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和董藩诸先生最近撰文，就本次中央调控房地产的方针和政策中的某些做法感到忧虑，认为其中很多行政措施都是违法的，与《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此前建设部等部门自己订立的部门规章相矛盾，与税收立法制度相违背。本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看到这些做法的违法之处及其严重后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本次中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正确性和及时性——战略目标对头，局部使用行政手段过当，有违法嫌疑，向社会传递计划经济的不良信号。那么，如何理解本次中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目的呢？

本人认为，中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目的是“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我在新书《中国房地产市场全息解读》中，提出“财富加速器模型”，认为房地产扮演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不光彩角色，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工具——参与房地产的，私人财富在房价上涨的盛宴中狂欢，而与房地产无缘的，私人财富缩水，甚至绝对下降，结果房地产成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工具。而打压房价，防止房价的过快上涨，则有助于减缓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速度，这是最大的政治！任志强先生在最新的博文《政治当头》中，批评政府的政治当头决策。其实，他引用的“政治”概念和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容易让人迷惑。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政治”就是调解生产关系的学问，生产关系如何调解？就是调控人们的财富分配。形象地说，生产力是“生产面包”，大家共同劳动，就把面包生产出来。生产关系，就是如何分配面包？分配好了，人们继续干活，生产更多的财富，分配不好，大家都不干了，共同贫穷，然后就起来闹革命，采取暴力手段划分社会财富。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开发商生产房屋很容易，生产力很强大，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比？但是，随着房价的暴涨，社会生产的这么多的财富分配方面出了问题，这就牵扯到政治制度安排不得当，需要改变。

如何改变？办法有两个，第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以优化分配结构；第二，政治手段调控经济分配过程，改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显然，我国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例如，保障性住房制度，系第一种；建设部、银监会、各城市的限外令等式第二种。第二种办法，如果使用过度，就会越过法律和行政边界，突然出现在自由市场领域，干预市场太甚。任志强和董藩先生担忧的就属于此类。不过，政治目标看来是正确的，坏在使用的手段不当。

如果我们做广泛的联想，就知道中央如此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良苦用心了。最近，中央要推行“居住证制度”，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现在的户籍制度最大弊端是“城乡分割”，城市户籍含有农村户籍所没有的社会福利。例如，北京不让外地人买房（限外令），外地的孩子不能在北京报考大学等。如果实行居住证制度，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城乡同等，这意味着什么呢？意义太深远了。

农民不再需要进入城市，大学生不必放弃户籍，不必脱离集体所有制，而城市居民未必就做一辈子的城市人，他们可以去农村，反身为农，农桑稼穑，享尽田园人生。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机制瞬间改变了，因为户籍制度改变，农村人瞬间获得巨大的隐形财富，虽然看不见，但时时享受着财富的盛宴，意义太大了。

如果我们结合房地产市场调控系统看，就能发现，革命正悄悄地、不知不觉地进行着，其本质是改变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由此我们就能正确理解国家为何要征收物业税（房产税）了。国家征收房产税的目的是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有田有产者为社会多做贡献，类似财产税的性质。如果我们不对有田有产者征税，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不就更大了吗？这样的社会还能持续下去吗？因此，房产税的本质不是打压房价，而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并由此调控社会财富的流向。市场对房地产市场走向的担忧，实际上是对房产税的误解。那些反对房产税的专家，请为国家想一些合适的办法，如何通过对财产征税，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才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不要妄想房产税能打压房价，房价即使下降，也并非房产税的作用。房产税不能打压房价，反而助推房价。最近，深圳、北京、上海等地的房租上涨速度较快，表明打击投资，并不能使老百姓、中低收入人群受益。惜乎，伪专家、愤青们不明白啊。

在中央紧锣密鼓的宏观调控中，房产税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小事件。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中央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房地产调控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学问家、专家应该从社会转型、社会发展趋势等基本面上研究房地产的基本走势，才能不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