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痛，莫过于西河之痛，企业之痛，亦莫过于西河之痛。

　　“我向社会、富士康员工、死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我把每一个员工当作自己的亲人，任何人的离去我都会十分心痛。……除了痛惜，还是痛惜。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郭台铭就“十一跳”道歉），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富士康启动危机公关的表演，但笔者以为这确乎是“跳楼门”事件所折射的富士康之痛最直接的表达。而由此事件引发的敏感与紧张也无时不在触痛富士康管理当局、富士康全员，同样也触动整个社会层面的思维。我们似乎都在追问：“富士康怎么了？还会有下一个吗？”可是我们没有答案，郭台铭也没有答案：“就算把我本人丢下去,也不能保证没有下一个自杀者”。

　　《战国策》有语：“士为知己者死。何谓一粥一饭之恩，能收群士之心哉。”虽富士康员工之死与“为知己者死”大相径庭，但此语确乎提醒了我们从“群士之心”的角度去反思富士康，追问富士康。企业经营，可与寻常家庭相比，亦可与泱泱大国相喻，大体有两大关键点，一为心，二为利，也就是人心管理与获取利润。世上最复杂的莫过于人心之复杂，最简洁明了的莫过于求财的简明。在企业之中，最为复杂的人心与最为简明的利润二者之间，该如何协调，如何经营，这也许就是最为核心的“管理”了。

　　社会对富士康事件的高度关注，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与惋惜，人生之最大问题莫过于生死问题，个人的死对于世界只如落花飘零卷尘埃，然而死亡对于个人而言却是失去了整个世界。富士康事件给了世人一次反思的机会，然而这种机会的到来却给我们带来丝丝悲凉。我们确乎无法给富士康开一张明晰的处方，因为富士康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实在太庞杂，关乎国家经济与政治，关乎企业经营管理，关乎人心，关乎生死；然而我们也并非无所可为，我们可以将掩埋悲伤，心怀悲凉，正视悲剧，多一点平静，少一点愤慨，若以如此心态一起问诊富士康，或许在问诊的过程中可以寻求某种解决之道。

　　郭台铭的“痛惜”表达尚有余音，然连续的“十二跳”与另外的死亡方式“割腕”却又再次将富士康管理当局和社会的期望残酷击碎。“富士康怎么了？还会有下一个吗？”人们再一次向富士康发出了略带担忧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