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13)
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
1973年11月12日，蒋经国在国民党第十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五年之内完成九项重要建设：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化工业、大制钢厂、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桃园国际机场；后来加上原子能发电厂，总称台湾十大建设，这是蒋经国对台湾的最大贡献。
当时国际物价大幅上涨，岛内有人认为搞十大建设太冒险，可蒋经国却坚决表明态度说：“十项重要建设的完成，将使我国(指台湾)由开发中国家成为开发国家。我们深知，十项建设的同时执行，就现阶段而言，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经济结构的形态，使国力加强，我们就必须勇敢肩负起此项无可规避的责任。这不是我们固执，而是我们深切了解，如果不明确地把建设目标订出来，因循下去，可能十年二十年还不能有明确的方向道路。今天不做，明天必将懊悔!现在，工作的目的既已公诸国人，我们必须汇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成为台湾“总统”。他上台后推出“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不愧是接受过苏联共产党的教育的国民党人，他生活朴素，深恶腐败，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高雄市长杨镏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一人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
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貨，赞成巨额亏空而倒闭，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士彦被迫辞职。“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系，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办法。在蒋经国主政时期，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与此有染的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祖国大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开始了改革开庭，经济发展迅速，亿万民众脱贫致富，社会进步很快，使蒋经国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
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织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
1986年9月28日，党外的激进分子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临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个突如其来的演出，当然震撼了执政的国民党。保守势力的中坚人士认为当时尚未解严，公然触法组党，不容宽纵，主张加以取缔，甚至逮捕相关人等。但这个讯息到了蒋经国那里，他却非常沉着镇定，丝毫看不出有何激动。他做了最后的决定：政府对民主进步党依法不予承认，但不必采取取缔行动。
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11月2日开始实施，委托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着手。
红十字会总会准备了1万份申请登记表，从11月2日开始3天之内就被领光，不得不临时加印10万份以应需要。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很快，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陆冒了出来。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
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蒋经国生前曾写信给他的好朋友严灵峰，表示台湾毕竟不是他俩久居之地。这说明蒋经国始终心系大陆，虽然他说过他也是一个台湾人。
蒋经国最大的错误，就是重用了李登辉，并选择了李登辉作为继承人。李登辉曾是共产党的叛徒，后来也成了国民党的叛徒，是个台独分子，他上台后大搞台独活动，使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变得困难和复杂了。
穿梭于两岸的神秘使者
在国共斗争中，有许多人曾是双边阵营共同认识信任的朋友，他们很自然地担当起沟通双方的密使。
邓文仪：邓文仪曾与邓小平、蒋经国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他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及“南昌行营”调查情报科（军统的前身）科长，在蒋介石内部圈子的黄埔学生中，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便是邓文仪。
邓文仪曾与贺衷寒、康泽、戴笠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四大台柱而名列第一。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80多岁的邓文仪带团悄悄访问大陆。
邓文仪到大陆后，常常帮蒋经国传信给邓小平，后因他年事已高，改由曾任蒋经国七海官邸的邓天龙退伍担任传信工作，由日本绕道往北京。接待者是当时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中将，后来杨德中是第一个获得上将军衔的警卫局局长。他深得中共第一代元老周恩来赏识，是杨尚昆的老部下。
1981年到1986年，蒋经国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委派当时在港经商的沈诚，三度北上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就中未来统一方向等问题进行面对面接触。沈诚是黄埔军校17期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工作，担任蒋经国的随从参谋，后以少将军衔退役。
杨斯德：20世纪80年代末，由国学大师南怀瑾牵线，两岸在香港密会。中方代表是前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杨斯德及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台方代表则是李登辉的亲信、“总统秘书室主任”苏志诚及健委会主委郑淑敏，此二人同时为南怀瑾的学生。
杨斯德长期在军队（三野系统）中任“敌工部长”，“淮海战役”中，他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之命，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邓小平亲自主持大陆对台工作后，具体对台政策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有些政策还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张荣恭：后来李登辉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秘密联系，由李办的苏志诚与江办的重要人物充当核心枢纽。双方曾在香港、澳门、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对话。
台湾方面由有军情背景的曾永贤、张荣丰统筹，后来增加张荣恭。大陆方面则由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宁负责。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江八点”后，张荣恭赶赴北京，向国台办研究局局长邢魁山探底。1998年8月，辜汪上海会晤前，张荣恭奉苏志诚指示访问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长汪道涵。1999年8月，张荣恭奉命密访香港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长邢魁山。
政商学人物传声：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俞大陆之行，有一番酝酿和讨论铺垫的过程。
连宋二人在正式决定参访大陆之前，就曾透过台湾到大陆来的各阶层的人士，向大陆传递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与立场。这些人士，有的是国亲两党的政治人物、党务主管，有的是与连宋有交情的企业负责人，还有的则是以学者、媒体主管的身份，传送一些有关连宋的讯息。
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张荣恭和以学者身份赴大陆的国民党“国发院院长”关中等人，经常往来两岸扮演了“触媒”的角色；亲近国民党的台湾工商建研会会长郭台强，被视为台湾工商界中替国民党传话的管道之一；而具有“泛蓝”背景的学者、媒体人士，也发挥了沟通理念的作用。
蒋经国派特使往大陆
198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台湾当局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不久，叶剑英接见应邀由香港到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蒋经国原机要秘书沈诚。沈诚到京前专程去台湾请示蒋经国，蒋经国表示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叶剑英要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和谈诚意。
在香港经商的沈诚，是蒋经国经过深思熟后，派他北上会晤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沈诚1921年出生于浙江，从黄埔军校17期毕业生后，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工作，担任蒋经国的随从参谋，后以少将军衔退役。1949年他随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台湾。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
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给沈诚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接到请柬的三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
蒋经国对他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蒋经国嘱咐他，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给沈诚一个私人任务，希望沈诚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1981年9月25日，沈诚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9月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的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
沈诚在抗战胜利后和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共过事，如今离那次见面差不多快35年了。
叶剑英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2年10月6日，沈诚第二次来到北京，邓颖超在北京接见沈诚，探讨国共和谈问题。沈诚暗示“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