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为什么要等受害人“复活”才能得以昭雪？
一、受害人复活，真凶入网，冤案才能得以昭雪。
2009年5月9日上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高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布赵作海无罪。无辜的赵作海已被囚禁了11年之久，在狱中的赵作海听到法官的无罪宣判后，赵作海沉默半晌，最后抑制不住地涕泪横流，失声痛哭。2005年，湖北“杀妻”冤案受害者佘祥，同样是在入狱11年之久后，真正的凶手出现后，冤案才得以昭雪，释放时泣不成声。湖南怀化“滕兴善杀人案”受害人“复活”，后，滕兴善已在16年前被处决。其家属得知真相后，在其坟前痛不欲生。辽宁省营口县（现为大石桥市）水泥厂职工的李化伟，在他上班时，已怀孕6个月的妻子在家中被杀，后来李化伟被判为死缓。时隔14年后，真凶意外地浮出水面。 得知杀妻真凶已被擒的消息，狱中的李化伟狂呼妻子的名字，声声不息，直至嘶哑，闻者无不动容……云南省昆明市民警杜培武“故意杀人”案，被判处死缓，两年后直到真凶入网后，才被宣布无罪，还有胥敬祥，聂树斌等等…….每次看到这样的报道后，总是感到震惊、痛心。为什么这样的多案件非要等案件受害人“复活”，真凶出现，才能得以昭雪呢？在受害人复活，真凶入网前，我们只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吗？
笔者从事10多年专职律师，辩护大大小的案件不止一起，遗憾的也不止一次，但幸运的是2009年4月份，办理山东省临清市马东超抢劫杀人一案，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我们受马东超姐姐的委托，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复核时，会见被告马东超后，依法向最高院提出相关的复核意见。现该案已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相信此案也可以昭雪。
二、被告人口供如何而来？问责刑讯逼供。
在上面的几起冤案中，相信每个卷宗中都有被告人供认杀人的口供与相应的证据相佐证。足以证实被告人对致死受害人的事实和经过供认不讳。那么这些被告人的供述是怎么形成的，答案是不言而喻。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早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行为加以制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将“无罪推定”写入其中，使刑讯逼供失去了理论基础；修改后的刑法，更是对刑讯逼供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制裁措施。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刑讯逼供行为仍然未被有效制止。原因何在？ 过分看重“口供”的价值，是造成刑讯逼供的直接原因。虽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早就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虽然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在严刑之下，“口供”是极不可靠的，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因。但是司法人员靠口供破案、断案的依赖心理仍挥之不去。 因此，建议对审讯嫌疑犯时采取客观有效的监督措施，防止刑讯逼供日后的屡禁不止，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冤案带给我们的反思。
太多的司法人员根本无视法律的明文规定，一意孤行，唯我独尊，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至于辩护人提出相反的辩护意见，更是不屑一顾。特别是公安侦查人员的审讯笔录，无论是否符合常规逻辑和法律规定，都会被是认定为至高无上的证据，更是凭这些口供定认定被告人犯罪无疑。这已经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而是一个社会共性的问题，是大多数司法机关通用的手段。第一起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出现，最后被认定无罪后，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以已经在反思了，可是，这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反思结果吗？反思后是否采取了客观有效的具体措施呢？公安部、最高院、最高检一再强调禁止刑讯逼供，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的刑事诉讼权利；然而，个别机关司法人员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手段，在履行非正常司法程序后，经过巧手包装，一手遮天的安排，从下至上的呼应，将这些冤假错案化妆成为顺理成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案件，对办案人员给予嘉奖，有的得以升迁。
而刑冤假错案的背后，所谓案件“被告人”一辈子毁了，更毁了整个家庭。这不但毁了个人的前途、名誉，更使得个人的心理受到严重的创伤。冤假错案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国家法治的严肃性和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在出现了赵作海、佘祥林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后，我们的司法机关应该采取行动了，有错必纠，一纠到底，以抚慰受害者痛苦，追究责任者责任，并挽回错案不良影响。面对这种层出不穷的现象，我们宁愿错放三千，也不能冤枉一人。这是国家法制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
为此，我们只能再一次发出强烈的呼吁，尽快完善冤假错案监督机制，并尽快改革相应司法制度，落实民主监督制度，杜绝赵作海等悲剧事件的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