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谷：中国急需改革作协推行职业作家制的三大理由

                       王若谷

    去年（2009年），我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职业作家制度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文章，主张废除机关衙门作家制，尽快推行职业作家制，获得广大读者和作家的认同，引起强烈反响。

  这以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我以为，铁凝的这番话，明显是冲动的气话，就是冲着我的文章来说的，很失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没有任何理论和道理。

   我在不久前写的文章《中国作协改革为什么迫在眉睫？》 中，已经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我的看法。现在我愿意再次谈一谈关于中国为什么急需改革作协推行职业作家制的三大理由。

   首先，且让我们来看看网友揭露的几个鲜活生动例子。

   据说吧，浙江的某市国土资源局的前局长，身为作协作家，却贪污受贿，还在庭审中自导自演“庭审秀”，其律师一语“副处长级无权审正处级”的言论，引起哄堂大笑，这种“官本位”嘴脸，实在荒唐的可以。这样的作家能写出什么作品呢？可想而知了。

    xx省文联副主席段x，本来是一个政坛赋闲的失意者，到省文联来当副主席，只为保住其级别、待遇，曾主管《xx文学》，在审读作品的过程中，看到小说中的一个坏人姓段，他把副主编叫到办公室来，强令修改小说中的人物姓氏：“不准姓段！”

     还有一位某直辖市作协副主席违法到中小学推销自己的书籍。据网友揭露他竟然还是北大教授：“我读北大时，x教授是我的班主任。一天他叫我去他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看《金瓶梅》，我说是洁本。他说洁本也不行，还说洁本也有西门庆和潘金莲在秋千上性交的细节。我是女生，当时我感到别扭，认为他是在用语言调戏。果然，谈话快结束时，他说他有全本《金瓶梅》，问我看不看。我从心里厌恶他。回宿舍哭了很长时间，这就是我梦想的北大”？

    这几个例子我没有具体调查过，但是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几乎已经不能算是新闻了。
   

    看吧，就是这样的一些不懂文学的官员来把持、管理中国的文学艺术，他们大把花纳税人的钱，机关衙门作家制的作协体制成了他们的蜜罐子，成了中国文学的垃圾场，同时也成了纳税人的包袱。现在，我们应该比较能够从感性上明白中国为什么急需推行职业作家制了吧？

    其一，真正有成就的作家，不仅仅是时代和历史的记录者，而且必须是思想家，有自己的思想。而被养起来的作家，不管他原来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一旦被养起来以后，都会失去自己的思想，
    失去自己思想的作家，还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呢？

    古今中外，历史上，被养起来的作家有哪一个还能够写出什么文学史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在现代文学史上，难道不是也只有鲁迅、巴金这样的职业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才能够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么？！
    现在的机关衙门作家，他们现在有哪部作品能够被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能够青史留名呢？

    在现代，韩寒、郑渊洁、阎延文、李锐等职业作家，即依靠写作和编辑为生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

    被养起来的作家能真正为人民为老百姓唱赞歌就好了，人民的钱也算没白花。可惜，看看陆天明博客吧，先是骂两会，接着骂总理，吃着鸡鸭鱼肉还怨天怨地，总理日理万机去灾区指挥抗震救灾，陆天明竟然说这也是“腐败”，你们怎么不敢去批评总理坐专机？云云。公然把他们开一个文艺性质的一般会议，同总理急如星火的指挥抗震救灾大事相提并论。再看看谈歌大骂玉树捐款，他竟然说一位职业作家个人捐款高达138万是炒作。这样的作协，还能够为人民为老百姓唱赞歌？他们狂妄的对两会、对总理、对玉树捐款都敢嬉笑调侃、粗口连连，还能指望他们为人民唱赞歌吗？他们不是已经和人民公开叫板了么。可见包养制的机关衙门作家制不但养不出好作家，还只能把野狗养成家狗，再养成疯狗恶狗。老百姓都知道，养得肥疯饱胀的狗，可能就变成了疯狗，而疯狗照样会咬主人。如此而已。而已！

    其二，愤怒出诗人，也出作家。这是一条文学史的规律。所谓愤怒，就是说诗人作家必须有鲜明的爱恨之情，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必须同人民群众喜怒哀乐感情相一致，这才能够写出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受人民喜爱的作家。

   可是在机关衙门作家体制下，作家们一个个养尊处优，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感情，已经完全没有了同人民群众喜怒哀乐感情相一致的联系渠道。他们如果要写一点什么作品，还需要去搞什么“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人生目的和本来生活。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因此，取消作家协会的财政拨款，对其实行“断奶”，完全是对他们的挽救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他们的喜怒哀乐感情同人民群众相一致，这样才能真正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和人民的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