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媒体应该更关注哪一个群体？是低收入人群，还是低增长的高收入人群？从维护社会公平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看到，最近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市的媒体、舆论似乎传出了某种暗示性信号，曾经几度传言的“公务员加薪”就要呼之欲出了。

工薪阶层六年没加工资，确实很不应该，但占劳动者大多数的城镇打工族和农民工情况又怎么样呢？几年前，媒体曾经大声疾呼，珠三角很多工厂10年没涨工资，月薪仍停留在600元上下。即使经过这几年政府强势介入并立法加以规定，打工族和农民工的月薪也只有1200元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已经增加了100%，但其绝对数却只有工薪阶层的1/4，粤北地区和东西两翼的工人就更低了。那么，到底是几年前月薪就涨到6000元的工薪阶层应该加薪，还是至今月薪仍只有1200元的打工族和农民工应该加薪？

从文中可以揣测记者的意图，那就是在制造舆论，提醒政府该给以公务员为代表的工薪阶层加工资了。记者也承认，工薪阶层“不愁吃不愁穿、基本生活尚且过得去”，给他们加薪的唯一理由是，“以社平工资和商品房均价比来计算，2003年，广州的社平工资(2353元)可以买到0.605平米；到了2009年，可以买到0.440平米。”“随着房价上涨，他们的供房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城镇打工族和农民工，包括粤北和东西两翼山区市县工薪阶层的状况又如何呢？他们还处在“省吃俭用”、“基本生活极其困难”的状况中，虽然近两年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还在“日谋三餐，夜求一宿”。广州的工薪阶层拿着6000元月薪的时候，他们仍然在为600元的月薪而辛苦劳作。

要解决加薪问题，首先要分析近十多年来工资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官员唯上不为民。乌纱帽是上面赐予的，只有讨好上司、让上司满意、为上司排忧解难，乌纱帽才能戴牢，官才能越做越大，“权”和“利”才会步步高。而人民群众既无任免权，又无监督权，更无分配权，官员把他们放在眼里才怪。二是官员GDP情结高涨。GDP意味着政绩、意味着荣誉、意味着升迁，官员从政、执法、办事，无不围绕着如何做大GDP、做大建设规模、做大统计数字来进行。三是企业不景气，创业环境欠佳。在泡沫经济盛行、垄断企业独大、实体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特别是与房地产、金融、通讯、电力等行业暴利高薪相比，制造业、工商经营者的营商环境日趋恶劣，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投资者自顾不暇，更不用说给劳动者加薪了。四是富余劳动力多，但谋生出路少，就业压力大。中国的现状是，农村人多地少，收入打工高务农低，公共资源配置城市富足乡村贫乏，这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造成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市场恶性竞争。五是劳动力素质低下。当年国企改革，大批受文革影响错过了读书大好时光的40、50工人黯然下岗，他们只能和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同样没文化、缺技能、无资本的农民工竞争，从事简单的体力或手工劳动，艰难地养家糊口。

然后，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政策、法规或者集体谈判就能加薪吗？这增加的薪从何而来？除了垄断和暴利行业外，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企业来说，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形势严峻且政府税负沉重，目前的经营已经举步维艰，要企业再拿出一大笔钱来加薪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长久的。要解决加薪的资金来源问题，一是像我在《“蛋糕”应如何分》一文中提出的，政府对弱势企业大幅减税，并明文规定所减少的税金全部用于员工加薪，努力构建政府、企业、员工之间利益平衡的格局；二是改善创业、经营、谋生环境，让更多的人去创业经商，通过个人或团体的奋斗和付出就能实现盈利，并由此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改变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

最后，我们还应处理好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那就是谁更应该加薪？垄断、暴利行业的薪酬早就进入富裕水平了，工薪阶层的收入也已经进入小康，只有城镇打工族和农民工（包括粤北和粤东、粤西两翼工薪阶层）还在为脱离贫困线苦熬。如果按照广东省政府“工资倍增计划”的安排，工薪阶层与城镇打工族和农民工以相同的增速来加薪，那么，他们与后者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分配不公现象就会更加凸显，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加剧，维护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花、镜中月。就像在固定在骡子身上的竹竿上吊着的一捆草，不论骡子走多快、怎么走，都不可能吃得到。

不摸清工资增长缓慢的原因，就无法找到破解良策；不解决加薪的资金来源问题，加薪就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不处理好给谁加薪、如何加薪的问题，加薪就失去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就只能是梦想和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