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强被执行死刑的7月7日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文强的儿子文伽昊。应该说，28岁的文伽昊，已经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和见解的成年人，看罢记者对他的通篇采访使我感到，文伽昊回答记者的提问，是有思想和见地的，同时也是比较中肯的，基本没有偏激语言，尽管父亲已被执行死刑。
但在回答记者“对于你父亲的这个结果，你觉得是他个人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时，文伽昊的回答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大部分是我父亲个人不对，但也有制度的漏洞。”这个回答，使我们再一次想到了对待干部们的监督制约上的缺失的问题。文强之子的回答不可谓不是防腐反腐的警钟。近年来，贪腐干部相继落马且级别越来越高，仅2009年就有近20名省部级干部、220名厅局级落马，除了说明我党的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力度加大外，“制度的漏洞”，也不能不说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严重事实。
诚然，文伽昊所说的“制度的漏洞”，并不是指对干部监督监察制度的缺失，而是指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存在“漏洞”，所谓“同级监督虚设，下级监督无力”。这其中，对权力的监督尤其显得苍白，甚至到了无人监管的地步。正像文伽昊在回答记者“你认为制度有什么漏洞”提问时所说的：“有多大的权力才犯多大的错误”。这简直如醍醐灌顶，震撼心魄，去年近20名省部级高官落马，也不能不说是文伽昊所言的最好一个注脚。
“有多大权力犯多大的错误”，实际上就是“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毫无法律和制度的威严施展。说白了，在一些贪官的眼里，权力就是法律，权力就是制度，什么监督制约，“统统都在我的权力之下”，我就是法，我就是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在这种权力的淫威之下，变得唯唯诺诺，无所适从，看见贪官问题也只能“委曲求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维持现状”，不到东窗事发，则难以撼动这个“权力”的。
其实，对权力的监督，应该是纪检监察部门看家本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贪腐的问题，往往就是发生在这些“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官员身上的；而纪检部门又是上级纪检部门派驻下一级单位的监察机关，有权对相当一级权力的监察，尽管在单位党委领导之下。但事实上，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却是置身于单位领导的权力之下，难以有效开展对问题官员的监督。这不能不说是开展反腐倡廉的一大障碍。这也正如文伽昊在回答记者的“你觉得为什么没纠正过来”提问时所说的“监督的力量也少了，否则我父亲也不会这样。如果明知做错事会被发现，制度足够严密，想犯错误的人都不敢了。”
这里，文伽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那就是“监督的力量”为什么会少了，为什么制度没有“足够严密”？他在痛惜他的父亲之死的同时，也在指出我们对待干部的监管不严、监管不力，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制度没有四脚落地，所以造成了文强们的贪腐案件不断发生，以至于走上了断头台。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的发生，除了一些贪腐官员的霸道权力外，也存在“官官相护”的问题，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也是文伽昊所说的“可能是我父亲工作成绩很好，掩饰了他的问题”之所在。现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处理一个贪腐的干部时，往往有些领导在讲“功过相抵”。这是问题干部查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想，在反腐防腐的攻坚中，霸道的权力不破除，反腐倡廉将很难进展下去；而要破除这种霸道的权力，纪检监察部门必须享有绝对的监督查处职权，“不畏上”、“不畏权”，只为正义、只为民。这个问题，党政“一把手”或“一班人”不同心协力，则是难以奏效的。
文强之外，地方上有的打着改革旗帜的厅级干部，其实从一开始就是靠着关系上来的，他们热衷做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捞钱和整人，然后就是出卖同家利益，把国有资产变相变为某个更大集团的附属品，之后可能就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