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国记忆：中国近现代百年兴衰全景》，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当一个人走完一生，铺陈于其后的那一行踉跄的足印，足以构筑出这个人的人生智慧集成；当一个民族于风云激荡中走过，留在岁月中的那无数如歌往事，亦可积淀出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与文化潜质。
没有人能够忘却那样一个大时代，那样一个强敌环伺、虎视眈眈，那样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垂死挣扎与无望呼唤的时代。从1900年开始，那是黄河文明沦陷于现代商业文明残酷摧残的开端，五千年未遇之强敌，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不过是仿佛一夜之间；高踞于世界文明之首的中华文化，业已沦落为海洋强国急欲瓜分的精美果实。再不复走马章台杨柳月，再不复玉勒雕鞍杏花天，垂死的古老文明在绝望中苦挣，其间所呈现出来的残酷的美学价值，至今思来仍然是那样的让人留恋与心悸。
百年沧海，风云变幻，这期间最令国人所无法承受的，是古老的儒家文明所遭受到的摧残与凌虐。早在1848年，李鸿章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惧也。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样一个时代，但民族的生存，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大前提。
这样一个时代就是这样开始的，生存，又或是拒绝商业法则对这个世界的强行构建。申明一个古老文明的权力与主张，于是我们迎来了1900年的庚子事变。
10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未免太长，太长，远非生命所能承受之长。但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却又是太短，太短，远非生命所能承受之短。
百年的历史，不过是千年文明的转瞬，我们甚至无法确定，饮用了符水，头裹红巾，向着持有现代化火器的八国联军大步前行的义和团，到底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亦或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
智慧的积淀需要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才会得以形成。于我们而言，唯有那无望之中的希望，绝境之中的奋起，才是最有价值的。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概述这样一个时代无非是这样几个过程：拒绝，对抗，冲突失败后的绝望与不甘，继而是于彻底放弃与趋于更为激烈的冲突的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不定，莫之所衷，直至我们迎来最后的理性之光照耀之时。
于今让我们欣慰的是，中华民族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纵然是黄海之上纷飞的炮火，纵然是圆明园内熊熊的烈焰，曾有无数个文明就是在这残酷的打击之下灰飞烟灭，无迹可寻。而我们，龙的传人，却不断地从鲜血中挺立而起，带着那满身的疮痍与斑斑的泪水，以中华民族无畏无惧、不息奋起的内在精神，迎来了整个世界的尊重与自身的崛起。
担负起民族在人类历史的责任，但同时也要韬光养晦。这种审慎的态度与自信，就是时代理性的最优表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正是因为百年间的历史进程距离我们心灵的力量过于接近，评点大中华百年沉浮，难免就会引发我们心灵深处最强烈的冲动。
我们有信心，我们自始至终满怀信心。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决定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选择，我们所有人的选择将会形成一种奇异的张力，带动着我们走向未来的新时代。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对自己的选择更有信心，那么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自己的过去。
由此开端，未来肇始。
是为序。
（上文摘自《大国记忆：中国近现代百年兴衰全景》序言，雾满拦江作）
1931～1945战火频仍：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
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又立即着手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但是，由于中央苏区红军领导坚持运用了毛泽东灵活的游击战术，而使其宣告失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正式拉开了占领东三省，吞并中国，称霸东亚野心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也日渐高涨起来。不久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与刺激，又进一步企图攻占上海，以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了进攻，但遭到了驻守上海的19路军的坚决抵抗，于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其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了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19路军最终不得不含恨撤离上海。后来，在英、美、法等国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又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1933年9月至1934年夏，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革命路线的严重干扰，致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战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形势也日趋严重。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的进攻。苏区的面积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告匮乏，红军在苏区内打破敌人的进攻已经没有了可能。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迫在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还留下了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也经历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面对这种危急的局面，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运动高潮。但是，蒋介石却依旧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发展红军和苏区，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1936年2月，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了黄河，开始了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的征程。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共双方由此展开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从此，中华民族进入了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1937年8月，日本进攻上海，淞沪战役开始。不久，上海失守。12月，南京失陷，日本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虽然日军攻势猛烈，但我方也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勇气与决心。
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以后，中日双方进入了对峙时期，一直到1944年初。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与日军展开了百团大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桂林战役等，抵抗了日本的多次进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9月9日，专门举行了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彻底胜利！
1946～1948国共内战：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为了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但遭到了解放区军民的有力反击，于是不得不同中国共产党就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举行会谈。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双方代表又签定并发布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同时还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
同年6月26日，国民党公开撕毁了协议，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当天夜里，中原部队开始分路突围转移。其后，中原解放军不但突围成功，还歼灭了5万多人的敌军，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1947年7月，中共军队开始战略反攻，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得到广泛响应。
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这时的战局已经发生了对于人民解放军非常有利的重大变化。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有55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经达到了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经获得了解放，人力、物力较之以前大为充足。
鉴于发动大规模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东北野战军于同年的9月12日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意义的大决战。其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又于11月6日，集结了华东、中原野战军两大主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后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一部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发动了平津战役。并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了北平。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胜利地结束了平津战役，还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
同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晚，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并将青天白日旗降了下来，这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终覆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举行，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了新国家的主人。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1949～1956江山新颜：屈辱百年后的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崭新的名字，在20世纪40年代末横空出世，如晴天霹雳，唤醒了东方睡狮，宣告了百年屈辱历史的终结，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
落后就要挨打，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耗尽毕生，所追求的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新中国接过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投身到稳定政权，恢复经济，造福人民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中，江山旧貌换新颜。
建国之初，国土并未全部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仍然负隅顽抗，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南等地区以雷霆万钧之势追歼残敌。到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外，中国领土全部解放，并建立起地方各级人民政权，国家基本实现统一。面对不甘失败的大量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和特务，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剿匪反霸行动，基本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势力，清除了社会遗毒。
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有力地支持了新政权，伴随着领土的全面解放，新政权的建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共同纲领》规定了国家性质、人民政协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民族政策以及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在中华大地唱响。
由于战乱的长期摧残，国民经济在旧中国遭到了严重破坏，新中国面临的是百废待举、千疮百孔的残破局面。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军事转向经济。面对萧条的经济现状，国家先后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整顿经济秩序，稳定财经，土地改革运动，合理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恢复国民经济等一系列痛除积弊，除旧布新的重大举措。土地改革和国营重要企业中开展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国民经济顺利恢复，社会经济走向复苏。
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欧洲在“二战”中元气大伤，已经失去了国际重心的地位，美国和苏联成为全球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美国在东方积极扶植日本，建立太平洋地区的反共桥头堡，苏联则着力维护自身在东西方的势力范围，“冷战”的空气弥漫在世界的上空。处于这种环境下的中国开始为自己寻求外交出路。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外交方针，其中“另起炉灶”指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后，再请客人进来。“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方针，终结了旧中国屈辱的外交时代，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展现在世界外交舞台。建国第一年中国就同苏联等17个国家成功建交。
但危机依然存在，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妄图阻止中国解放台湾。除此之外，还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武装干涉朝鲜的非法决议（1950年7月7日），还组成了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联合国军”，侵略的矛头几度深入我国东北，吞并朝鲜和颠覆中国的意图彰显无遗，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此时是1950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战争的结果是曾经不可战胜的美国失败了。抗美援朝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和安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人民精神焕发，空前团结。从此，中华民族真正挺起了坚强不屈的脊梁，在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乘风破浪，为建设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而不懈努力。
1957～1965国基初奠：激情燃烧的岁月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建设一个富裕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人民充满了创业的激情和信心。但是，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建设在思想和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进入1957年，由于贯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在经济上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中共中央开展了整风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针，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1958年以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