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下一步改革，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矛盾是长期的，因此改革也是长期的，当然也就会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推进理论创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也不能迈出新的步子。我觉得下一步改革要解决两个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有经济是不是当得执政基础？
国有经济到底如何定位？现在好像还没有解决，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国有的是社会主义的，非国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涉及到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如果定位在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那就当然不能退，只能进，只能加强，不能减弱。
但这并不是说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好，我记得起草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的时候，有的同志曾经提出来要把国有经济比重写进去，我是反对的。如果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以下几种现象怎么解释：第一，苏联解体的时候，强大的国有经济为什么没有支持苏共继续执政、没有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下去？第二，20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一般占30%左右，有的高达35%，却没有人说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浙江省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国家投资少，当然国有经济比重低。虽然国有经济比重较低，但是经济发展很快，人们的富裕程度很高，社会很稳定，连要找个练法轮功的都很困难，因为大家都忙于创业。第四，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低得多，但没有人说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请了九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2004年1——10月，国有企业的利润就达4000多亿，那时候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国有企业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改革了。我在会议上谈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我说我不赞成“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中心环节”的提法，应当把改革的中心环节转到政府改革层面，政府改革可以带动其他方面改革。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很重要，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不可盲目乐观，原因包括：第一，要看到这4000多亿的利润主要来自垄断经营，其中7个亿垄断企业就占了67.7%，中石化一个企业就1000多亿。第二，那时候161个央企中，还有80个企业是亏损的。第三，国家大量的投资、贴息、债转股等，债转股1.2万亿，紧鞍钢债转股就有64亿，还有大量的贷款。第四，国家政府已经为国有企业坏账核销了1000亿，申请注销的资产3700多亿，加起来4000多亿，跟利润差不多。第五，当时国有企业利润一分钱没有交给国库，“全民所有制”跟“全民”没有关系。
国有经济到底为了什么？恩格斯曾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现在还有一些人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包括奥巴马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就说奥巴马也要搞社会主义了，简单地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我们在理念上还没有解决好。
我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而是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说明这个道理；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问题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党的执政基础就牢固了。
第二个问题，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
有人认为，现在出现了“公降私生”的趋势，突破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底线，所以不是搞社会主义了，现在需要搞阶级斗争了；有人不断地算公有制的比重，低于50%就认为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了。怎样理解公有制为主体地位？我想还是运用 2003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同志主持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财富和民间资本越来越多。个人财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比例的增大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的资料，到2000年底，全国社会总资产约为38.5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为13.24万亿元，占35%；非工业经济为25.26万亿元，占65%。个人的金融资产超过12万亿元，已超过11万亿元的国有资产。而且随着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将会继续发生变化。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工业生产领域的比重约占70%，而公有制经济比重约占30%；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超过了8000万人，而国有企业的在岗职工人数只有5000万人；对外贸易，非公有制经济出口占了56.5%，进口占了58%；非公有制经济对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占了66.71%。这些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主力军，而不是生力军。
针对这些新情况，怎么办？有两种选择：
一是原来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不变。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的理解，从数量型转向功能型——从功能上、质量上解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基金，扩大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二是完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把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党的文件也应如此。不能认为，过去党的文件上写的就不能改动了。事实上，我们党的文件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内涵、概括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来十四届三中全会修改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此我在第一次大组会议上提过意见。为什么这个提法也要与时俱进？因为它涉及：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国家还是市场；宏观调控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很高兴地看到，现在的文件已回避了这个提法，只说“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以上是我七年前的讲话记录（详见《改革文集》第155页），一个字都未改动，当时所用的数据虽然老一些，但仍可回答如何正确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根据2010年3月26日在中国体改研究会“宏观经济和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