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是零星而偶然的。中国的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行记成为了古代文化交流为数不多的见证。1618-1648年发生于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及其战后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从而拉开了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序幕，世界各国逐渐习惯了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冲突与合作问题的国际政治生活。4个多世纪以来，国际会议决定国际政治的传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议程的内容。

　　最早的国际议程是对战争结果的合法化。谈判桌下厮杀，谈判桌上分赃。因此战后召开的会议的主要功能就是确认胜利者的既得利益。威斯特伐利亚会议是三十年战争的总结大会，以法国为首，包括瑞典、丹麦及在宗教改革中获利德意志诸侯组成的新教集团从以神圣罗马帝国为首，包括奥地利、西班牙及在宗教改革中受损的德意志诸侯组成的天主教集团中获得了独立、领土和新教的合法地位。之后的国际会议基本上延续这一套路。维也纳会议是反法同盟对拿破仑帝国进行清算的会议，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是协约国对同盟国的宰割盛宴。而联合国的成立最初是为了处理战后问题，防止轴心国东山再起。

　　核武器的出现宣告了世界大战的终结，因为核战争的结果没有赢家，战争也就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世界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变成和平与发展。和平的主题是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各国政要小心翼翼地谈判以免不小心打开潘多拉匣子而使人类陷于灭顶之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力图保存在遭到核攻击以后摧毁对方的力量，即“恐怖的核平衡”。而发展的主题更像是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各个国家就贸易问题展开大战。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欧之间就接连不断地爆发了“地毯战”、“玻璃战”、“人造纤维战”、“冻鸡战”、“酒战”和“小麦战”等等。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从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品纠纷、70年代的钢铁纠纷发展到80年代的全面经济摩擦，到90年代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做生意已经成为更重要的事情。

　　到了20世纪90年代，环境问题逐渐提上了国际议事日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标志着一个绿色文明时代的开始。1997年，世界各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制度设计，明确了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不同的国家也围绕碳排放的问题展开激烈的博弈。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会议，它将对京都会议后确立的国际减排机制进行调整。各个国家都以此为契机，努力探索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攸关人类命运和各国发展前途的大事。

　　议程的变迁，清楚地反映了权力转移的轨迹。在军事主导政治的时代，战争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各国的将领是国际议程的主角，谁赢得了战争，谁就主导国际议程；在经济主导政治的时代，贸易谈判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各国的商务代表和企业精英是国际议程的主角，谁赢得了国际贸易，谁就成为国际议程的焦点；在知识主导政治的时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科学家和知识精英是国际议程的主角，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成为国际议程的制定者。

　　在议程决定政治的时代，各个国家都想成为议程的制定者，它们就国际议程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英国是第一个世界霸主，它凭借着超强的军事经济实力而主导着19世纪的世界议程，并先后击退了拿破仑的法国和威廉二世的德国发起的挑战。美国是第二个世界霸主，它凭借着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对国际组织的控制主导着20世纪的世界议程，并解除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击退了日本、欧洲的经济竞争。当2008年的金融风暴肆虐华尔街的时候，各国政要在安徒生创造童话的地方开始了新的世界议程。然而这是一个领袖难产的时代。实力受挫的美国显然已经没有能力和意愿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而中国做好了接班的准备了吗？显而易见，中国的制造能力令世界震惊，但是我们还缺乏一个大脑。一个能带领世界走出埃及的大脑。我们不仅要以强大的制造能力推动世界发展，还要以同样强大的创新能力帮助世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