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16天就是儿童节了。”住在江苏省泰兴市的张欣拿着女儿的照片盘算着日子，往年这个时候她已经开始逛商场，着手给女儿准备礼物了。而今天她却孤零零地拿着照片徘徊在中心幼儿园的门口。张欣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2010年4月29日，她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是女儿6岁生日。那一天，江苏省泰兴市中心幼儿园发生特大砍杀幼儿惨案，砍伤31人，已死8人，其中就有张欣5岁的女儿。到今天那场灾难正好也过了16天，至今她还不敢也不想相信她的女儿已经离开了。

　　在和平的年代里，在这个被定义为快乐的儿童节，不知道是怎么了，本该是快乐的节日却被血腥吞噬了，杀戮和天真本没有交集，但这个节日却意外地无法分割。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发生特大凶杀案，学生8死5伤，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发生特大凶杀案，2死5伤；4月28日，广东省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特大凶杀案，死伤18名学生，死者均为幼儿；5月12日陕西省南郑县一幼儿园一起砍伤儿童事件，已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伤⋯⋯

　　不过，视线拉到千里之外，好像这个节日人们除了看到快乐和无邪，很难看到在我们身边和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一些和快乐绝缘的人，和那些与幸福绝缘的故事。

　　以色列打加沙，打死打伤巴勒斯坦人逾3000，加沙地带150万人口中，未成年人大约占56%，13天空袭造成近257名加沙儿童死亡，哈马斯宣称将在全球屠杀犹太儿童报复。国际救援人员表示，“幸存儿童有生之年将饱受身心创伤的折磨”。评价哈马斯言论，有人表示谴责，认为弱势一方的道德优势大为褪色。虽然战争自有底线，不能屠杀儿童，但对于死去的那些儿童，世界声音又如何，关切、遗憾、抗议、敦促、呼吁，都有自己的考量。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上每年大约有5万多儿童惨遭杀害。

　　在印度，根据测试，过去三年内印度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上升20倍。印度卫生部长阿扎德告诉国会，2006年11月印度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人数还只有 2253人，而2009年5月，这个数字已经蹿升至52973人。到今天具体的数字无法考量，但上升是一定的，2006年一项数据表明，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数已达3950万人，其中230万是15岁以下的儿童。

　　在泰国，从事色情业的妇女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在巴基斯坦，平均每3小时就有一名妇女或幼女被强奸。在南非，从1996年到1998年，已知的强奸案中有40%发生在17岁或更年幼的女孩身上。联合国向世界各国发出呼吁：采取措施取缔各种儿童性交易活动，加强教育、完善立法并严格执法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目前，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名儿童被强迫当雏妓，或贩卖作色情用途，甚至担当儿童色情图片和录影带的主角。单在亚洲，估计便有多达近百万名雏妓，现实仍在拷问着人们的道德和良心。

　　11岁的女孩姆瓦卡居住的马拉维北部地区，这里连最容易种植的木薯都成活不了。父亲辛贝耶为填饱妻子和５个孩子的肚子，向邻居安德森·卡拉博借钱度日。为还债，他把11岁的女儿姆瓦卡送到卡拉博家做了小妾。现年12岁的姆瓦卡说“我对婚姻一无所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在全球有6400多万未成年女童被监护人强迫早婚，“从加纳到赞比亚，那里几百年以来已形成女性地位低下的观念。”由于童婚现象为当地人所接受，因此官方很难干涉。马拉维政府官员伤感地说“送交议会的提案将会把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女性权益保护者对这一提案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指出这一提案的效果可能很有限，因为当地很多婚姻不经过法定程序。”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年龄在5岁至14岁之间的童工人数超过2亿，其中女性童工数量突破了1亿人。劳工组织发布报告题为：《给女童一个机会：解决童工问题，一把通往未来的钥匙》。政策研究处负责人海格曼（Frank Hagemann）说，“目前有60%的女性童工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并担负着与男性童工相当的工作强度，女童所承担的家务劳作是男童的两倍以上。”他表示，新报告力求通过详实的数据和深入的分析向公众展示童工，尤其是女性童工所面临的残酷剥削和脆弱处境，并同时打破固定思维模式，为国际社会有效抗击童工问题提供新的启迪。

　　如果检点世界上所有的冲突、贫困、不公、不幸，想一想处于这些境地的人，我们都难免会有些悲哀。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加沙空袭，看到早婚儿童，看到被艾滋病困扰的孩子，我们会有那种要做点儿什么的冲动，但私下里我们可能会愤世嫉俗。在这样的时刻，可能有人会说：我们还好有“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乐施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他们在拯救生命。

　　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无国界医生”组织，最初的成员皆为深信世界人类都有获得医疗权利的法国医生和记者，目前成员已遍及全世界，每年有 2000多位志愿人员在约60个国家中服务，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经常深入战乱地区，生命和义务工作。

　　乐施会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的界限，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穷人群合作，一起努力解决贫穷问题，并让贫穷人群得到尊重和关怀。“助人自助，对抗贫穷”

　　50年前，联合国大会庄严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规定各国儿童应有的基本权利。《宣言》目的是满足战后欧洲与中国儿童的紧急需求。1950年起，它的工作扩展到满足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儿童和母亲的长期需求。致力于实现全球各国儿童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

　　但今天，从1949年11月确立“六一·儿童节”至今已有61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却仍有孩子生活在连天炮火中，仍有孩子因饥饿而离世，因无法接受教育而哭泣。因突然的灾难而伤残，因罪恶拐卖而改变人生轨迹⋯⋯今天，在这个属于儿童的节日，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圣经里说，儿童是上帝的产业。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神应该能看见冬天里的孩子，看见他们的眼泪，听见他们的祷告，也会伸出手来，要将一切被凌辱、被践踏的、被冷落的孩子和那些痛苦的、可怜的、无辜的精灵收归于乐园。

　　失落在天涯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自的不幸。

　　“孩子当时才7岁，如果还活着，应该还记得村东的徒骇河。”山东滨州堡集镇曹桥村的曹秀兰哽咽地告诉记者，现在她最怕人提到儿童节。“我儿子当时 1.3米，平头，胖乎乎的。一笑有两个小酒窝，左脸的酒窝里有一颗黑痣，丢的那一天穿着蓝色横条条的秋衣，下面穿着四个兜的牛仔裤⋯⋯”曹秀兰一遍一遍地向记者说着她重复了上万次的话。虽然有点神智不清，但她依然清晰记着6年前的那一天。

　　她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2004年中秋节的中午，儿子去给奶奶送饺子。一天后，没有见到儿子回来，也没有儿子的消息。她和丈夫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她拿出儿子的照片给人看，询问遇到的每一个人，带有儿子照片的寻人启事贴遍了他们去过的每个地方。如今，那场打击已经过去了6年，不过她相信失踪的儿子还活着，她从没有一日停下来寻找儿子。

　　“说起来挺可怜的，以前她们家还算殷实，孩子也非常可爱，我们都喜欢逗他玩。现在完全变了样，为了找孩子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丢了孩子之后，她丈夫也终日郁郁寡欢，两年前上吊自杀了，现在曹秀兰的精神也不正常。”曹桥村的村民告诉记者，曹秀兰的孩子一定是被人拐卖了。而在这个不足4000人的小村庄并不止这一起，之前也有孩子被拐卖，现在他们都不敢让孩子去没人的地方玩。

　　拐卖儿童，曹桥村只是一个缩影。时至今日，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拐卖儿童事件仍有发生，屡禁不止，像曹秀兰一样的母亲数以万计。

　　在东莞，自2007年至今，已有上千名男童遭拐带，失踪地点遍及东莞各镇。在四川，2008年据17个地、市、州统计，当年上半年共发生拐卖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员4502人，还有4621起拐卖人口案线索待查，其中儿童居多。

　　在全国，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年失踪儿童数字在20万以上。截止到2010年3月22日，全国侦破拐卖儿童案件共3223起，解救被拐卖儿童4218人，遣返外籍儿童98人。但这些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孩子还是杳无音讯，数万个家庭还一直在苦苦地寻找孩子的下落。

　　在和平的年代里，究竟是什么让孩子像大白菜一样明码标价，进入买卖领域？在临近儿童节的档口，让人们思考更多的还是，我们究竟该怎样保护身边的孩子？

　　“庞大的、需求旺盛的买方市场，是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并且不断发展蔓延的根本原因。一些地方尤其是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女双全’等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买儿防老’做法，不仅在相对贫困落后地区存在，在富裕地区表现也较突出。”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在3月1日国务院打拐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如是说。

　　张新枫的说法在广东汕头市贵屿镇莲堤村族长张东（化名）的口中得到了证实，族长也认为，谁家买个儿子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这里没有男孩不行，没有男孩就等于没有后代。几千年的事，传统是改不了的。再就是收养孩子还有很多的条款，比较麻烦，所以很多想要男孩的（家庭）如果有条件都去买。”

　　  张东的说法不无道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同时具备的条件为：（1）无子女。（2）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3）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4）年满30周岁。所谓“年满30岁”，包括30周岁本数在内。夫妻共同收养，则必须双方都年满30周岁。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夫妻同意共同收养。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等条件。

　　 其实在发达和落后两个极端的地方，买卖儿童的猖獗除了封建思想作祟，以及收养条件的限制，让儿童进入买卖市场其实还有一条更“诱人”和成熟的产业链驱使着罪恶的发生——拐卖暴利。

　　“犯罪成本很低，用哄骗的手段拐卖儿童几乎没有成本，只有一个运输的成本，而获利是非常可观的，一个男孩可以卖到几万元。”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告诉记者。

　　2009年在昆明破获拐卖儿童的案件中，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而据批发孩子的人贩交待，在“终端”，一个两岁女孩的价钱是5000元，而男孩的最高价格是10000~20000元不等。在发达的地区，这个数字还要高。

　　“只要有人买，就会有人贩子拐来儿童卖，然而以前执法行动中，对于买主比较宽容，无形中纵容了妇女儿童买卖市场。”公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刑法中尽管规定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但同时也规定了一条但书条款：只要买主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被买儿童解救，则可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现实当中，由于认定模糊等原因，使得收买被拐儿童行为几乎没有违法成本。
　　法律没有给曹秀兰这样的母亲和所有丢失的孩子权利，很多家庭和孩子仍天各一方。可喜的是从去年4月9日开始，中央综治办、全国人大法工委、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等国家20多个部委联手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再掀打拐风暴。不过，悲伤的是在这次打拐行动中，298个被拐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但1900多个解救出来的孩子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

　　对此，陈士渠建议，将刑法拐卖儿童罪恢复为原来的“拐卖人口罪”，同时将此罪前提“以出卖为目的”改为“以获利为目的”，这样外延宽泛一些，更有利打击各种新型人口拐卖犯罪活动。

　　“如果建立村长负责制和加大奖惩制度或许就会减少像我们一样的家庭了。”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李松（化名）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如果村长在下户口时起到监督的作用，买来的孩子不给户口，切断买方下线；严厉惩治拐卖孩子的“卖方”和“买方”；同时给予举报者丰厚的奖励，或许可以杜绝罪恶的延续。

　　李某（化名）告诉记者，在这个儿童节他有两个梦想，一是能找到已经丢失了一年的孩子，另一个是希望孩子不再成为“商品”，让天下的父母远离丢子之痛。

　　

　　孤独的守望

　　与被拐卖的孩子不同，在同一片蓝天下，有这样一群孩子，儿童节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大多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虽然不是孤儿，却有着和孤儿相似的命运。他们被定义为“空巢儿童”，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

　　“我和弟弟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你跟爸爸，没人跟我们说话，不知道找谁撒娇，我们哭了你们不知道，笑了你们也不知道，只有跟你们说我们死了，才会引起你们的注意。”

　　“我恨你们寄回来的钱，你们出去挣钱，把我变成孤儿、野种，叫我被人打，有爹妈没爹妈一个样，不如靠我自己。爸，妈，我跟没人管的仙人掌一样，混身长满刺，长的难看，扎人！”

　　“妈妈快回来吧，我不要你的什么，我只想你帮我梳梳辫子，为我和弟弟换上一件过年的新衣服就行，让我睡在你的身边，让我摸着你的脸，让我在你的身边睡上一个不会梦见你哭的梦。”

　　当这样的一封封家书流通于父母和孩子中间的时候，当和9岁的湖南女童龙顺兰一样的孩子给妈妈写信时候，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心碎。当很多孩子在儿童节前夕挑选礼物的时候，“你打我的时候，我很痛很痛，但不管怎样再痛，总比我想你的时候好受多了。”却成了这一类孩子共同的心声!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4000多万人。2009年据中央教科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小组抽样显示，甘肃、江苏和陕西三省某5县的留守儿童比例高达47.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比例达到70％，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85％。

　　原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劳动力的转移，必然出现留守儿童这样的问题，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情况，“我感觉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

　　工业化的进程让世界更为美好，劳动人民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但在他们创造的美好背后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2009年11月12日广西贺州市发生一起爆竹作坊爆炸事故，造成13名小学在校生死伤，留守儿童！加工爆竹！同类的新闻，几乎同样的伤害，每每在让人愤怒的同时也感受到无可奈何的疲惫。

　　在湖南华容县终南乡砂山村，小学二年级的“留守儿童”张毅，见到陌生人撒腿就跑；宜章县边村一名留守的初三女生，把自己反锁在家，不去上学，并声称要去寻短见——原因是她不喜欢学校老师到家里“找爷爷奶奶了解情况”。长期以来，她从来不喊“爸爸”、“妈妈”，只有向父母要钱的时候才会和他们说句话。

　　在安徽，太湖一个12岁少年在祠堂边自缢身亡。事后，在他的裤子口袋里留下一封给父母的遗书。遗书中，他留下了让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一句话：“你们(指父母)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而这些不过是众多留守儿童的缩影。正像《留守孩子》影片中的小主人公王小福，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虽然身体不错，但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遇事只有着急和哭泣；另一个主人公杜小苇，跟多病的爷爷住在一起，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他们的同学月月在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弟弟一起寄住在婶婶家，放学后一边干着繁重的农活，一边忍受着婶婶的谩骂。他们的生活状态分别代表了“留守儿童”的几种类型。几个孩子在“野生”的状态下成长，打架、迟到、去网吧玩游戏，在被网吧老板欺负后，产生了报复的念头，在路上的伏击中把网吧老板打得鼻青脸肿，引来了警察的介入。后来，一群孩子因为思念父母，凑钱雇了辆跑长途的汽车奔向广东寻亲。

　　有一个专项调查显示，57％的留守中学生存在轻微或轻微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轻度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47.7％，中度为9.0％，重度为 0.3％。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还发现，这些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与父母的打工年限有关，时间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这样的问题作用在儿童身上的结果就是：亲情缺乏，心理失衡；习惯不良，学习较差；教育单一，安全难保；道德滑坡，价值扭曲；留守儿童犯罪率逐渐上升。

　　半年之后，不知道在黑炮竹作坊爆炸中，那些全身大面积烧伤的孩子们将如何度过他们此后的日子？贫困地区的孩子有没有和父母团聚？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13名童工的遭遇不会是“最后的新闻”。千千万万留守儿童何去何从的命题，也注定要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艰难过程，是这个社会难以回避却必须面对的深刻创痛。

　　可喜的是，留守儿童问题如今已经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国务院2004年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特别关注了留守儿童的问题。此后，一些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帮助流动人口儿童学习的制度和机制，温家宝总理还到北京的流动人口儿童学校访问参观时说，“同在一个蓝天下，享受国家的教育和关怀”。

　　早前，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丽江市副市长杨一奔委员就建言，解决“留守儿童”的治本之策，就是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拆除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城乡壁垒，减少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使进城务工人员享有城镇原住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样就能从政策层面上鼓励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将子女带在身边学习生活，遏制“留守儿童”的增长趋势。

　　全国政协委员关牧村也建议，由妇联牵头负责，有关部门给予必要合作，基层妇联应设留守儿童管护专职负责人，负责有关管护事宜；从国家和省、地、县慈善基金中拿出一块，建立留守儿童基金，主要用于需要特殊照顾的留守儿童的生活护理、疾病治疗、学习辅导、必要的集体娱乐活动，及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

　　无论怎么说，在这个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儿童的节日前夕，农村“留守儿童”在守望着，他们守望着幸福，守望着希望，他们也守望着公正、公平与和谐的到来。

　　

　　一个馒头的奢望

　　守望是孤独的，至少还存有希望。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继续生存，成为他们最现实的心愿。在他们的思维中就只有“能吃到一个馒头”这样简单不能再简单的想法。

　　“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拥有健康、快乐、无忧的生活，享有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是每一个儿童向往的幸福。然而，现实世界充满着悖论。一方面，有的国家的儿童物质生活丰裕，小小年纪竟为减肥而烦恼；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儿童饱受饥饿、战乱、疾病之苦，挣扎在死亡边缘，其骨瘦如柴的形象令人心痛。

　　南非记者凯文·卡特获奖照片《饥饿的小女孩》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照片中瘦得皮包骨头的女孩无力地趴在地上，而不远处的一只秃鹰正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的“美餐”。

　　凯文·卡特的镜头只拍摄到了一个小女孩，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小女孩现在的境况，而在镜头之外，处于饥饿状态的儿童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随处可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9年发表一份报告说，粮食短缺问题是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全球受饥饿与营养不良影响的人数已超过10 亿。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说，世界上每6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饥饿或与饥饿相关的疾病。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纽约处负责人茱迪也表示：“全世界每天都有24000多名儿童因饥饿死亡，这一比率高于艾滋病的威胁。”。

　　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得到免费的食物援助，其中的一条标语写道：“我们太饿了，请帮帮我们。”在南部与尼日利亚接壤的地区，人们开始以一种叫“塔法萨”的树叶充饥，而作为父母的宠儿也未能幸免。在两国边境，每天都有不少尼日利亚人驾着牛车或驴车，贩运这种原本一文不值的树叶。在尼日利亚北部的丹卡马小镇，“塔法萨”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每单位3奈拉或每袋120奈拉（1美元约合132奈拉）。对饥饿的尼日尔人来说，“塔法萨”现在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食物。

　　在朝鲜，因洪涝灾害，朝鲜正面临近10年来的最大粮食危机。朝鲜政府每天向城市居民配发的粮食由以往的人均450～500克，减少到150克，城市居民将孩子送往粮食情况相对较好的乡下。500～600万名朝鲜居民因粮食紧缺而挨饿，或以野果、草根、树皮充饥。”

　　在非洲，饥荒被认为是非洲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平均3人中就有1人营养不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在5岁以下的非洲儿童中，38%的儿童身高偏矮，28%的儿童体重偏轻。10个幼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中，有9个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东部非洲，尽管从1990年到2006年儿童死亡率下降了 28%，但目前儿童死亡人数仍占非洲地区总数的三成。

　　在肯尼亚，玉米是肯尼亚主食，2009年玉米收成锐减67﹪，全国120万需倚赖学校供餐的孩子面临断炊危险。在苏丹、斯威士兰、赞比亚、危地马拉等国，饥饿孩子每日都在生死边缘挣扎求存！

　　在鲜少听闻有儿童因饥饿死亡的中美洲，也传出儿童因饥饿死亡的悲剧。持续的干旱，造成危地马拉主要农作物——玉米和黑豆收成严重欠收60％～80﹪。据官方统计数据，有数百人因长期饥饿死亡，其中不乏儿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项数据显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也是造成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是造成儿童死亡的最主要原因，25,000名5岁以下儿童每隔3秒钟就有一名死亡，营养不良造成超过三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400万婴儿出生不足28天就夭折。

　　众多儿童的不幸，折射出的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更是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报告认为，威胁全球儿童的各种因素中，贫穷是首要原因。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可喜的是，粮农组织表示，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财政压力，但农业投资和安全保障体系仍然是有效减少粮食不安全的重要手段，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更广泛的议程将包括有关粮食安全、营养和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全球承诺，这将有助于解决本报告所提出的关键问题部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董事安·维尼曼说。

　　目前，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主要方面已达成共识，那就是：贫困国家需要发展自身经济并掌握先进的政策手段，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农业投资必须增加，因为对于多数贫困国家来说，健康的农业部门对战胜饥饿和贫困至关重要，是经济全面增长的先决条件。

　　“饥饿是孩子们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深处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乞。他们鼓胀的肚皮充满嫌弃，一如大地充满希望，却没有人来承继。”浪漫主义诗人穆旦的这种描述，在这个儿童节会是怎么样？

　　“我就想能吃上一个馒头。”11岁的非洲小男孩巴布鲁说。

　　

　　被鲜血验证的脆弱

　　“当他们抬头望天，从天空中飘来的，总是浓浓的硝烟和尸臭；当他们洗耳聆听，耳边传来子弹纷飞撕裂空气的呼啸和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当他们惊恐四顾，眼中看到的是淋漓的鲜血。”这些并不是在好莱坞电影中的镜头，而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孩子的面前，这些孩子的儿童节注定与众不同。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许多同龄孩子不一样，9岁的索马里儿童奥马尔·瓦莱德自出生以来，国际儿童节对他和小伙伴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我很害怕自己也会死，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噩梦。”瓦莱德说。2007年索马里战争让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城内，数以万计的居民为躲避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已逃离该城。很多人只能继续留在城里听天由命，或者搬到相对安全的城区暂避战火。而对于年幼的瓦莱德来说，到今天，还会经常出现他和小伙伴们玩耍时身边落下炸弹的幻觉。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7年过去了，每年临近儿童节，17岁的埃哈卜·马利克·穆罕穆德都心有余悸。他会清晰地想起2003年5月27日，因为那一天他在医院被摘下一颗眼球。在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埃哈卜的两个姐妹与另外3人被炸死，而他被炸伤了眼睛。

　　在战争中埃哈卜不是个例，据伊拉克劳工和社会福利部估计，伊拉克全国12岁以下的战争弃儿多达160万，战争中伤残儿童多达几十万。“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对于伊拉克儿童带来严重的心理和健康影响。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给孩子们的心理造成阴影，我呼吁冲突各方理解人道救援的紧迫和必要，为人道工作者创造条件，尽最大可能避免伤害平民目标。”联合国儿基会主任贝拉米说。

　　战争，作为政治和权力的争斗最极端方式，政客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无聊游戏，却最先伤及到最脆弱人群——儿童，让他们付出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代价。
　　无国界医生组织驻索马里的救援人员蒂拉纳·哈桑(Tirana·Hassan)曾在自己的战地博客中写道，“当你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段报道时，也许可以不动任何感情，是的，驱逐、逃离、离开⋯⋯但对70岁的老妇人玛利亚来说，这是不停地逃跑、四处张望、拉扯着她的3个孙子，只有8岁、5岁、3岁⋯⋯逃出家门口时，亲眼见到儿子被杀，但她没有时间停留、思考、计划，甚至抓住一点东西，这张小垫子是她惟一带上的东西。她就这样跑了30多公里的路，没有车，没有钱，没有食物，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这才是‘逃离’的意思。她希望我把她的故事告诉外面的人，那些会关心的、愿意做些什么的人。”

　　这样的情景正是战争中老人和孩子的真实写照。20世纪的前5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从1939年打到1945年，历经9年，伤亡无数。战区的儿童，整日恐惧不安。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3年报告说，自1990开始到2003年，全球共有200多万儿童在战争中丧生，有600多万儿童受伤，1200多万儿童无家可归，两次世界大战总共伤亡了9000万人。

　　似乎战争永远没有休止的那一天，儿童的灾难也在继续。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攻势，在这场战争中257名巴勒斯坦儿童死亡，占死亡人数的1/3左右，另有1080名儿童受伤。而对于只有140万总人口的加沙来说，儿童人数占一半左右。联合国驻中东和北非区域办事处新闻处主任 Abdel-Rahman·Ghandour表示，战争正在城市里进行，人们无处可逃，“孩子们注定受到伤害”。

　　在肯尼亚，选举后的暴力所迫而逃离家园的30万难民中，大约有半数是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其中有8万名儿童的年龄在5岁以下。基金会负责人说，“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急需在健康、教育和营养方面的救助”。

　　炮弹让儿童失去肢体，失去性命，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作为成年人为主角的争斗也把儿童卷入其中。

　　“最痛心的是受害者是儿童，加害者也是儿童。最大的挑战是让娃娃兵的情绪恢复正常，让他们从杀人武器变成一个正常的人。”发展心灵基金会的创建人菲利普·霍达德意味深长地说。

　　霍达德所说的“娃娃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南美洲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哥伦比亚国内战乱。数十年来哥伦比亚游击队组织一直在与哥伦比亚政府和右翼准军事部队作战，直到近年，由于屡战屡败再加上逃兵不断，哥伦比亚游击队力量大大削弱。

　　这个时候，游击队组织突发“奇想”——招募尚未成年的孩子作为“娃娃兵”加入战斗。2006年哥伦比亚军方发表的一份统计资料就显示，当时已有20000名年龄不到18岁的未成年人被征召入伍。据统计资料表明，哥伦比亚全国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的儿童达上百万之多。

　　在乌干达，“娃娃兵”的现实同样悲惨。在该国的“上帝抵抗军”中，近90%的士兵是未成年人。在长达18年的反政府武装活动中，“上帝抵抗军”迫使160多万乌干达人——其中半数为儿童流离失所。

　　美国著名媒体评论家波兹曼曾说，至少在100部法典中，“儿童”与“成年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至少在100种风俗习惯里，儿童受到保护。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却有着另一番景象。
　　为改变战争对儿童的伤害，各国组织也在积极的保护儿童权利。2007年11月20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受战争影响儿童的第一位代言人伊斯梅尔·比亚要求给生活在暴力伤害下的儿童予以关注和希望。“当每个孩子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儿童的权利时，我们才能感到满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副执行主席库尔·高特也如是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欲筹措8.56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救助全世界39个国家中受到战争或天灾打击的儿童和妇女。“我们知道，武装冲突破坏了许多人的生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增加健康和营养，增加安全用水和卫生，以及确保全国儿童都能受到教育的计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莫桑比克代表莱拉·帕卡拉说，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干预，以挽救生命。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考虑长期恢复、转型和发展的计划，在所有对儿童比较重要的领域都是如此。”

　　不过，一个组织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也无法挽救世界。目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面临资金短缺、人员不足的尴尬境地，但如何才能让孩子远离伤痛呢？

　　“我希望像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孩子一样生活”一位名叫马哈茂德的男孩说：“我希望战争不再发生，我们不要这些。”

　　看连环画的梦想

　　如果没有战乱，没有饥饿，对于大多孩子来说，“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成为了他们最大的梦想。

　　“我要上学⋯⋯”

　　8年前，当时10岁的小萍见到民间自发性公益组织“希望之光”的志愿者王月（化名）时，哭泣地说的第一句话。8年后，王月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她至今不会忘记小萍那双无助和渴望眼神。

　　小萍是四川汶川县映秀镇银杏乡沙坪关村人，6岁时父亲出车祸去世，母亲一人支撑着这个家，她和妹妹都面临辍学困境。

　　庆幸的是，没多久通过“希望之光”，小萍得到了北京一位林女士的资助，学业得以为继。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幸免于难的她，现在已经是重庆工商大学的大一生。

　　不过，像小萍这样幸运的孩子并不多。在大别山里很多孩子还存在于能看懂连环画的梦想里。

　　12岁的小林是个小羊倌，生在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三湾村。平日里他放羊总是拿着2年前邻居家的哥哥送他一本《七龙珠》，不过他最大的梦想是想知道图画都是什么意思。“我看了好多遍了，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有字。”小林无奈地说。

　　在中国，像小林这样上不了学的儿童不在少数。在贫困地区，儿童因为生活贫困，经济困难；作为家庭劳动力的补充；由于种种原因不愿读书；因疾病或残疾失学，据数据统计，陕西有几万人，全中国有200多万人，还有将近100多万人是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而不能上学。

　　在中国之外，上不起学和因别的原因失学儿童也大有人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公布的数字：全世界被剥夺上学权利的儿童有1.26亿人，其中女童占56％；他们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进过教室。在这1.26亿失学儿童中，有1.1亿多失学儿童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一半在亚洲。南亚地区有0.465亿，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约有0.46亿。

　　在南亚，也有几乎同样多的儿童从来没有上过学。“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有些父母不愿送女儿上学，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好处”。儿童基金组织发言人佩尔纳兹说，“除了斯里兰卡，整个南亚国家都很贫穷，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几个非洲国家，贫穷更是孩子不能上学的主要因素。”

　　在美国，2000年布什在总统大选时，他的“No Chile Left Behind”（一个都不能落伍）教育政策为他最终坐上总统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的是，在这项政策下，美国儿童尤其是黑人种族的孩子失学率一点都没下降，而校园暴力事件却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2009年11月25日——教科文组织发布《2009年全民教育全球检测报告——战胜不平等：管理的重要性》报告称，由于世界各国政府未能应对教育领域中深重而持久的不平等现象，致使数百万儿童置身贫困境地，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这份报告中说，发展中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总计1.93亿）在达到小学入学年龄时，大脑开发及学习潜能都因营养不良而受损。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能读完小学的人数比例甚至低于三分之一，并且大学就读率仅为5%。

　　同时，报告还指出，局部预测结果显示，到2015年，至少还有2900万失学儿童。这一标题中出现的数字是低估了的数字，因为他并未将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深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包括在内。此外：预计到2015年，尼日利亚将有760万失学儿童，巴基斯坦将有370万。“这两个国家都缺乏治理力度，资金与供应上的不平等极为严重。”在巴基斯坦，女童与男童的入学比例仍为80:100。到2015年，埃塞俄比亚与布基纳法索均有100万以上的儿童失学。总体而言，到2015年，将有12个国家的失学儿童人数超过50万。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评论说，“而如果教育体系垮了，后果就不那么明显，但却同样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了贫困、饥饿和儿童死亡率，有损于经济发展的前景。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以更大的紧迫感采取行动。”

　　教育和玩耍一样， 都是儿童应享受的权利。

　　在中国，政府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各地均有“希望工程”基金会专门用来帮助失学儿童上学，“希望小学”风起云涌，努力争取让所有孩子不因没有钱而读不起书。很多名人公开或是私人赞助孩子们读书或是给学校捐款。他们的慷慨解囊，使一批批孩子能够重返校园。

　　除了国家政府机构，国际上还有不少类似于中国的“希望工程”的慈善会，每年都有无数慈善人士慷慨解囊，帮助了很多由于经济原因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一位，几年内捐赠了几亿美元用于建学校，资助儿童上学，为生病的孩子们打疫苗。中国香港的李嘉诚等也数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捐赠大项基金。正是他们的关注，使大量失学儿童圆了他们的读书梦。

　　《战胜不平等：管理的重要性》设定了一套广泛的改革议程。其中心思想在于，政府应更多地优先考虑公平和社会正义问题。“如果世界各国政府诚心要实现全民教育，那么它们就必须更加严肃地解决不平等问题”，松浦晃一郎如是说。

　　该报告借鉴国际经验，确定了一系列用以补救极端不平等现象的政策。其中包括取消基础教育学费、加大公共投资、针对女童和处于边缘地位群体采取激励措施、强化教育质量的承诺。相反地，权利下放的做法往往会加大贫富地区间的资金差距，从而使不平等范围扩大。

　　报告引用了拉丁美洲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实例。该地区几个国家推行了一种用于贫困家庭的资金调拨计划，学费的支付视学校出勤的情况而定。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计划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如今正在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