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周评（10-34）：中欧的差异与战略合作

彭澎

这一周在香港参加“中欧社会论坛第三届双年会”，对中欧之间的差异和战略合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感受。

我多少是被拉进了“互联网与公民参与”（T46b）和“企业管理者的责任和角色及其责任”（S31a）两个小组，据说所有与会者中我是唯一跨越两个小组的注册与会者。除了在香港的三天会议之外，大会前企业社会责任小组在广州开了小组会，大会后互联网小组在深圳开了小组会。与会者普遍反映——我本人也有同感，会议议程设计得太复杂，每天都对下一步要做什么不太清楚。欧洲人重视程序的做法的确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把简单问题搞复杂在有些时候就显得缺乏效率了。

但不管怎么说，如此多的欧洲人来参加会议真令人吃惊！与会者号称上千人，实际上有600多人，起码有一半是欧洲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来中国？中国是什么这么吸引他们？

第一，中国对他们太好。在广州和深圳的两个小组各自的两天会议期间，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好吃好喝，接待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甚至一位教授的小孩也受到贵宾式的接待。相信这在欧洲可能不容易享受到，即使在香港也难以做到。那位来自洛桑工商学院的教授给我讲，她把中国当做第二祖国了！其实她是罗马尼亚人，只是居住在瑞士而已。

第二，中国对他们太重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未来不可限量，于是因研究中国而一举成名的西方学者不在少数，甚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闻名全球学术界，真可谓现代西方版的“一本书主义”！“中国学”显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了。于是，教授们可以喋喋不休地问你一大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并抽时间把心得及时记下来。我在去香港的直通车上看见他们正抓紧时间干这事。

第三，中国有太多机会赚钱。致富光荣绝对不是邓小平的发明，西方人在这方面一点不比中国人含糊。教授们也不例外，他们四处打听潜在的开展各种交流活动的信息和机会。确实，中国人会赚钱，中国人的钱也好赚，这可能已是地球人的共识！报上有说，一些西方人就因为长着与中国人不同的肤色和发色，可以被拉去出席各种会议典礼，甚至被要求读一些讲话稿，就可以拿出场费了……

第四，中国文化迷到了一大片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与中国沾上任何关系都是可以拿出来“显摆”的了。有的教授穿着唐装，有的宣称其叔父曾在中国“战斗过”，有的表明从小就对中国着迷……起码这些欧洲人的筷子功夫是十分了得的，对各种中国菜也是下得了口的。

可能还有一些原因与上述理由并列，但就我对这次会议长达一周的观察来看，这几点印象特别深刻。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中国人管理的地方，香港理工大学是香港主要承办方，接待的住房以学生宿舍为主，房间里没有电视、盥洗用品；吃饭在学生食堂，份量比内地的还要少，但绝对饿不了，要浪费则几乎不可能，想吃饱一点得自己掏钱加码；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学生志愿者为主，虽然不算熟练，但态度绝对很好……香港政府官员等人做完简短发言即离场，没有任何排场。

可在会场里，法国前总理罗卡尔、欧洲议会前主席考克斯等却随意地走来走去；但我们的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思危却仍然在严格的保卫之中难以靠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则不时提醒大家他是正部级干部……

在企业责任讨论会上，大家从广州争论到香港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欧之间对责任有没有共识，尤其是企业无论大小、无论中外是否都要承担相同的社会责任。因为中小企业首先得生存，而国内的竞争如此激烈，就是如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也都难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人认为，中国企业不能跟欧洲企业相比，发展阶段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大企业与小企业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欧洲人则认为，企业无论大小，有些责任都得承担。我举了一个例子，联合国五大国所承担的责任与其他国家就是不同，这多少也涉及到国家的规模和地位。

后来，我去了一个“治理挑战”的小组谈了一些看法。发现来这里讨论挑战的主要是欧洲人，而没有多少中国人。简直不可思议，中欧的角色似乎掉转过来了！在与媒体一起采访欧洲议会前主席帕特·考克斯时，我帮《南方都市报》提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因为债务危机会不会令欧元消亡。确实，现在是中国人整天追问欧洲人如何面对挑战和危机了，还生怕这些麻烦惹上咱们中国！

中欧社会论坛双年会结束了，但中欧的差异远远不止语言障碍那么一些。其中的一些可以接受，如中国人老是要求欧洲吃饭时喝酒干杯，有的欧洲人也真能喝！而有一些则是难以协调的差距，如中国人在吃饭时总爱开“晕玩笑”或“晕段子”、做一些可能被视为“下流”或“性骚扰”的动作，欧洲人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在中欧之间终于坐在一起了，有人呼吁展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明交流，创造彪炳历史的事业！

我们仍有所期待，可是有的中国人却表示吃住太差不应该来，以致到后来会议中欧洲人多过中国人，会议欧方主持人还要感谢我的出席，因为我是五六十人中四位中方人士之一，其中一位是中方主持人，一位是中方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