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近几个月来，随着房产新政的实施，全国楼市成交量一路走低，但部分城市的房租价格却一路上涨。恰逢毕业季，租房难问题成为不少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新困扰，甚至有人感叹：“如今租房比找工作还难！”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对146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1%的人表示身边有租房的年轻人。67.2%的人感觉目前城市中存在租房难问题。（7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的小青年这么多人要租房，正巴望着房租回归理性价位，使自己能在城市里安身立命，但现实的光景是，他们租房难、房租贵，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我们的城市为年轻人搭就的工作、生活条件实在太差，甚至可以说恶劣。这让我想起12日在新京报上读到的一则“租房易”的新闻，德国有近八成的年轻人租房住，有过六成的居民租房，租房比例高，主要原因是德国法律给予承租人近乎完美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几乎所有的德国年轻人都未感觉过租房难和租房贵。
日前，由住建部负责实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房租暴涨原因调查工作结束，得出了一个几乎让人大跌眼镜的结论，这轮房租暴涨的罪魁竟是充当“二房东”身份的中介。其实，不用住建部这般大动干戈，百姓早就心知肚明，这轮房租暴涨的祸根，仍是近年来暴涨上来而现在却不愿堕回原位的房价。那么，又是谁在踢着房控这只皮球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踢者：一是房市监管的政府机构，一是以银监会为“娘家人”的金融机构。我纳闷，房价收入比这些年有的地方高过10了，缘何物价部门与房管部门会集体保持沉默。
我国价格法规定，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等，政府在必要时可实行政府定价。而今我国房价几乎摸到天际，让中国年轻人工作近四十年才能勉强摆脱“房奴”枷锁，应该说，房价已是当前中国最根本的民生第一号难题，物价部门岂有一丝理由不来劲，只是“抓小放大、抓弱避强”；再说第二个主踢皮球者——金融机构，各大商业银行是企业，企业就得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如果我们的房控政策过度仰仗银行的苍生意识的回归，那势必是一厢情愿。最后，当房价回调需要银行不得不“割肉”之时，往往就是房贷政策悄然被一些地方变相撕破之际。
德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去租房，那是他们的政策软硬环境导引着公民那样做。先是《民法典》等多项法律对房价与房租价格进行很严密而细致的法律规定，制度性保证了德国几十年未涨房价；而对房租的上涨管理，德国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比如，房东要涨房价，需书面陈述理由，并有三个例证，否则租房者可以起诉。即便整体房市决定了房租要涨，也得严格按规定程序行进，房东的房租涨幅若超20%即属违法。于这把法律刀之下，德国几乎没有房东去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任性涨房租的事。
可见，德国包括物价等政府部门对房价、房租的由法律主导下的成功监管，可以成为我们当前房控工作的一面镜子，好好照出我们监管制度上缺失的部分。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社会当前亟待各级楼市监管机构尽快从房市“暴利泥沼”中拔出“泥腿”来，及时廓清裁判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公开而有力地打击囤地、囤房、炒房行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房价回归它应处的理性位转瞬，而暴涨的房租当然会很快归位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