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伟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抓精神病人抵杀人犯，对破案率疯狂追求的背后，除了考核压力和政绩冲动，更严重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个别执法者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对程序正义的蔑视，对法律本身的轻视。

　　蒙冤11年的赵作海刚重获自由，河南尉氏县又曝出了公安局抓精神病人抵杀人犯提高破案率的丑闻。

　　尉氏县公安局长如此大胆的办案思路和手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发端于河南省命案必破的压力。这桩奇案，不啻对司法的最大讽刺。

　　有人就此批评破案率的弊端。其实，在其位谋其政，任何职业都需要有考核标准。好比政府官员的GDP或者绿色GDP，破案率也是考核司法工作人员的一个重要标准。

　　如果不是将对破案率的追求绝对化，提高破案率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让公安人员的工作有了硬指标，让他们不敢懈怠，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感，影响着刑事案件的发生率，决定着司法机关的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反思破案率本身，不如明确追求破案率的手段——不应该违背客观规律本身，更不能一叶障目，违背法律规定和职业操守，甚至拿公民的自由、生命来染红顶子。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抓精神病人抵杀人犯，对破案率疯狂追求的背后，除了考核压力和政绩冲动，更严重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个别执法者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对程序正义的蔑视，对法律本身的轻视。

　　在赵作海案中，不仅赵作海本人声称受到刑讯逼供，连他的亲友也在警方办案期间遭到殴打；佘祥林案之所以办成了冤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本该享有的各项权利均被忽略，甚至被故意压制了；精神病人刘卫中成为尉氏县公安局提高“破案率”的替代品，更是典型地反映了执法者公然违法的恶劣行径。

　　正所谓孤掌难鸣。许多冤假错案，并非某一个公安机关就可以独立完成。公安机关破案结果，既要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更需人民法院的依法审判和量刑。其中，只要任何一个环节能坚守程序正义，类似的冤案就会少很多。比如，对赵作海案，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曾表示，造成这起错案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责任。

　　必须看到，破案率的价值目标既包括打击犯罪活动，也包括保护公民正当权益，后者才是提高破案率终极目标。任何时候，哪怕命案暂时不破，我们也不能要病态的破案率。个别人的个别恶行，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判决，是弄脏了水源。在提高破案率的过程中，给司法行为更多的程序保障，给制造冤案者更加严厉的惩罚，不仅关于个案公平的实现，更关乎整个社会正义的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