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绪论在原书是没有的，但在汉译本中我曾与编者商量，他同意将其置于前面作为绪论。作为一篇信息哲学问世的宣言文章，我曾将其全文翻译出来，刊在《世界哲学》（2002）上。这篇绪论便是该文的修订版。编者似乎并不同意要“计算”一词，在此绪论中他已交待得很清楚：“信息哲学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因为新领域登场的主角是前者而非后者。”因而“本书的短一点的题目可能是《信息哲学导论》要更好一些。”荷兰的出版巨头Elsiever出版的《信息哲学手册》（2008）却没有“计算”一词。出版这部《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是英国Blackwell出版公司，由于英美人更倾心于实用主义，而大陆人更乐意用更加抽象的概念，所以在书的名称上也体现出来。为了与英国的出版公司为达成妥协，编者将这篇绪论放在网上：http://media.wiley.com/product_ancillary/91/06312291/DOWNLOAD/introduction.zip。

什么是信息哲学？

L. 弗洛里迪

1．人工智能哲学是信息哲学不成熟的范式

纪德（A. Gide）曾写道，发现新大陆要以很长时间看不到海岸为代价。为了寻找新大陆，斯洛曼（A. Sloman） 1978年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在他恰当的题为《哲学的计算机革命》（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的书中，他猜测：

1． 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

2． 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Sloman, 1978, p. 5）。

斯洛曼并非孤军奋战。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其他研究者，他们都赞成复杂性理论范式；而伯克荷尔德（L. Burkholder）1992所谈论的是“计算转向”（computational turn）曾正确地察觉到，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科学，而且也发生在哲学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然而，他们的预测低估了接受新的信息哲学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图灵（A. Turing）于1930年代便开始发表他的那些开创性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控制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系统论、计算机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吸引了一些来自哲学界的重要的但却是相对间歇性的而且是边缘性的注意力，尤其是关系到人工智能哲学更是如此。1964年，一部很有影响的文集的出版前言中写道，人工智能哲学领域己经有一千多篇文章；而其续集为豪格兰（J. Haugeland）的编的，该续集又在1997年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自那以来，编辑出版计划开始繁荣。在可得到的题目中，或许还会让人记住以下另外两部很好的文集。

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的与信息的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1980年代之前，人工智能哲学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更不用说1970年代那些像斯洛曼那样的研究者所预见的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了。

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很容易见到人工智能如何被视为一种激动人心的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它如何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法。

自从图灵那篇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计算机和智能”……以及195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问世以来，在计算科学家当中，人们对心智理论概括具有相当大的兴趣。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之中也有一种与日俱增的意识，计算机的出现已经（通过提出新的需要考虑的理论立场，至少是反驳的立场）决定性地改变了哲学的论辩。

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计算/信息的范式引入哲学的城堡我提议将这一新范式称作信息哲学 （PI，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这一提议的理由将在第四节阐述。

直到19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依然不成熟而且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无论怎么说，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没有准备妥当。因此每种因素都需要简述一下。与其他智力事业一样，信息哲学与三种领域相关：话题（事实、数据、问题、现象、观察等）；方法（技巧、手段等）；理论（假说，解释等）。一个学科若想在上述一个领域以上同时进行创新，则属不成熟，因为这样做便使之与一般领域的常规和连续演化的线索突然断裂。

看一下斯洛曼所作的那两点预测便可证明，这一问题恰恰发生在信息哲学的早期形态——人工智能哲学。

信息哲学不可避免的交叉科学性进一步阻碍了人们对其意义的及时承认的前景。即便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依然津津乐道于考虑信息哲学所讨论的话题，仅仅引起英国语言和文学、大众传媒、文化研究、计算机科学或社会学诸系（就举这几例吧）的研究者所注意。信息哲学需要习惯于就跨越文化与科学边界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哲学家，而寻找这类哲学家并不容易。常常是这样，人人都关心的恰恰是无人问津的行业，直到信息社会的最近发展之前，信息哲学被视为处于多个十字路口，其中即有技术事宜的，也有关涉理论问题的，还有应用问题的，以及属于任何人自己专业领域概念分析的等等。信息哲学被认为是跨学科的，就像控制论或符号学那样，而非交叉科学的，像生物化学或认知科学。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话题。 即便信息哲学不是那样的不成熟或不是如此具有所谓的跨学科性，哲学界和科学界基本尚未对其重要意义做好评价的准备。尤其在语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常识哲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中，有各种各样的强研究纲领，它们一方面吸引了大多数的智力和财力资源，另一方面则保持一种相当具有刚性的议事日程并几乎不去促进可供选择的范式演变。主流哲学不可能不是保守的，这不仅是因为价值和标准在哲学中通常要比在科学中更不稳定和更不明晰，因此对其构成的挑战也就愈发困难，而且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三节将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取得文化上占强势地位的背景常常是以牺牲创新性或非常规方法为代价的。因此，像丘奇（A. Church）、香农（C. Shannon）、司马贺（H. A．Simon）、图灵、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或维纳（N. Wiener）这样的思想家，基本上均被遗弃在传统教规的边缘。

不得不承认，计算转向对科学的影响来得更迅速。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均是首批察觉到新范式涌现的人。尽管如此，斯洛曼的“计算机革命”还是要等到1980年代才成为一种跨越各门科学和社会背景的更为广泛和普及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信息哲学的演变创造出正确的环境。

建造成首批大型计算机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涉及创造、动态学、管理以及信息和计算机资源利用诸问题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先进社会和西方文化还是要经历一场数字通信革命，才能完全意识到新范式的根本新颖性所在。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曝露在如此异乎寻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全方位渗透、灵活性以及强大的力量已经使信息与通信技术上升到具有时代特征技术的地位，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修辞上，甚至在意符上均是如此。计算机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在文化上得到定义的技术，并且成为新千年的一种象征，它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远远超出中世纪的磨房、17世纪的机械钟表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织布机和蒸气机。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其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当下最具战略意义的因素。毫不夸张地说，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是靠信息过活的，而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便是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然而，所有这些意义深远的转变在20年前几乎还看不到苗头，那时大多数哲学系会认为信息哲学所谈论的话题对研究生而言是不恰当的专业领域。

由于过于超前，而且其创新对大多数职业哲学家过于大胆，所以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可供选择的领域之间摇摆不定。它一方面生成许多有意义但又有限的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和计算机伦理学——常常与其知识背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收，后来人们意识到信息哲学是一种计算机的和信息的理论方法，它不同于诸如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心智哲学等传统话题。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涌现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2．信息哲学涌现的历史背景

人们常说，思想是“缥缈”的。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大概是这样的，在任何学科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思想看似成型，但只有眼光非常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而在这个阶段之前，哪怕是思维最敏锐的人也察觉不到。

空想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想想纪德的比喻：如若没人追随，他们就不会发现新大陆，在那些裹足不前, 仍住在柏拉图的洞穴里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不过是走丢了。第三次与计算机相关的革命（互联网）要求全新的一代具有计算机修养的学生、教师和研究者，社会组织实实在在的变化，文化和知识界的根本变革以及哲学领域各个方向存在的普遍危机，所有这些因素均呼唤着新范式的涌现。到了1980年代末，信息哲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认为它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创新的领域，并非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也许有必要回想几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82年，《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立了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计算机革命”作为“职业的知识工人”已经在这之前就开始影响到哲学家，那时他们把计算机作为一个解释者。美国哲学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务实的：

在收集和传播这个职业中有关计算机使用的信息，包括在教学、研究、写作和出版等方面的计算机使用的情况，并推荐协会理事会或程序委员会认为是恰当的行动（自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网站）。

同样是在1985年，《元哲学》（Metaphilosphy）主编拜纳姆（T. W. Bynum）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Computers and Ethics）的专刊，这期杂志“迅速成为在该杂志历史上卖得最火爆的一期”。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

其日程大都致力于逻辑软件的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与哲学年会的主题已涵盖计算与哲学的所有方面。1993年，卡耐基梅隆大学成为东道主(自计算与哲学网站)。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怪诞、难解、跨学科或与哲学不相关的了。像算法、自动控制、信息、反馈或符号表征等概念或过程；像人机互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通信、计算机犯罪、电子社区或数字艺术等现象；像人工智能或信息论这样的学科；像智能代理的本质、虚拟环境中个人身份的定义以及虚拟实在的本质等问题；像由图灵机所提供的模式、人工神经网络以及人工生命系统等……这些仅仅是在日益增长的话题中任选出的几个例子，这些话题越来越被视为新的、具有紧迫意义的和学术上可接受的。信息的和计算机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的隐喻，通过它便可解释世界。它们已经形成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已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

1998年，确切地说，是斯洛曼《哲学的计算机革命》出版之后的20年，拜纳姆和穆尔（J. Moor）编辑了一部文集题为《数字凤凰》（The Digital Phoenix），该文集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幅标题“计算机如何在改变着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他们承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情景中的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地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

从教科书设定的近视距离上看，哲学是一个充满无休止的责难和各种异乎寻常主张的学科，就好像处于长期危机状态似的，这对学生是个打击。表象永远是这样，事实上，责难在思想强有力的动力中展开，主张则要求必要的深度，恰当的辩护水准以及它们全部的意义，而所谓的危机证明是在创新与正统哲学之间的一种颇有成效和不可避免的辩证。由拜纳姆和穆尔所强调的这种反思的辩证，在把信息哲学建设成一种成熟的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历史的一面。这便是它何以在概念上得到解释的。

3．反思的辩证与信息哲学的涌现

要想达到涌现和繁荣的目的，思想需要通过不断地赋予数据以意义来使它所处的环境有意义。因此，精神生活便是对原始语义空虚恐惧（horror vacui semantici）的成功反动：无意义（用非存在论者的话便是“尚未有意义”）的混沌威胁着要把自我撕成碎片，要把它淹死在自我视为虚无的、异化的他者深渊，而这种原初的湮灭恐惧则迫使自我不断将任何语义为空的空间填充上自我所能聚拢起来的任何意义，其成功程度与背景约束，数据以及文化发展所允许的一样。这种存在的语义化过程，或者说自我对非我（用费希特的话）的反动，存在于事实叙事（个人认同、日常经验、社区特质、家庭价值、科学理论、常识信念等）的传承和进一步的阐述，维系以及提炼之中，这些东西在逻辑上和背景上（有时完全）受限于各种数据，同时也受到各种数据的挑战，所以它们需要适应这种状况并得到解释。

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演变在观念上导向一种日益变化的、更加丰富和健全的世界架构。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是四种概念挤压的结果：

1、叙事的元语义化。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这便是外化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产消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寄居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物理世界充满鞋靴和刀剑、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有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可以在现在得到预期、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可以在现在重放、存储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的客观实在 （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或“信息实体”，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辩证，该环境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话，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的语义过程的阶段。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

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过程逐渐导致时间的固化，形成实在的建构概念化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富有启发意义的关于当代正统哲学的讨论。

正统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类型学而不是一种学术范畴，它所代表的如果不是对创新普遍的抵制时，就是概念体系与生俱来的惰性。最糟糕的是它是制度化的哲学，是堕落的哲学家团体或小集团。这种哲学将其自身展现为迂腐，而且常常是偏执地依附于某种话语（教义、方法、价值、观点、作者的教诲、立场、理论或对问题的选择等），这种话语由某特定的集团（某哲学家、某思潮、某运动和某趋势等）所设定，它以牺牲其他选择为代价，这些选择被作为异类而遭到忽视和反对。它尽可能永久性地和客观地确立一种哲学概念和语汇的工具箱，使之适合于它的话语标准（它特殊的各种学说）和该团体的研究事项。如此一来，正统哲学则偏爱哲学的职业化：学究厌恶业余的想法，他们“热衷”于成为职业人士。他们把自己称为“专家”，如将“专家”二字置于其他哲学家的姓氏之后，不论是亚里士多德专家、笛卡尔专家、康德专家、尼采专家、 维特根斯坦专家、海德格尔专家还是弗雷格专家等。他们是某个被神秘化创始人的追随者、注释者和模仿者，这些正统学者手中现成的答案比新的有意思的问题要多，因此他们逐渐地将某些教义应用到解决内部的难题上，将曾经是动态的研究领域重整化、体系化和工整化。正统哲学在元理论上是不批评的，因此它是令人放心的：基本的批判和自检不属于正统哲学话语，相反它有助于一个团体维系一种强烈的知识认同感以及一个明确的方向，从而确保其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有效计划和实施。它是一个闭合的背景：正统学者倾向于为团体中具有同等身份的成员进行解释、批评和辩护，因此进一步加强了认同感和目的感，而不是直接处理那些新的概念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依然缺乏学术上为人接受的法统，因此这类新问题更具挑战意义。这是一条落伍的道路：在哲学家的问题和哲学问题之间，挖开了日渐加宽的鸿沟。正统哲学家忙于那些陷于细节的偏狭争论，他们只对这些问题保持敏感，同时又不理会其他学科、新的发现和当代的问题，而正是这些专业话语之外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结果，正统哲学一旦面向自身封闭起来，其主要目的很自然就要使自己的话语进入永恒，将自己转变为学术战略。

也许一个隐喻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概念领域就像矿山，有的矿山太大了，值得开采的内容太丰富，以至几代哲学家都乐此不疲，忘情其中。另一些矿山也许表面上看是被采空了，但是如果采用新的而又有力的方法或理论就会使之得到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开掘，或导致发现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先前所忽视的思想。正统哲学家就像在一座几乎被采空而又尚未遗弃的矿山采掘的可怜矿工。他们属于迟到的一代，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只允许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工作，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工作努力但所获甚微，他们越是向贫瘠的研究投资，越是顽固地将自己埋在自己矿山之中，拒绝离开转向新的采掘地。悲惨的是，只有时间才能判定这座矿山是否真的开采殆尽。正统哲学只有死后才能得到谴责。

我们不应将上述话题与诸如哲学是否迷失方向之类的幼稚的问题混淆起来，因此应该重新振作并与人们进行接触。人们可能会对哲学感到好奇，但是只有哲学家能够想象他们可以忘情其中。如果得以适当的平凡化，正统哲学还是可以普及的、大众接受的甚至引领潮流的。“平凡” 毕竟会提醒人们对职业的热爱。

创新总是可能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正统哲学是必然的。存在语义化的任何阶段一开始如果不是破坏性的必定是创新性的，其目的是确立一种特殊的主导范式，因此势必走向不变而且愈来愈具刚性，进一步还要使这种态势得到强化，最终它会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它无法处理由它帮助确立的，但却日益变化的知识环境。在这种意义下，每个知识运动均为自己创造出衰老和更替的条件。

概念转换不应太彻底，以避免不成熟。我们已经见到过旧有的范式受到挑战和最终被进一步的创新反思所替代的情形，只有当新范式足够强健，被承认是对存在语义化中先前阶段的一个更好的和更可行的选择，这种情况才会发生。石里克（M. Schlick）曾就范式转移的开始阐释过这一辩证关系：

哲学属于数百年的事，而不属于哪一天的事。因此，也就不存在现代化程度的问题。对任何热爱这门学问的人来说，听到‘现代’或‘非现代’哲学这样的议论，都会感到难受。哲学中所谓时尚的运动——无论是以普通公众的媒体形式流传的，还是在大学中以科学形式教授的——都要经历哲学本身那平静而又强大的进化洗礼，就像哲学教授对哲学家所作的那样：前者属于学识型，后者为睿智型；前者笔耕谈论哲学并捍卫学说教义，而后者则进行哲理性反思与阐述。真正的哲学乃是各种时尚哲学运动最无情的敌人，而它们所惧怕的莫过于此。当它在新的破晓中升起，射出它那不留情面的光时，每种短暂运动的追随者均会发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新兴的哲学，呼喊着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自己的小体系遭到破坏就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毁灭  。

因此，迫使一个概念体系进行创新需要三种力量。正统哲学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力量。它逐渐使思想僵化，强化了它不动的基本特质，使一个哲学学派越来越死板，对世界的回应逐渐减弱，而且愈来愈脆弱，它削弱了与科学、文化和历史成就的应对能力，它脱离实际因此动摇了解决危机的基础。然而，只有正统哲学能够指明哲学研究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此时它需要面对新话题和问题，采用创新的方法论并发展出可供选择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另外两种肯定的力量的任务，要由它们来完成创新，它们来自哲学体系之外：概念体系所处的环境中实实在在的新成就，它们也是旧有范式所完成的语义工作的结果；一个创新范式的出现，能够更成功地处理它们，并使概念体系从停滞中解脱出来。本节余下的部分集中讨论第一部分的积极力量。第二部分的积极力量则放在第四节讨论。

过去，哲学家不得不照应知识生产的整个链条，从原始数据到科学理论。贯穿整个历史，哲学不断确认经验的和逻辑－数学问题的种类，并将其研究成果交由新兴学科做进一步探讨。然后，哲学又转向这些学科及其各种发现，从而寻求控制、澄清、限制、方法、工具和洞见，但是，我们要对卡尔纳普（R. Carnap）（Carnap 1935)和莱辛巴赫（H. Reichenbach）道声对不起，哲学本身是由概念探究组成的，其基本性质即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数学的。我们反休谟之意而用之：“如果我们手中有什么书本的话，我们要问：里面含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里面含有事实和实在的实验推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别处研究吧，因为那是科学，不是哲学。哲学不是概念的解热镇痛药，不是一种超科学或语言的修饰术，而是识别概念问题的艺术和设计、推荐及评价解释的模式。哲学毕竟是反思的最后舞台，在此存在的语义化得以继续进行并保持开放。哲学那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探究活动，要对在本质上可能是不同的与可能是不可调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需要辩论的和需要保持坦诚的不一致（即使在原则上）——进行识别、阐述、评价、澄清、诠释和解释。这些探究活动经常与经验的和逻辑－数学的问题纠缠在一起，所以在科学上哲学探究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它们本身却既不属于经验的，也不属于逻辑－数学的。它们构成的探究空间，广义地说是规范性的。这个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无论他们的起点是什么，可能总是有不一致之处。这个空间也是动态的，因为当文化环境改变时，哲学也跟着适应和变化。

但是，不要把这个规范性空间与塞拉斯（R. W. Sellars）著名的“推理空间”搞混了

在描绘一个像认知那样的片断或状态，我们并非在呈现那个片断或状态的经验描述；我们是在将它置入一个辩护的或能够为一个人所说的进行辩护的逻辑推理空间。

我们的规范性空间是一个设计的空间，在这里合理性的和经验的数据，限制条件，需求以及评价标准，在知识建构和评价过程中均起同等重要的作用。它仅仅与塞拉斯的推理空间有部分重合，其中后者有的包括得多一些（例如，数学演算属于辩护性质的，而在塞拉斯的空间中我们发现有本质上确凿的问题）有的少一些，因为在设计的空间中，我们发现与创造性和自由相关的问题，明显包括在塞拉斯得空间中。有关塞拉斯“推理空间”得讨论。

因此，在拜纳姆和穆尔恰如其分的隐喻中，哲学的确像一只凤凰：它只有通过不断对自身的涅磐才能保持繁荣。不适时但又不受时间影响常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不是不可能，它所主张的是对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立场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哲学是停滞的哲学，它不可能对文化，包括哲学反思本身以及助其催生和成长的演变，做出贡献并与之俱进和互动。

将各种形式的知识交由其他学科探究之后，哲学的创新拉动力必然来自外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反思本身决定的。这便是黑格尔有关密涅瓦的猫头鹰的隐喻得以解释的全部意义。在过去，外部的力量一直由其他因素所代表，诸如基督教神学、其他文明的发现、科学革命、数学基础的危机以及数理逻辑的兴起、进化论、新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的涌现，还有相对论，等等，这只是诸多例子中最明显的几个。现在，创新拉动力的代表是信息的复杂世界和通信现象，它们相应的科学技术和新环境，社会生活，以及因之引起的存在和文化问题。这便是信息哲学能够呈现为一种创新范式的原因所在。

4．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

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

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

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

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这里采用的是一般的用法，强调其一组现象的概念研究而不是胡塞尔（E. Husserl）和海德格尔（M. Heidegger）意义下的现象学]，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这种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对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逻辑哲学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我们准备讨论下面的定义：

信息哲学（PI）是一哲学领域，涉及

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态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

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所见到的那样，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态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

所谓信息“动态学”的定义是指：

PI.a.i）信息环境的构成以及建模，包括它们的系统性质、互动的形式、内部环境等等。

PI.a.ii）信息生命周期，即通过信息可以穿透的一系列各种形式的和功能的活动, 从它初始发生到其最终利用以及可能的消失。一个典型的生命周期包括以下阶段：发生（发现、设计、作者归属等），处理和管理（收集，确认有效、修改、组织、标引、分类、过滤、更新、分类、存储、联网、分布、访问、处理、传播等）以及利用（监控、建模、分析、解释、预测、决策、指导、教育、学习等）

PI.a.iii）计算，即包括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也包括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PI.a.iii）引入了一项关键的规范。 尽管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概念，信息最终还是获得了一个首要现象的本质地位，这要感谢计算和信息通信技术的科学与技术。计算最近因此也吸引了许多哲学家的注意力。然而，信息哲学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因为新领域登场的主角是前者而非后者。信息哲学对待“计算”仅仅是一种（尽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过程之一，在此过程中涉及信息。因此，本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哲学而非仅仅为计算哲学，与此同理，认识论是有关知识的哲学，而非仅仅是感觉的哲学。因而，本书的短一点的题目可能是《信息哲学导论》（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要更好一些。
从环境的角度看，信息哲学是描述性的，即有关什么可以算是信息，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创造，处理、管理并被使用信息（见第五章）。

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偏向并非意味着它不能提供关键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方法论的和理论的选择，也深刻地受到信息哲学某种程度明显或不明显的影响。因此，关键在于强调信息哲学对信息与计算科学概念的、方法论的以及理论基础的形成和锐化的批判性的评价作用。简言之，它也是一部信息与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ICS)，正如人工智能哲学的早期工作所表明的那样（见第二十三章到第二十六章）。

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了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譬如说，想一下柏拉图（Plato）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尔（R. Descartes）的《沉思录》（Meditations）、尼采（F. W. Nietzsche）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K. Popper）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信息哲学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它不仅是一个新兴的领域，而且还引入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从信息与计算科学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方法论和理论提供的有利一面入手，将它的研究触角深入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动态学以及利用。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传统的哲学话题。信息理论以及计算方法论，概念还有业已开发和在许多哲学领域应用的工具以及技术等，其目的在于拓展我们理解人类以及动物的认知和语言的能力，以及理解人工形式的智能是否可能（第九、十、十六、十七诸章）；分析推理以及计算过程（第十八、二十、二十一诸章）；理解生命和智能体的组织原则（第十四、十五、二十二诸章）；为物理和概念系统建模设计的新方法（第十一至十三章、第十九章）；阐述科学知识的方法论（第二十三至二十五章）；探讨伦理问题（第五章）；美学问题（第八章）以及信息社会中所特有心理学、人类学社会现象和和在数字环境下人类的行为（第六至七章）。的确，这些分支表明信息哲学满足了（iv）的标准。它提供了一种允许进一步专业化的统一和融贯的理论框架。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informational philosophy ）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的”（pan-informational ）方法会导致含糊其辞，这是危险的。试想一下（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均能以信息的术语进行描述，那么什么东西便果真具有了信息的性质。譬如，如若考虑链接作者、出版商和图书馆模式和生产之间的差异作为信息处理的话，将好似呈现领悟视为信息处理的话，这种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成为哲学的同义词，是信息哲学的冒险。能打开每把锁的钥匙仅仅说明锁出了问题。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是关于问题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如何阐述问题的。尽管许多哲学问题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质它会是什么样。根据这一标准，我已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问题的例子。

5．结语：作为第一哲学的信息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辩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空间——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 埃文斯（G. Evans）是正确的：

埃文斯认为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在我读到埃文思的著作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或许这个想法是有结果的。这项工作与传统的认识论也截然不同。

这便是引入信息哲学作为即将到来的第一哲学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下的物体第一性，信息哲学主张信息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中都是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是笛卡尔-康德意义下的方法论和问题第一性，因为信息哲学希望为哲学研究提供最具价值的综合方法。

作为基础性的信息哲学设计，信息哲学可以解释和指导知识环境有目的的建构，并可以为当代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性处理。它可以使人类理解世界并负责任地建构这个世界，这是存在的语义化的新阶段。显而易见，信息哲学大有希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激动和富有成果的哲学研究领域。如果本文的论证正确，那么它当前的发展就会被耽搁，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显而易见，信息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激动和最富有成果的哲学研究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