剖析乡村的种种伤疤，揭示乡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与无奈。在2000年深入神农架的岁月中，他深感在强大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弱小与贫瘠，痛心于农民的失语地位，于是在《作家的立场塑造作家》中毫不留情地批驳了这个时代所流行的浮躁的写作心态，正气凛然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你站在哪一方，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发言。现在小说于我，就是一种发言。……我这一介书生，从山里走出来时，甚至有了一种拿笔替天行道的侠气。”[①]陈应松的这种写作姿态使他成为了底层的忠实代言人，他以对底层生存挣扎和精神困境的感同身受，虔诚地发出激情四溢的“呐喊”。
《火烧云》中的县图书馆馆员龙义海到骨头峰村去扶贫，他震惊于土地的贫瘠和村民的苦难。恰逢干旱肆虐，天灾无情地折磨这本已千疮百孔的山村。这片愚昧的山村充满弱肉强食的原始组合方式。村民面对村长的盘剥和恶霸麦和尚父子的奸淫掳掠，只能忍气吞声。寒巴猴子因得罪税务所长的儿子被诬坐牢，继而被夺去唯一的房屋，甚至连恋人也被麦半天霸占。冤情申诉无门的绝望，使弱者只能习惯于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地苟且偷生。极端的贫困不仅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且也侵蚀了他们的灵魂。农村基层组织的无力，基层干部素质的低下，在村长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龙义海募捐到的图书、水泥被村民一抢而光，此处有一段精彩的场面描写，村长的儿子和儿媳“夹着水泥就像解放军战士夹着炸药包，怒目圆睁，身上裹着厚厚一层灰不溜秋的水泥灰，远看就像一组用水泥雕塑的男女英雄群像。”[②]这段颇具反讽意味的描写辛辣地折射出民众贫困之剧及启蒙之必要性。
作为一名普通的扶贫队员，龙义海一贯胆小怕事，息事宁人，性格蔫顺。可以说，龙义海在县图书馆里也是一个弱者，传统文化熏陶下与世无争、谨小慎微的个性使他无力承担起拯救和启蒙的角色。但命运将他置于“包青天”的境地，面对缺乏正义和秩序的山村，面对村民渴求正义、渴望救助的眼神，龙义海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有责任为这些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村民带来正义的甘霖。“龙义海心中突然涌动着一种东西，一种充满了尊严的东西，一种在这高高的山上激发出来让自己汲取的东西，一种自己身上从没有过的东西。”[③]他从胆小怕事的图书馆员在现实的磨砺下成长为勇于维护正义的斗士，这片土地以其无边的苦难唤醒了他沉睡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但村长煽动村民的仇视和乡长对苦难的熟视无睹、敷衍推诿，沉重打击了龙义海满腔的热忱，“他感觉到他很孤单，……他们就像蝼蚁，他们可以忍耐，然后认命。”[④]孤掌难鸣的义愤和村民的愚昧麻木让原本士气高涨的启蒙者陷入痛苦和绝望，特别是当他发现费尽心力带去的代表知识和科学的书籍被当成村里的高级手纸时，鲁迅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者的悲叹呼之欲出。我们始终看到龙义海像仁慈的耶稣，想用法律和正义拯救村民，却总是四面楚歌。正如鲁迅笔下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最终难免感到孤独、痛苦，龙义海也感到自己既没有能力为所有村民提供法律援助，更没有力量撼动村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权力基石，最后也只能以自我毁灭告终，带着未尽的夙愿在火海涅槃，以生命的代价完成对黑暗和暴力的抗争及对正义的呼唤。
从结局来看，陈应松对启蒙的成效及正义能否战胜邪恶持怀疑态度，或者说对需付出的代价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没有用虚幻的乐观主义留下大团圆的结局，而是冷峻悲哀地审视古老山村千百年来形成的痼疾：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漠视人权、法律意识淡漠、愚昧无知，酿成触目惊心的天灾人祸。虽然启蒙者的个人力量极其渺小，但作者却有勇气向恶势力发出当代的“呐喊”，勇气可嘉。
主人公“龙义海”的名字也有丰富的隐喻意义。“龙”是水的象征，干旱的骨头峰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甘霖，恰逢此时，龙干部从天而降，正寄予了村民对正义和秩序的迫切渴望。“义海”的含义是“正义的海洋”，暗示作者期待出现一个夸父逐日般的人物，即使对个人力量的有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但决不妥协，甚至不惜以飞蛾扑火般的悲壮之举完成毕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故事在龙义海被烧焦的惨烈结局中戛然而止，他手中紧握的纸片（诉状）也成了永远投不出去的信，让人扼腕叹惜。村民又会重复苦难的人生，恶人继续横行，龙义海很快会被遗忘，这是个健忘的民族，先行者的命运只能是被扼杀然后被淡忘。这是启蒙者的悲哀，也是人性的悲哀。
如果说龙义海是外在的启蒙者和拯救力量，试图用法律和正义这样的价值理性来拯救无助的民众，那么《吼秋》中的毛十三就是从愚昧懵懂的村民中脱颖而出的敢为人先者。虽然他只是生活在底层的草根阶层，却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拥有鲁迅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气，成为“举世皆醉我独醒”的人格标杆。在恶劣反常的自然现象预示将有山崩来临时，毛十三到处劝说村民赶紧撤离，可不但没人相信他，镇长还痛恨他破坏了自己的宏图伟业——三省蛐蛐大集，不断迫害他。正是这个相貌丑陋的驼子毛十三做出了惊人之举：在蛐蛐大集的奠基仪式上，他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为了喊出“要崩岩了！”这一真相，为了挽救乡亲的生命，被助纣为虐的帮凶打掉门牙，并且在混乱中失去了最心爱的女儿。“他扛着浑身血淋淋的女儿，就像扛着一面鲜艳的旗帜，一个红桦皮火把。”[⑤]这是中国式的西绪福斯，为了拯救人类，独自承担起所有的苦难和不幸；这是《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敢于直言真相的小孩，在为政绩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他的声音虽然微小，却代表了社会的良心和民众的觉醒，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他那不合时宜、声嘶力竭的呼唤，如黄钟大吕震撼时代的心脏，拷问人类的良知。
与上述启蒙者和觉醒者相对、甚至成为启蒙掣肘的，还是山村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地域的封闭，知识的匮乏，法律意识的淡漠，基层组织的薄弱，这一切造成了山民的愚昧无知、盲听盲从，只是按生命的轨迹自生自灭。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这一巨大的时代命题，在陈应松的笔下得到深刻的展现。面对龙义海们精神上的启蒙和物质上的援助，面对镇长在毛家沟镇旧貌变新颜的现代化建设，村民们缺乏起码的辨别是非的素质和能力，更缺乏对真理无畏的坚守，只是被动地以拥抱的姿态迎接现代化的来临。这种现代化的紧迫感和焦虑感显而易见地在村民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然而，现代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传统农耕文明的现代化要以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为前提，更引人深思的是，农民竟还是以饮鸩止渴的姿态前赴后继、在所不惜。《归来》中喜旺因工伤摔死后，亲人们围绕抚恤金，极尽勾心斗角之能事。当喜旺父母住在用儿子生命换来的新楼里笑逐颜开时，我们可以从道义上谴责其贪财轻义，然而更为可怕的则是那些鲁迅笔下“看客”般的乡民。在小卖部里，阮白脸们将喜旺的死归结为摆脱贫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乡民眼中，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可以卖淫（桃花峪的二十几个妮子得了梅毒却盖了楼房），可以被瓦斯炸死（樟树坪八个民工在山西矿上瓦斯爆炸死去，把全村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千多元）。《归来》的震撼人心之处就在于从众人对死亡麻木甚至歆羡的评议中看到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却不自知，甚至还陶醉其中。在神农架恶劣的环境中，极端的贫困使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物质至上的观念席卷了原本停滞麻木的乡村，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仅仅是物质上的脱贫，农民的思想却从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依然停留在几千年来形成的保守、冷漠、自私、功利的小农意识阶段。“群众奴性的主要特征是：个体人格晦暗、匮乏个人独创性、亲近给定因素的量化力量、极易于感染的盲动能力、模仿、重复……具有这些特征的人即是群众的人。”[⑥]山民为了迎接以物质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的来临，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可以牺牲公平、正义等启蒙理念。
科学与愚昧、精神与物质、坚持真理与盲从权威的尖锐冲突显示了陈应松对启蒙话语的谨慎态度和复杂情感，表达了一种两难境地：启蒙者迫切需要践行“立人”的理想即国民性的改良，然而科学的普及、知识的传递又必须以物质和制度的现代化作保障，仓廪实而知礼节。陈应松意识到思想启蒙对于民众的重要性，又对以物质文明为先锋的现代化表达了先觉者的忧虑和反思，同时敏锐地觉察到基层组织在引导民众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浮躁和急功近利。陈应松表面上互相冲突的启蒙思想恰恰说明了在整个社会迎接世纪末的狂欢、走向现代化时，他却冷静地洞察到现代化给山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裕，还有人情的冷漠和人际关系的功利化，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依理性算计来选择关系。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
原本质朴的乡民在五光十色的都市文明和消费主义的浸染下，变得无所适从。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念轰然坍塌，而新的价值观又尚未建立，法律和正义这些启蒙理念在追逐物质现代化的进程中显得无足轻重。陈应松在神农架叙事中向我们展现了农耕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变过程中的精神阵痛和矛盾心态。
更重要的是，陈应松还在山民面对现代化盲目的顺应心态中，发现了启蒙隐含的弊端。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写道：“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⑦]当山民不再祭祀山神护粮，不再祈求龙王降雨，不再匍匐在神秘的大自然脚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消失殆尽，人类中心主义便开始极度膨胀，他们无限制地拓展生存空间、随心所欲地掠夺自然资源。“启蒙不仅要求人们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走向成熟与自主，从而获得社会的自由与平等，而且要求通过获得知识而增强力量以便摆脱自然的侵害与束缚，并进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就这一侧面而言，启蒙过程也便是世界祛魅的过程。‘祛魅’便指去除魔力，破除神秘性。”[⑧]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恶果到处蔓延，伐木队乱砍滥伐，偷猎者肆意横行，基层干部盲目开发，原本质朴的乡风变得浮躁势利，唯利是图。
知识分子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良知，反思并探索现代生存之路，心忧天下，振臂疾呼。当代启蒙者面对的不再是鲁迅时代内忧外患的家国使命，知识者毕竟还有“正义”和“法律”作为后盾。但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知识分子的地位被迅速边缘化，在消费主义与政治权势的合谋下，龙义海们精心准备的启蒙读物——科普书籍无疑于以卵击石。然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使命感使陈应松拥有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当下知识分子的犬儒姿态，也使陈应松的担当愈显难能可贵。正如萨义德召唤的：“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⑨]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应松正是这个时代稀缺的西绪福斯，明知无能为力却永不放弃呐喊，肩负启蒙的巨石，奋力向山巅攀登。也许这就是陈应松小说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因之一。
(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号：2007CZW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