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清
7月17日，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远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报告同时指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主要根据职业来界定。
统计部门前天刚公布的2009年北京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37元，而上述报告调查的北京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元，很显然，北京的中产阶层收入并不很高。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并不能表明该报告对中产阶层的界定有问题。事实上在西方，中产阶层对应的也是职业群体。比如美国平均收入在4万美元以上，中产阶层的收入范围却介于3万到15万美元之间。
然而，尽管该报告对“中产”的界定未必有问题，但恐怕大多数北京“中产”并不会有多欣喜。因为报告说，北京的中产阶层中有69.5%处于中下层位置，是“房奴”、“车奴”。
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曾在《格调》一书中，举例说明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收入可以相当，生活方式却差别很大——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出版社的雇员“白先生”，却买了一座旧屋子自己重新装修了一番。由此可见，美国中产阶层的中下层能买得起房，而我们的多数“中产”却徒有“中产阶层”的名头。
按照该报告的说法，中产阶层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在文化资源拥有上处于优势地位”。笔者以为，这或许只能自欺欺人。严峻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成为没固定工作的“蚁族”，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创业”，干的却是卖菜、炸臭豆腐之类的营生。
不可否认，以职业来界定“中产”，以“文化资源拥有”来判断社会阶层，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倘若只简单地为社会群体分层，对中产阶层数量和比例的统计，很可能会沦为数字游戏。如果分在“中间”的那个阶层，连稳定的住房都不能拥有，甚至不能保证正常生活质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他们来说，就只能成为无奈的自我安慰，而无法带来实际的幸福感。
众所周知，国家的稳定需要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队伍。有关机构调查研究中国的“中产阶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但笔者想借用一位社会学家的话说，现在“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是买得起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中国至少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关注和消灭“房奴阶层”，要比关注和增加中产阶层更为现实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