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9条人命突然消逝。2010年5月12日，一名男子手持菜刀闯入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幼儿园疯狂砍杀，7名儿童和2名教师不幸身亡。自3月23日福建南平发生砍杀学生惨案以来，短短不到三个月，这已是中国发生的第五起以儿童为行凶目标的惨剧。

　　在南方城市深圳宝安区，5月25日，台企富士康科技集团(2038.HK)厂区又有员工跳楼自杀，这是从今年1月份以来，富士康深圳工厂发生的第11起跳楼事件。

　　为什么儿童成为袭击目标？又为什么只是在富士康深圳工厂发生自杀事件？这些群体性命案为何像烈性传染病那般迅速传播？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悲剧不再发生？

　　5月18日，在北京大学南门20号楼心理咨询中心，《环球财经》杂志专访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总督导徐凯文博士，以求解答上述问题。

　　媒体之“帮凶”

　　《环球财经》：您如何来看近期频繁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儿童被砍杀事件？

　　徐凯文：从心理学角度上，这两个事情是非常相似的，它们有着相同的行为模式，它们的共同点是模仿，后面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前面的翻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媒体和舆论起到了负面作用。不论是富士康，还是发生的砍杀学生案，媒体报道了过多细节，把自杀和他杀的过程，怎么实施的，例如怎么跳楼都报道出来了，实际上无意中起到了告诉你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去做的作用，甚至更有甚者，还有电视台播放了整个跳楼过程。

　　南平事件更典型，一开始就报道了大量细节，包括行凶过程，包括社会家庭背景，这会导致有类似问题的人学会运用这个途径去解决问题，这是很直接的影响。南平案发生之后，就有一个中年妇女有委屈，便说如果你们不解决，她也这样做。

　　我当时就想，这样报道是媒体所追求的真实吗？的确，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但却起到了对自杀和犯罪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已经威胁到了整个公共安全。

　　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新闻界应该去思考，新闻虽然有真实，追求现场感的标准和要求，但是我认为当公共安全受到威胁之时，那便应是个人隐私和言论自由的结束之时，也就是说，如果做一件事情会威胁到公共安全，这时候，就应该把公共安全、生命安全放到第一位。

　　《环球财经》：从信息传播角度，您如何来看这种信息的传导路径？

　　徐凯文：新闻媒体应该是客观公正中立的，而不应在这类事件上做简单归因。富士康事件前面归因是血汗工厂，后面则是管理制度，南平惨案归因为社会矛盾，但是造成这些事件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因素。

　　简单归因会造成什么？它会导致原来的这个问题，通过速度很快的互联网传播到其他地方，于是有人发现他也有类似问题，然后他就会模仿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跳楼，归因是抑郁症，那么，我是抑郁症病人，所以我也会去跳楼了？所以这会起到误导的作用。

　　从新闻媒体角度出发，如果你对死者和他的自杀行为给太多的正面评价，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得不到肯定，当你对他的自杀给予了肯定，便会有很多人从这里寻求肯定。最近有报道称韩国自杀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其重要的原因便与名人，包括其涉嫌腐败的总统自杀，自杀后受过度肯定有关。

　　这种肯定也包括对自杀者经济上的安慰，这个人自杀后得到了数十万元的赔偿，可能他一辈子也挣不到数十万元，他自杀却能让家人得到，他也便可能去找自杀的道路来为家人争取这笔他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所以，对于通过自杀而获得利益的行为，不应该报道。

　　也就是说，从珍惜生命，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立场，我们要从心理学上研究和杜绝任何有鼓励，强化自杀行为的信息。

　　《环球财经》：那么，您认为新闻媒体应当如何去做？

　　徐凯文：这些事情并不是不可以报道，可以报道，但是你首先要告诉大家，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比如当年“非典”来了，如果你说“非典”来了，大家都会感觉到恐慌，但是如果你说如何去防治非典，应该注意什么等等，大家看了就会觉得能控制，不会恐慌。

　　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我们应该提供一些资源。你现在感觉到压力很大，感觉到绝望，我就应该报道说你应该如何去寻求帮助，又如何去做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热线号码是什么。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问题，而是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是新闻媒体的责任，但是在公共安全问题上，新闻媒体同样也有义务和责任。

　　南平事件后，我有很多体会。当时没有想到负面报道可能形成的连锁效应，没想到那么快，但是现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发生。这样对于那些孩子的家长，也形成了一种心理恐慌，因为威胁离自身越来越近了，这也是在增加全国人民的不安全感，压力感，损害全国人民的心理健康（具体建议见下文）。

　　政府之缺位

　　《环球财经》：您如何来看待政府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徐凯文：从政府角度，在类似的事件上，尤其是网络时代，我认为政府应当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政府的引导作用是缺位的，这也许会导致今后问题越来越失控，把小事情变得越来越大。

　　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前，有舆论说是血汗工厂，10天前，我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樊富珉教授等去富士康深圳工厂调查，在厂区做了实地调查，并随机在厂区找了8个员工，然后做从心理上到工作环境方面的访谈调查，我们得到的事实是，此前所说的血汗工厂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如果政府不作为，而任由血汗工厂的舆论蔓延，那就变成了很糟糕的事情。如果说富士康管理制度问题，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管理上的问题是否是导致员工自杀的原因，必须要经过科学客观公正的调查，才能做出结论。

　　任何一个单位，如果你要找问题、不足都一定能找到。但是仅仅从一个点出发，然后放大到了类似文革时期大字报式的毫无克制的攻击程度，成为负面情绪毫无节制的爆发口，这是非常可怕的。

　　工厂做得不好的地方，政府和舆论应该帮助寻找原因，亡羊补牢，加以改进，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富士康垮了，它有近80万的员工，全部都失业了，这才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它有很多积极的东西，但是在发生自杀事情后，却都看不到了，一定要归因到黑暗的东西才能满足。

　　我不赞成不经调查，缺乏实事求是态度，而预设阴谋论、腐败论、黑暗论的前提。对于此，政府应当起到主导作用来呈现真相，主导积极解决问题的言论。

　　信仰之真空

　　《环球财经》：除了媒体和政府存在的问题，您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徐凯文：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讲，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特别快，经济发展快了，便有很多深层问题没有及时加以解决，在某一时刻爆发出来。

　　为什么自杀事件会发生在富士康，富士康在全国各地都有工厂，为什么只发生在深圳？我觉得这不是富士康的问题，而是在于我们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压力过大，幸福感不强。城市经济越发达，人们面临的心理压力就更大。

　　说到一个个体，压力越大，遇到受挫的事情，就更容易冲动。这中间有时代背景的因素。

　　从整个国家良性发展角度来讲，可能我们不需要那么着急赶超美国和日本，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全国人民的愿景，是要让每个人都有幸福感。

　　我们怎么样去建设？我们不应该过多去鼓励和追求高的业绩和GDP，因为整个国家心理健康水平也和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社会压力越大，稍微遇到问题就更容易引起极端反应。我们应当扭转这种惟GDP增长为衡量成败惟一标准的倾向。
　　大家都缺乏安全感和焦虑，这也和我们在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缺乏信仰有关系。

　　《环球财经》：缺乏信仰？

　　徐凯文：我的研究方向是危机干预和心理创伤研究和治疗，一个人发生自杀行为，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他的行为。

　　第一个是家庭。如果一个人家庭很幸福，很和谐，他的成长也很幸福，他的心理抗压度也肯定高。

　　第二个是同伴和社会的支持。当你在外面遇到困难和挫折，又远离家庭，这时候，如果能获得同伴和社会的支持，那就让你更坚强一些。

　　第三个便是信仰和理想，道德观以及价值观。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一个人存在的价值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和肯定。

　　如果这三个因素都没有，或者至少缺少了其中2个，一旦受到挫折，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又不能获得别人的安慰和鼓励，那就有可能发生极端行为，指向自己就是自伤、自杀，指向他人便是包括杀人在内的攻击行为。

　　《环球财经》：您如何来看待信仰缺失和教育的联系？

　　徐凯文：韩愈在《师说》里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现在的学校，只有授业，在讲人生道理和人生困惑上涉及很少，这两方面没有，只有传授知识，就会造成信仰缺失，以及同伴协作关系的缺失，这已经是普遍现象，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

　　我们在大学里调研，怎么去预防危机事件发生，一个大学上万名学生，一个老师管上百号学生，某个学生突然不上课了，情绪不稳定了，老师和学校能直接了解吗？做不到。但是室友和同学却能做到。

　　如果这个时候周围的人能给这个学生安慰和帮助，如果帮助效果不好的时候告诉老师，问题就可能解决。但是我们去调研，得到的正面回应却很少，调查学生说学习很忙，没有时间关心他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是最要命的。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以GDP增长为标准，发展很快，学校教育则是以分数来决定成败，分数高就好，不高人生就没希望，这是教育的失误。

　　我认为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成才和为家庭，国家做出贡献，不仅仅在于你有多少知识，而是在于你如何与别人合作，包括为人和道德水平，相互信任肯定更能得到更多的相互关心和帮助。

　　我们现在做学生危机干预工作，有些疲于奔命，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危机事件也是越来越频发。危机干预只是在出现危机后的干预，但是如果整体都能相互关心和协作，那危机问题一定能变得很少。

　　教育要在传道和解惑上增加分量，而理想和价值观的缺失，是现在80后和90后人群出现问题的重要根源。自杀、抑郁症危机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价值观之沦丧

　　《环球财经》：我们需要怎样的价值观？

　　徐凯文：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的价值观，哪怕是掏粪工人，也是有贡献的，国家领导人接见、肯定，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价值观。而现在以金钱来判别个人价值，肯定是不够的，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你能帮助别人多少，对国家能做出多少贡献。

　　你通常感觉到很空虚，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没让你能觉得自己获得了肯定。从这点意义上，雷锋的行为是正常的，帮助别人可以获得自我满足，助人本身是乐的，做人本身也是快乐的。虽然你有钱了，可以去飙车，去发生混乱的性关系，但是只是得到一时满足，物质的满足是没止境的，那你就会空虚。

　　现在拜金主义的倾向是会使人迷失自己的，从心理学角度上，你要爱上一个人，并同时被对方所爱，不是那么容易建立。但是你有1万元，你却可以马上得到一些东西，物质的满足更容易得到。但仅仅是物质的满足，就是吸毒一样，容易快乐，但却并不真实。

　　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温暖的关系。说得极端一点，如果物质真的能满足一个人，那么，假设给一个人满足任何物质条件，但条件是他只能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周围没有任何人，那么可以预计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痛苦不堪，心理崩溃。

　　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太多物质上的满足，但是有很多人爱他和他爱的人和他在一起，那他一定是幸福的。50年代的中国人一定没有现在幸福吗？

　　《环球财经》：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徐凯文：政府和国家应当引导。

　　一个国家，应当追求更为厚重的东西，一个能让国民身心感觉到幸福的东西，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近代一百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孜孜追求，我们有足够多而丰富的精神财富需要去继承、发扬、发展。物质没什么不好，但是我们不能被物质所奴役，我们要用物质，而不是被物质所用。

　　我们提倡和谐社会观念，全国人民都支持，但是怎么建设，应当从和谐家庭、和谐公司开始，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建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应该妄自菲薄，不能总跟着西方走。

　　西方人的特点是人与人关系淡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

　　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有击破伦理道德底线的事情发生，卖药的卖假药，做医生的回扣，买牛奶的掺假，做餐饮的用地沟油，做房地产的无节制造假和追求利润，几乎各行各业都存在击破职业道德底线的现象，根源在于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的缺位，对国家长期发展要比房地产的泡沫更为不利。

　　就好象一个高压蒸汽锅，如果人有理想和价值观做支撑，家庭和谐，人际的支持，这便是排解心理压力的阀门，即便有压力，有负面情绪也能够抒缓。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爆炸只是个时间问题，没有人能无限忍耐下去。

　　从心理学角度，国民的精神支柱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物质，要采取措施，否则，类似的问题一定还会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