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让宁
现行《刑法》中有个“诽谤罪”，最近几年被各地官员频繁使用，一旦谁对某地方官言语稍有出格，弄不好就因“侮辱诽谤他人”惹火烧身，这几乎让人相信当年的立法者一定是疏忽了，这一法条更应该明确为“诽谤官员罪”。
日前，最高检相关负责人说，今后不能把对干部的批评指
其一，近些年，见诸媒体的“诽谤官员案”，追根究底，其实大多本身并不符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何为诽谤罪？按照现行《刑法》，“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此为准，试问：呈井喷之势的“诽谤官员案”中，到底有多少是 “故意捏造事实”？不难看出，“诽谤罪”完全是被扭曲利用而沦为一些官员打压监督的手段，已全然背离了立法本意。
其二，即便“故意捏造事实”，诽谤罪作为自诉罪名，也用不着检察、公安机关急吼吼地“依法办案”，而事实上，各地诽谤官员案，几乎无一不是公诉案件。不客气地说，一些公安、检察机关在此完全沦为官员的私器和“家丁”。
如此看来，当事检察机关大有“知法犯法”之嫌，而且一再“明知故犯”，那么，此次表态，严格来说，是要改错，而非完善。放在“保障公民批评权”的宏大叙事下，也意义甚微。道理很简单，这些年来，一些官员压制批评的手段，从私下恐吓到公开叫嚣、从行政处罚到刑事惩罚，几乎到了全覆盖、无缝隙的地步。现在，对于那些陋习难改的官员来说，即便你检察机关不帮我，但“合法的”法律途径却并未封死，惩办“刁民”的办法还有的是：一个是可以“指使”公安机关进行行政拘留，另一个则是可以自诉。这两种方式，并非杜撰，确是真实的回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表态“创造条件要让人民批评政府”，批评官员，自然是题中之义。尤其是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要接受公众的批评、监督，甚至指责，并负有容忍的义务，这无关乎胸怀之大小，而是现代政治伦理的一个基本要求。
要保证批评权，势必难免批评失实的发生，这一定需要公众人物的容忍与克制。当年，美国通过《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了“公众人物”的理念和“实际恶意”原则的标准。2002年足球明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一案中，“公众人物”的概念被首次引入国内的司法判决中，而备受学界、公众关注，也逐渐被国人所接受。遗憾的是，国内至今尚未立法明确“公众人物”的概念，立法中的缺陷也为某些人留下了反制批评的空间。而综观现状，当下正处于批评与反批评的拉锯战中，反批评者因为占有并肆意使用行政、司法资源而很占上风。
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国人批评权的真正实现和保障，亦需合理的制度安排、伦理建设和立法跟进。要让人民批评政府，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一定还离不开各个环节“有错即改、有漏洞则补”的同步进行，公众才能免除因言获罪的担忧和恐惧。照此而言，公民监督要少走弯路，远不止于检察系统一家需要省问、检讨和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