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小岗村农民创造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小岗村改革的实质，是突破由政府行政权力越位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由农业生产主体——农民自己选择适合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管理模式，开启了农民享有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化路径。正因为有小岗村农民的制度创新启示。随后的城市特区建立、企业制度改革都承袭小岗村农民改革的精髓——回归民众财产权、创业权。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实践，把小岗村农民开创的土地使用权改革扩展到农民土地的占有权改革、交易权改革、组织权改革；而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则把承包制蕴涵的生产资料使用权深化为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租赁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股份制）生产资料的交易权（兼并重组）等产权制度的内在核心层面改革。虽然有曲折，民众权利的演化或快或慢递推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条主线。

   但是在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的近两年内，我们的改革开放主线似乎在越来越模糊。

   小岗村现在是由安徽省省里的干部组成的党委在主政。小岗村的书记由上级直接委派，用一些村民的话说，小岗人失去了“自治权”。当初小岗村是靠农民自发创新搞土地承包而成为改革典型的。如果要让这个改革典型永远保持先进，就需要继续鼓励激发小岗村农民在合作化、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农业发展中的自发创新作用。从小岗村发展的实践看，农民不是没有这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办过塑料厂22天就收回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那机器现在还扔在家里。”到了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一个人就能卖出几千公斤粮食的种粮大户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他想。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工窑师，请师傅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不便说的缘故，项目又泡汤了。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瓶盖厂、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因种种缘由夭折。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了。

　　严宏昌认为：“小岗当务之急是提高人的素质，其次，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讯、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在他看来，农业将来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个种子。大批量的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同时，他还觉得，小岗农产品深加工市场的前景很好。“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又卖回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农产品可以增加附加值，我认为农民的出路除了二三产业之外，可以在农业本身上做文章。”为了实现父亲的夙愿，在外打工的严宏昌的儿子也多次回小岗村创业，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我们可以说“一步跨过温饱线，30年没进富裕门 ”源于小岗村的农民自身素质低，也可以说小岗村的工业发展条件差。但是我们只能是帮助他们，却不能替代他们创业。农民必须在创业的过程中才能提高素质，才能找到工业发展的条件。自己创业自己奋斗，政府要做的是为他们提供制度条件，社会服务，小岗村的发展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只有这样，小岗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小岗村人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小岗村的目前状况是小岗村改革的一种困惑。将小岗村改革的目标定在高耸入云的山顶，那么小岗村目前的改革处在半山腰。

　　从小岗村扩展到全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发现惊人相似：在农村，从农民土地使用权到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在半山腰；在城乡之间，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权因行政权力划分的城乡利益分割而阻在半山腰；在城市，民众的创业却因竞争权和交易权的不平等，组织权的残缺而受阻：国企改革、民企、民间金融、民间自治、房屋拆迁、房地产、教育、医疗、社保、农民工户籍、城乡一体化、分配制度等改革都被一种现象深深困扰——行政垄断。行政权力非但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化退出经济领域，反而将权力与利益在市场化的保护下强力粘合。更严重的是：行政权力与利益的强力粘合已经或正在延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认识：目前的现状有悖改革的初衷，我们改改开放的核心价值被扭曲了。从这个角度看，全国的改革都处在半山腰。

　　我们需要正视目前这种改革处在半山腰的现实，重新思考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终极目标。再一次解放思想，才能轻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