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年代农民多患什么怪病？
1960年，是三年大饥荒中最严重的一年。我家吃商品粮，父母有工资，一家人尚且要忍受饥饿的折磨，生活毫无保障可言的农民，情景更加悲惨。
人遭受饥饿折磨的第一阶段，是生病。因此，医院，也就成了饿病者的集中之地。
总铺是区所在地，下辖六个公社，总铺医院做为区医院，医疗条件比公社医院好，医护人员的水平也相对较高。医院是一四合院，前后两进房，为砖墙草顶，这在小镇上很少见。院子不大，有房十余间，分作门诊、药房、诊疗室、手术室、病房，还有一间中医室。我家离医院不远，放学或星期天，我常去转悠。
那些因饥饿而患病的人，有的是乱吃无名野菜而中毒；有的因吃了麸糠草根等物，解不下大便；更多的人是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浮肿。有的人是自己走来的，有的人是亲友抬来的，有的人已病得不轻，又无人抬，为求活命，只得扶着墙，一步步挪到医院。
在诊疗室里、院子里，总是有许多腹胀便秘的人，医生护士们为他们灌肠，为他们掏大便。有的人已多日没有解手，大便已成结石，医生用器往外掏，或戴上乳胶手套，用手一点点往外扣，那大便如用石子，落在搪瓷便盆里，当当有声。有的人解不下大便，在家中用树枝等物往外掏，把肛门掏得鲜血淋漓，以致感染发炎，不得不来医院就诊。有的人吃的是稻糠草根，一点也不消化，掏出来仍是原物。有的人吃多了豆饼、山芋藤等物，形成肠梗阻，因拖延耽搁，竟至死去。
那些因饥饿难忍，胡乱吃些不知名的植物充饥，结果中毒，或头脸皆肿，眼睛只剩下两条线，头大了一圈。这些人只要吃两天药，便可消肿。有的人呼吸困难，面部发青，需要抢救。有的人因抢救不及时，或无解毒的药品，结果死在医院。
数量最多的是浮肿病人。这些人，先是因长久的饥饿而消瘦，然后便腿脚肿起，走路无力，浮肿向全身蔓延。当浮肿消除，人瘦得只变得形销骨立，干枯如柴，又名“干瘦病”，到此地步，也就离死亡不远了。医院的病房里，躺满了浮肿病人，床位不够，多数人只有打地铺。他们脸黄如蜡，不见一丝血色，或躺在床上昏睡，或靠墙坐在床上，目光呆定，面无活色。病房只收住浮肿严重的人，那些还能走路，哪怕能扶墙而行的人，还不够住院的资格。
治疗浮肿病，并无良药，或者说唯一的良药就是粮食。住院的浮肿病人，当然没有干饭大馍供应，即使有，严重的患者也吃不下。他们所能享受的“药物”是黄豆粉加红糖，由区委会特别批准。住院病人，每天可以喝到几碗黄豆粉和红糖调成的稀糊汤。
父亲是医院的顶梁柱、当地的名医，区里和公社的干部有病，都想找父亲诊治，才觉得放心。于是父亲也利用为这些人看病之机，请求他们多给一些治疗浮肿的“良药”，区里的干部来看病，他便请求多批点红糖和黄豆粉，公社的干部来看病，他就请求支援点米面，没有米面，山芋面、玉米面等粗粮也行。
“某书记今天来找我看病，我对他说，一碗黄豆粉糊糊，就能救活一个饿得快死的人那，你们能多批就多批点黄豆粉给我们。眼下救命要紧呀！”
“某主任，你别看那人走不动，躺倒了，一碗米汤就能让他站起来呀，想办法给弄点粮吧。”
父亲的请求有了结果，心中高兴，下班回家，总要与母亲叙述一番。
但有一件事让父亲忽然改变了态度。
听父亲说，一次，区里某干事找他看病，他向这位干事说到治浮肿病缺粮之事，要干事向区里的领导反映反映，不料，那干事说：‘梅医生，不是我说你，你又不是院长，管这些事干嘛？你今天跟我说说就算了，以后可别再向领导说这事了，前几天，县委赵书记（此人名赵玉书，大跃进时期到处逼农民交粮，害死不少人）带人到一个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医院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越治越多，你们少什么药？王医师说：就少一味药，粮食！结果赵书记当场令公社召开大会批斗王善良，并通知公安局，在批斗会一结束，把他当场逮捕。梅医生，你以后可得小心呀，真要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可没人敢为你说话啊！”
自那以后，父亲便不敢再向干部们提缺粮之事。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父亲的腿也开始浮肿，但他却不休息，整天拖着浮肿的双腿，坚持上班。有时还要几里、十几里外的大队出诊，非常辛苦。
饥荒如铺天盖地的洪水，而医院却不是诺亚方舟，因此，死人的事，也就不断发生。
到大饥荒严重时，黄豆粉和红糖停止了供应，一些浮肿病患者，只好被家属抬回家，有的患者，家属已饿得无力行走，没人来抬他回家，就死在了医院里。有的患者，在医院喝了几天黄豆粉糊糊，病情有所好转，但回家后，由于无食可觅而最终死去。
有幸进医院喝几天黄豆粉糊糊的人，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只有在家中挨饿。许多人饿得两眼凹陷，面色蜡黄，皮包骨头，加上衣衫破烂，久不理发，若夜间行走，如同鬼魅。有的人在街上走着，忽然一头栽倒，从此不起。有一天，我去上学，见一人迎面走来，先是摇晃了两下，然后脸往下，呼嗵一声，栽倒在路边。他的脸向一边侧着，嘴里流出一滩水来，其中有一些绿色的粘稠物和未消化的碎草叶。无人知道他的姓名，也无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就那样惨死在街头。
这样倒在路边死去的人，当时人们称之为“路倒”。路倒老少皆有，我们几次在早晨开门时，发现街边墙根下躺着死人。有一次，一个妇女死在街对面，但她怀里大约两岁的孩子，仍然活着。我家斜对门有个铁匠铺，小镇只此一家，故兄弟俩总有活干。1960年冬季的一个雪天，人们早晨起来，发现三个孩子跪坐在地上，脸向着火炉，全都死去。也许是因火炉用煤封了火头，夜间不熄，有点余温，那三个孩子不知是从哪里流浪到这里，无处可宿，想偎着火炉，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夜，但火炉的炉膛外是厚厚的土壁，温度甚低，三个孩子终于冻饿而死。
一些孩子，父母全都饿死，成了孤儿。当时上面曾对这些孤儿采取过救助措施，由公社、大队办起孤儿院（又名幼儿班），把他们收养。与医院一巷之隔，便在一所孤儿院，临街是一道土墙，大门上方，竟砌起一道圆拱，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正房五间，两侧各有三间厢房，全是土墙草顶。这个孤儿院后来成了医院职工的宿舍，靠南两间正房，曾作为手术室，我家住北面两间正房，中间为院长李某所住，因此我对这个院子印象很深。
由于孤儿越来越多，又缺粮食，孤儿院的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常有孩子死去。孩子死了，孤儿院就让社员用牛篮（一种荆条编的大筐）将其抬到野地里埋了。一次，我走过孤儿院和医院之间的巷子时，见两个大人，抬着一个牛篮，从巷内往街后走去，牛篮上面用破衣盖着，一边竟露出两条干瘦的小腿。我断定他们抬的是个孩子，便回家问母亲，幼儿班的孩子病了，为什么不送到医院来，母亲竟未回答，并说：“小孩子不要乱问。”后来我才听邻居说，幼儿班经常死人，孩子死了，也没人知道是谁家的，就那么埋了。于是，到了晚上，我便不敢再走那条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