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东莞一家沐足阁的小型会议室里，东城“高干队”工作人员正在为沐足师们传授艾滋病防疫知识，但前排的几名沐足师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高干队员向沐足师们发送安全套。她们有的害羞地掩面而笑，有的大胆地说：“多给我两个嘛。”近300只安全套数分钟内被抢光。

　　东莞市区城郊交界处，东城高干队员提出想为这家发廊做一次艾滋病防疫教育，一名女孩躲在卫生间旁边的帘布后面，低着头用长发遮住自己的脸。

　　核心提示

　　在东莞政府高调扫黄的语境下，“暗娼”成为东莞的“敏感词”。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注定与“敏感词”同在。在扫黄的高压下，这支旨在为艾滋病高危人群行为进行干预的“高干队”举步维艰，社会公众普遍对艾防工作不予理解，大部分休闲娱乐场所经营者不敢承认存在暗娼而对高干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作为重点干预对象的暗娼则更加难以接触。

　　他们犹如那个当众揭穿皇帝新衣的勇敢孩子，不同的是，后者赢得了鲜花和掌声，前者的疾呼却被淹没在讳疾忌医的社会浪潮中。

　　今年未成功干预一家酒店

　　“陈经理你好，我是××医院防疫科的。”

　　“哦，有什么事吗？”

　　“我们最近正在进行健康教育这一块的工作，所以想对你们酒店的员工进行一次培训，主要是讲怎么预防性病啊、艾滋病这些健康知识的，看你们能不能安排个时间？”

　　“这样啊，但我们这里都是很正规经营的啊，又没有那种服务，扫黄那么严，谁敢搞那个啊？讲这种知识，没什么必要吧？”

　　……

　　挂了电话之后，张兵(化名)无奈地叹了口气。张兵是东莞市某镇街医院防疫科的卫生监督员，同时也是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以下简称“高干队”)的队员。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列的酒店经理电话号码中，陈经理已经是排在最后的一个，而他的回答跟此前十多个经理的几乎一样。“想对酒店的桑拿小姐进行干预，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政府大力扫黄，这种培训就更难开展了。”张兵说，“几乎没有一个酒店肯承认自己有性服务工作者的。我们现在都不敢说是来做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的，只说是进行健康教育，但他们依然十分抗拒。”

　　电话联系容易被拒绝，张兵决定直接登门拜访。前天下午，他和同事来到一家酒店的康乐部，跟其中一名经理表明来意之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面等候答复。随后进来三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坐在张兵的旁边，客气地向其递烟倒茶，说“我们老板很快过来，你们先坐一下”。

　　这“一下”，就是将近半个小时，其间张兵想去厕所，一名魁梧男子随即起身跟随，说“来，我带你去”。最后经理进来了，对张兵说：“我们老板说了，很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我们这里都是正规经营的，服务人员也只是清洁工啊、服务生啊这些，人员也不多，估计也没进行防艾培训的必要。”张兵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回应，随即起身离去，看着在大厅内穿梭的各式妖艳女人，张兵苦笑着说：“现在连服务生都穿成这样了。”

　　跟全市各镇街的高干队一样，张兵所在镇区的高干队在2007年底成立，高干队的主力是各镇街医院防疫科的卫生监督员。近3年来，张兵及其同事共12人在该区的各类高危场所(发廊、酒店、旅馆等)，对上千名的暗娼进行了行为干预，其中就有近三成是酒店内的桑拿技师。“在东莞各镇街当中，我们的高干工作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了。往年总有两三家酒店肯接受培训的，但今年以来，我们还没有成功地对一家酒店的桑拿小姐进行过防艾培训。”张兵说。

　　“高干队”一来，铁门就拉下

　　“相对而言，桑拿小姐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并不是最高的，她们的卫生意识和习惯都较好。最危险的，则是最低端的暗娼，比如站街女、提供性服务的发廊妹那些。”张兵说，“但对她们的干预却是我们始终无法突破的。尤其在目前政府扫黄的高压下，她们对于政府部门就更为恐惧和抗拒了。”

　　前天下午，张兵和南方都市报记者一同来到东莞市区的一个城郊交界处。“这里以前很多提供性服务的发廊，政府扫黄之后，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张兵指着车窗外对南都记者说，“政府扫黄力度大，色情发廊闻风丧胆，这个当然是好了。只是我们工作难度加大了，有时偶尔看到残存的一两家，我们的车一开到门前，它们的铁门刷刷地被拉下了，根本进去不了。也有不关门的，但我们一下来，马上就有好几名彪形大汉围上来，很多发廊都是有人看场的。”

　　在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张兵才辗转找到一家疑似提供色情服务的发廊。在这个仅有30平方的小店里，沙发上坐着数名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店内只有寥寥几把剪刀，而未见其他应有的理发工具。身穿卫生监督员制服的张兵走进店门时，一名老板娘便紧张地迎上去说：“你们，你们有什么事吗？”原来坐在沙发上的女孩也纷纷起身，走上发廊后面的一条隐秘的楼梯，一名女孩则躲在卫生间旁边的帘布后面，低着头用长发遮住自己的脸。

　　“我们是医院的，最近要对你们这些发廊的女孩子进行一个健康教育，主要是怎么预防艾滋病、性病这些的。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卫生部门跟公安不一样，不会查封你们的，只是传授知识而已。”张兵说完，老板娘僵硬的表情稍稍放松了一点，她说：“这发廊是别人刚转手的，现在也很多事情在忙的，健康教育这个以后再说吧。要不你留下名片，我到时联系你吧。”

    知识很缺乏，套套很抢手

　　“大家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吗？”7日晚上7时，张兵和数名高干队员来到东莞市区一家沐足阁进行集中培训，主讲的钟医生一开始便向台下50多名技师发问。“接吻”、“做爱”、“抚摸”……台下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钟医生笑着说：“如果两人没有伤口，抚摸是不会传染的，接吻也是相对安全的，你们给客人洗脚也不会感染艾滋。”

　　钟医生随后向他们讲解艾滋病的临床表现、预防感染艾滋病毒的具体措施等防艾知识。其间一些技师提出的问题让人啼笑皆非：“听说用牙膏可以避孕，是不是真的啊”、“有人说贴风湿药膏也可以避孕，有这回事吗”……钟医生在课后向南都记者说：“有很多女孩子的性知识很缺乏，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搞不清楚，所以说对这个人群的干预的确是十分必要的。”

　　在钟医生讲课期间，部分技师在专心听讲，或者在仔细翻阅“高干队”下发的防艾知识宣传资料，但也有不少技师在忙着化妆，或者伏案休息。而当“高干队”队员向他们发安全套的时候，他们纷纷活跃起来，一边害羞地掩面而笑，一边伸手接过安全套，有些胆大的技师甚至对高干队员说：“多给我两个嘛。”近300只安全套在数分钟内被悉数抢光。张兵对南都记者说：“他们肯接受安全套，这点我们是很高兴的，起码他们知道这个是可以预防艾滋病的。这类培训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专心听讲，但却很实在地传输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相对酒店桑拿部和色情发廊，处于高危场所中危险性中等程度的沐足阁则是如今高干队唯一有所突破的口子。张兵说：“我们在此类场所有所突破，其中一个原因是以前他们需要卫生部门为其办理卫生许可证。但现在这部分的许可归属工商部门了，而且扫黄风声很紧，跟他们做干预也不像以前那么顺利了。”

　　在2008至2009年，张兵及其同事共为其辖区内的十多家沐足阁进行集中培训，而在今年，直至前天，他们才对以上这家沐足阁的技师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防艾培训。在6日、7日两天，南都记者跟随张兵走访了5家沐足阁，联系集中培训事宜。其中4家均表示要与老板商量改天再联系，后来则无下文。最后这家经营多年的沐足阁老板因为与张兵关系不错，才答应让他们进行40分钟的集中培训。

　　卫生局来完，公安局会来吗？

　　在东莞其他镇街，“高干队”队员普遍跟张兵一样，有着同样烦恼和类似经历。“我们百分之百支持政府扫黄，也理解这些经营者的苦衷，只是现实状况也的确让我们压力很大。现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启动之后，对暗娼的干预有着明确的量化要求，走不进去这些高危场所，也就意味着完不成任务。”某镇街“高干队”的一名队员说。今年4月底，东莞启动了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该项目的总目标是“扩大东莞市艾滋病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促进高危人群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对艾滋病综合防治服务的全面普及”。其中明确要求，要对一定数量的暗娼进行干预，也就是进行防艾知识及行为的普及。

　　对于为何如此抗拒“高干队”，南都记者采访了数家酒店与沐足阁的经营者，他们普遍顾忌，“高干队”的培训会招来公安部门的扫荡。某酒店的一名部长说：“他们都是政府部门的，之间肯定会有交流的，说不定今天卫生局来了，可能明天公安局就来了呢。就算不会招来公安，这也占用我们的时间啊。反正这种培训又不是必须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另有一间沐足阁的老板也说：“老实说，现在还有哪个女孩子不懂这些基本的知识啊，根本没有必要培训，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来培训，不是说明我们这里有那种服务吗？”

　　虽然“高干队”和公安之间都是独立工作的，卫生部门也是严格遵守保密原则，但有时也会有些巧合事件让误会加深。某镇街医院防疫科的负责人对南都记者说：“我们曾经说服过几家发廊，给里面的暗娼成功进行了干预。谁知几天之后，发廊被当地警方扫了，其中一名老板就发短信来责怪我们，说是我们给公安通风报信。自那次之后，我们再也进不去那些场所了。”

　　防艾干预被指“默许嫖娼合法化”

　　“高干队”举步维艰，其阻力除了来自高危场所经营者的自身顾虑之外，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公众对防艾工作的误读。今年4月，东莞启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其中有一个工作目标是，东莞暗娼商业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须达到82%。南方都市报在5月中旬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网上的强烈反响，无数网民对此加以指责，普遍称东莞提高暗娼戴套率实际上是“默许嫖娼合法化”。

　　实际上，早在2001年，国务院各部门就已达成共识，安全套不能作为嫖妓的罪证，在性服务工作者人群中推广安全套与扫黄并不矛盾。200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要“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国家卫生部也多次强调，在性服务工作者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并非默许或鼓励嫖娼行为。

　　除东莞外，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也都在致力于对暗娼，即性服务工作者的防艾干预工作，其中提高该人群的安全套使用率成为重要指标。直至去年底，东莞的艾滋病感染者中，通过性传播感染的就超过了总数的50%。东莞市疾控中心曾做过一次调查，发现东莞性服务工作者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不足两成。

    防艾观念的道德化倾向

　　高危人群干预工作所要面对的阻力，还有东莞一些镇街政府、社区管理层因不敢正视暗娼问题，而对高干工作产生抵触情绪，“直至目前，仍有一些干部认为进行高危人群干预也就是承认自己辖区内存在性服务工作者”。

　　2007年东莞市首次将艾滋病防制政策及知识讲座纳入市委党校对领导干部的培训内容。而在今年1月《热带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东莞市基层领导干部艾滋病知识调查分析》论文中则指出，“东莞市基层领导干部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较高，但某些领导干部防治态度和意识比较保守”。

　　该论文由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两名专家撰写，其调查对象是2007年参加东莞市党校学习的学员，各学员均为东莞市各个镇(街)的领导干部，共计219人。调查结果显示，仍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存在着一定的漠视和歧视，“体现在对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看法、采取的管理方法、什么样的人感染艾滋病等问题的回答上存在着道德化倾向，主张剥夺和限制病人的工作生活权利等等”。例如其中有11 .9%受访者建议成立一个艾滋病村，集中居住和管理，8 .7%主张公布感染者的个人信息，防止别人被其感染。如果自己所处单位有人感染艾滋病，16 .9%要求其以辞工、病退或内退等方式离开单位，16 .4%认为公布其感染情况，并建议全单位进行一次健康筛查。如果朋友或邻居感染艾滋病，18 .7%逐渐疏远他，尽量减少来往，0 .9%决定断绝一切交往。

　　在该论文的结论部分如此写道：“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对H IV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这对遏制A ID S蔓延非常不利，而领导干部的歧视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他们是政策的制定、落实者，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他们的歧视将会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当被问及目前防艾工作的最大难题，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夏宪照对南都记者说：“防艾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视！”

　　记者手记

　　期待一天，高干队员抬起头

　　在“暗娼”成为政府部门不愿过多提及的敏感词之后，与之相关的人也不愿走进公众视野，包括一直致力于为这个弱势群体提供艾防服务、为社会构建安全屏障的高干队员。他们如今依然无法超脱世俗眼光，在公众面前坦陈自己的工作。他们独自承受着政府扫黄的政治诉求和公众道德化误读的双重压力，在暗淡的霓虹灯光中忙碌穿梭，在各类备受歧视的弱势群体面前耐心传道。

　　在所有人都讳疾忌医时，医生的价值则无从谈起。只有当全社会都正视自身存在的“暗娼”问题，才能真正重视高干队员的存在价值。我们期待有这么一天，“高干队”队员能有抬起头来的勇气。

　　“高干队”成立

　　2007年11月份，东莞市政府出台《东莞市艾滋病高危干预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公安、卫生、妇联、工会联合组建队伍，对艾滋病高危行为进行干预。随后，东莞市及各镇街的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工作队相继成立，性工作者、大型建筑工地和流动人口居住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等艾滋病的易感人群成为干预工作的重点目标人群。

　　从去年起，男男同性恋者人群纳入高干队的目标人群之列，高干队联合各类民间组织逐步大力开展对该人群的行为干预。在今年4月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在东莞启动，其中大部分干预任务由“高干队”承担。

　　酒店经营者的顾忌：

　　他们都是政府部门的，之间肯定会有交流的，说不定今天卫生局来了，可能明天公安局就来了呢。就算不会招来公安，这也占用我们的时间啊。反正这种培训又不是必须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 某酒店一名部长

　　老实说，现在还有哪个女孩子不懂这些基本的知识啊，根本没有必要培训，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来培训，不是说明我们这里有那种服务吗？

　　———一间沐足阁的老板

　　她们性知识的缺乏：

　　听说用牙膏可以避孕，是不是真的啊？

　　有人说贴风湿药膏也可以避孕，有这回事吗？

　　———防艾知识讲座上，沐足阁技师们如此发问。

　　高干队员们的郁闷：

　　我们曾经说服过几家发廊，给里面的暗娼成功进行了干预。谁知几天之后，发廊被当地警方扫了，其中一名老板就发短信来责怪我们，说是我们给公安通风报信。自那次之后，我们再也进不去那些场所了。

　　——— 某镇街医院防疫科的负责人

　　防艾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不是人力物力，而是歧视！

　　———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夏宪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