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田“罢工”到富士康“跳楼”,我们的工人怎么了?


   近来,在富饶的华夏大地,发生的一连串看似个案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个案了,这些个案背后昭示着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据台湾中天电视台消息,深圳富士康上月26日晚发生第12起跳楼自杀,今天早上又传出第13跳,一名女员工受重伤正在抢救。就在富士康跳楼事件愈演愈烈之时,本田广东工厂也爆发了员工不满工资福利而引发的持续罢工,目前,本田在中国所有四家组装工厂已被迫全部暂停生产。

  跳楼、罢工——普通员工的权益受到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看到这一幕幕悲剧,我的心情很沉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知道我们的工人生存困境正在一步步走向恶化。回眸2009,中国经济率先复苏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而推动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离不开千千万万中国的产业工人,如今的他们再也没有荣登《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时的灿烂笑容,代替它们的是满是鲜血和泪花。

  富士康员工跳楼和丰田员工罢工,是中国产业工人再也无法忍受煎熬的体现。看不到希望,丢失了信仰。他们的工资很少,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及很累,他们的困惑没有地方诉说,他们的权益没有人去保护,他们的生活很单调。中国工人在用生命和鲜血实现了这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实现了可持续跳楼和罢工。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老家回不去, 城市又无法立足, 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中国人是讲究归属感的,当找不到归属时,面对压力,有些人就选择了“最终的归属”。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追求发展是硬道理,强调效率至上,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都存在诸多问题。一次分配上,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二次分配上,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一个明证是:工薪族缴纳了整个个税总额的六成。三次分配上,由于法治的不健全和管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导致社会慈善中介始终未获充分发育,加上中国富豪的总体质量堪忧,回馈社会、平抑贫富的脚步相当迟缓。

  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天上人间可以一夜几十万的消费,而这些人干十多年或许才能赶上他们的消费。这些年轻人用他们的行动证明,既得利益者结成的集团并不可怕,群众的力量才是最可怕的。这些年轻人用行动表白的就是让管理层明白他们的存在,从而使得政府的调整社会分配的政策能够尽快出炉,也避免更多悲剧的上演。

  本田汽车和富士康近期宣布同意为工人加薪,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问题是这一增长速度未能与整体经济齐头并进,要知道最近几年中国经济都是以两位数速度迅猛发展。美银美林公司经济学家陆挺说:“如果中国要建立一个由消费驱动的新增长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能将更多国民财富分配给劳工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渠道。”“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想增强幸福感,也许下一阶段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收入再分配,而非增长速度,”目前政府在发展经济,扩大消费的同时,应该好好思考底层工人生活之艰难了。只有让劳动阶层的收入增加成为既定事实,未来进行的结构调整、扩大消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此外,我们的企业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妥善处理好劳资关系,企业应当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使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