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读“甘泉、徐景安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价值中国上看到甘泉、徐景安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对许久以来关注的理论问题有了强烈的共鸣；整理了自己的思路，有了如下一些认识：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这是经济学的一般概念；之所以冠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因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为了区分两种政治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形式没有改变。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因素”而混淆国家之间的政治区别；是理论上的糊涂、政治上的错误。世界当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就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即使只有一个中国在实践社会主义，就凭千年历史、巨大人口、巨额经济和政治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包括狭义的和广义的两部分，广义部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关系；从经济方面研究商品经济，与从政治方面研究市场经济，是并行不悖的、相互补充与包含的。可以承认社会主义的发展存在许多误区与错误，但是不能否定历史的进步与必然；马克思主义对公有制的肯定与期望没有错误，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对私有制的消亡提供否定与它途。把社会主义前进中的曲折和调整，看作是失败和错误是无知和幼稚。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本来是处于第二位的生产关系凌驾于原本是第一位的生产力之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发展规律时，以历史、政治方面阶段性的促进要素脱离了、忽视了或者完全代替了生产力本身的要素和动力。在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上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但是由于经验和理论的局限性，存在一系列的不足和欠缺，这是历史的客观，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正如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初期的错误可以总结和批评，但是不能把错误路线下英勇牺牲的烈士都归于无所谓甚至反动；他们同样是中国革命前进中不可忽视和抹杀的贡献者。我们看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领袖人物都应如是。
当然，由于对历史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实践，我们有必要继续理论方面的研究；政治方面的“不争论”不代表理论方面“摸着石头过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早就告诉我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界、思想界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系列不足和问题，一直表现出不满和忧虑，这是责任心和进步性的体现。我认为国家、民族、人类的希望就在于此。今天网络上提供的讨论和研究，有许多不足和欠缺，如书生气太重（这或许是中国文人难以为政的传统使然），但是总是在继续、在深入，总会发生一些作用的。
对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归结为“公平，公正，有序，可控”，我以为并不准确；因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发展中的部分国家，在现存法律体制下都相对做到了这些。从甘泉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不认为中国是实现了这样四点的，而美国倒是比较充分的实现了“公平，公正，有序，可控”的，因而是比较接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观点反映着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的认识，我以为特别需要给予批判。当然，我要特别说明不是政治上文化大革命式的批判，是理论上、学术上的讨论式的批判。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本来是很清楚的，就在于两者社会政治体制的不同；前者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的，后者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为主体的。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实质内容与表现形式，在现实生活发生了交叉和混同，如国家所有、股份制，是历史、实践和发展的客观存在。这正是理论研究的困难所在，是思想认识的问题所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理论的不足和认识的模糊，不敢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落后性再提出比较；在当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泄气了，把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与否定社会主义的优势混同了。仅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我们对于在世界政治经济竞争环境中中国的表现，难道就仅仅是一个“负数”可以概括的吗！我们承认存在众多的不足、甚至错误，但是谁又能要求历史十全十美和社会实践完备不缺呢！
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历史都曾有过低谷时期、困难阶段，但都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和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是历史长河、实践发展中，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一定阶段。不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今天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从误区走向错误、走反方面。矫枉过正是必然现象，但是政治上、历史上、实践中、社会里的过正，都不能使理论走向反面、走到对立面去。理论的界限必须划清，这是我们廓清学术界线不可逾越的限定。思想认识的含糊造成理论研究的混淆是学术界、理论界出现错误的大忌。我们不是不能与美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长的发展中国家，与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差距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的。向美国学习、向资本主义学习，都是可以的、应该的、必须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自己的全部、否定发展的方向；那样就因噎废食了。
这里就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给予澄清了。所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在阶级社会里是相对概念；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公共利益，这样就没有办法正确区分不同的社会性质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公有制为基础、为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不能以政治为中心、搞政治压倒一切哪一套，但也不是经济为中心就不要政治了、讲和谐就不敢提阶级了。邓小平的不争论没有否定四个坚持，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忽视了；客观上顾不上不能原谅忘记了、丢弃了的错误。坚持正确的方向，就不要忘记历史、忘记根本，就一定要认真记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观和阶级论。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绝不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决不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可以自然而然的走向共产主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需要创新、走出新的拐点。我同意徐景安先生“中国需要完成新的转折、推进新的改革。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提出，是引领中国新转折、推进新改革的好口号。可是，解释来解释去，还是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第一，理论上、理念上没有突破和进展，哪来新政策、新措施、新改革、新制度？”究其根源，是从邓小平到今天的中央领导，都是好政治家，没有好理论家。这里反映出历史是需要领袖人物的，是需要天才的；没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式的人物，何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何谈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把领袖与民主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幼稚的。世事造英雄、英雄造史实，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期待中国革命的历史造就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能够服人的创新的革新理论来。
在此之前，我们从坚持四个原则入手，是应该能够保证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不过我想应该把顺序重新排一下：
首先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只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指导正确的革命实践。离开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和阶级论，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今天复杂多变的世事和事实。比如说公有制的表现形式，国有制不是最好的形式，股份制在什么限定下会更好一些呢？没有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就难以把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制为主体的两种股份制区别开了，也难以分其优劣。又比如特权阶层的产生和存在，这是一种历史和分工的必然；掌权阶层是必然会出现特权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拥有一定特权。如何限定这种特权，如何克服这种特权带来的负面作用，有保证进步与发展的前行；我们不能靠义愤和指责来解决问题的，一系列的方法和制度不会仅靠经验和感性来制定的。
其次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现实，企图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路是走不通的。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在内部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外部被强势的竞争挤压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以为美国的先进生产力产生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从而可以带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是痴人说梦。认为反正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我们这几代人应该考虑的问题；除了证明自己的自私以外，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利益早就被抛之云外了。
第三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为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多数人的基本利益。现在中国出现的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确实也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消除这样的现象，只有靠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有谁能够提出更好的办法吗？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没有物质的、思想的、文化的基础，少数精英群体的精神文化代替不了庞大的劳动群体的政治文化。
第四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其他的政党可以替代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数十年艰苦卓绝、英勇牺牲、正确领导换来的，是数亿人民群众认可和支持的。我同意不要一党专制，但也不要多党轮流执政；一是中国没有可以和共产党抗衡的另一个党，二是中国没有成熟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文化大革命和今天法律的不完善就是证明）。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不争气、腐化变质了，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自会选择自己的代表。
以上个人的一些见解发表出来是对国家、民族和人类进步的关切、是关乎理论学习的争鸣，任何的不妥，责任自负。
甘泉、徐景安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