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资金推动是房价疯狂飙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和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6232亿元，比上年增长16.1%。其中，国内贷款11293亿元，增长了48.5%，这部分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银行。今年一季度房地产贷款继续增长，其中，个人购房贷款新增5227亿元，季末余额同比增长53.4%，比上年末上升10.3%；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3207亿元，季末余额同比增长31.1%。这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房价不断大幅上涨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如果仅仅从资金来源入手，通过对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房贷政策，严格控制二套房贷、限制三套房贷，打击的是部分借助房贷进行炒房者，对资金充裕的富人、财团和开发商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只能在短时期内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或使房价有所回落，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规范房地产市场，无法使房地产回复正常状态。

要规范房市发展，还必须消除房价上涨的动力，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直线上涨。土地国有和不可交易性使中国的房地产并不具备商品化的条件，强制推行市场化，只能使其畸形发展。土地资源政府垄断，导致其供应的有限性，家庭分蘖、城市化等因素则造成住房用地长远需求的无限性，特别是“招挂拍”制度的实施，使竞争变得不可控，土地价格非理性飙升，成为房价上涨的原动力；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到位、社会诚信缺失又使得各种交易信息失真，囤地、捂盘、欺骗消费者等现象极为普遍，也使房价脱离现实，不断疯长。

过度的流动性成为房价上涨的助动力。政府强制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以来，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扶持、激励不足，使这些产业经营日渐困难，利润空间越来越窄小，而房地产的暴利引发各种企业的逐利效应，大量投资流向房地产业；各商业银行急于在这一暴利行业分得一杯羹，为谋取巨额利润而产生强烈的放贷冲动，为开发商融资和个人房贷大开方便之门；趋利心理和对房地产的上涨预期，令不少投资者把住房当做获利大、回报快、风险小的投机市场，纷纷加入炒房队伍，使得这一产业受到巨量资金推动，房价连创新高。

政府财政扩张欲望为房地产注入兴奋剂。由于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失当，国家财政资金集中到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超过60%的事权却只有不到40%的财权，为了追求政绩，实现“保八”目标，增加财政收入，要么就依赖“土地财政”，使GDP变成“挤地皮”，靠卖地过日子，花未来钱；要么举债发展，通过政府担保向商业银行贷款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么进行所谓的“城市经营”，让商品房开发商负责相关市政工程建设，并把这些成本转嫁给购房者。这些做法都使得房地产业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价格也不断攀升。

权力寻租行为间接推高房价。“招挂拍”制度虽然使土地出让过程暴露在阳光下，杜绝了土地交易中的贪腐行为，但在房地产项目规划、立项、招标、报建等政府审批环节和征地、拆迁、施工质量检查监督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潜规则”，权力寻租行为非常普遍。一些官员借机索贿受贿、大肆敛财，要么收受现金，要么收受房产或其他贵重物品。如上海房产局副局长殷国元受贿3671万元，另有812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山东聊城市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潘某受1000余万元，另有60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福州市房管局原局长张文俊在办理土地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仲裁、协调解决房屋产权证及人事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119.3万元、港币3.5万元、美元6000元、金条5根、手机１部、寿山石１块；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斌（正厅级）受贿170万元等等，这也使得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大大增加，间接推高了房价。

政府不作为导致住房供需矛盾加剧。随着城市新家庭增多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但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缺位，对开发商囤地、捂盘、哄抬房价打击不力，造成住房大量空置，空置率高达26%，供需矛盾日益加剧，住房成为稀缺商品，房价也因此被人为抬高。同时，政府在教育、医疗、服务等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失衡，一些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服务资源，房价不断走高，带动周边甚至整体房价走高。

住房既具有社会保障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政府必须认真分析查找影响房价的各主要因素，建立市场、保障相结合的二元阶梯式住房制度，做到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多管齐下，有效调控，彻底消除房价上涨的各种动力，才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