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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力建设市场经济，使得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物质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强大。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近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的持续高增长率和成功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伟大经济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国外一些媒体开始提出“中国模式”，以此来推介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随着国外媒体的热介，国内的一些学者和媒体也随声附和。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建设真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模式”吗？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持续高增长率以及强抗危机能力，不是中国自己创造了优越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缘故，而是偌大的中国社会从完全计划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向官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所固有的特征。

　　要论中国能够创造的“中国模式”，估计还是在遥远的未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不应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而是不同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社会主义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情境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她要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普适的社会主义文明，这个文明要保证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可持续性地生存下去。如果中国没有建构出这种文明并领导世界进行文明转型，那么中华民族将会同其他民族一样，成为资本主义毁灭的牺牲品，而中华民族也会丧失自己存在的世界性意义。下面我就详细地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持续高增长率以及强抗危机能力进行分析，并对中国构建新型的儒家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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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经济发展高增长率和强抗危机能力的阐释

　　在解释中国经济为何在近年来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之前，首先要阐释“经济增长”这一社会现象。

　　“经济增长”这一社会现象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才能维持较高的就业率，进而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无论是在中国二十世纪以前还是在西欧十八世纪以前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其经济形态都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以自然经济为核心的农业社会中，多数社会成员耕种的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够满足大部分的生活需求，他们相互之间很少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商品交换率是很低的，市场也是零散存在的，工商业只是处在萌芽状态。自从十八世纪末英国发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社会中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工人，他们被迫离开了自足的土地，开始在城市里过着拥挤的依靠出卖劳动力才能为生的市民生活。由于没有了土地，他们对商品交换产生了高度依赖。没有交换，他们几乎就无法存活下去。

　　我们知道完成交换活动需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衡量商品价值的货币，一个就是能够满足人们欲求的商品。每从自足的农业社会中向城市输送一个工人，就会增加一份交换的需求，而用于交换的货币和商品就会比原来增加一份。如果假设原来自足的农业社会交换总量为0，共有M个农民，他们需求的平均物质总量为N/年，那么每从农民转化为一个工人，全社会交换的增加量就为N/年。如果M个农民全部转化为市民，全社会交换的增加量就为NM/年，而全社会用于交换的货币和商品量就从原来的0增长为NM/年。当然NM只是全社会工人们增加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每一个工人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奢侈品，比如平均需求量为G，那么全社会用于交换的货币和商品量就从原来的0增长为M（N+G）/年。由此可以看出，交换频次的增加必然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社会交换总量的增加，流通的货币和商品总量也在增加，表现出来的就是经济增长的社会现象。

　　我们在对“经济增长”有了初步的直观认识之后，就不难理解中国社会为何能够在近几年保持高增长率和强抗危机能力。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增长率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低增长率相比较而言的。为何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较低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经过近三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完成了从自足的自然经济向高度交换的市场经济的转换，他们早已经历过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成长期，处在经济周期性调整的成熟期。因此，在世界市场的交换日益频繁的情况下，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在较高频次的市场交换基础上大幅度提高社会的交换总量已经不再可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近几年经过私有化改革，正处在资本主义快速成长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本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经历过的。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是处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状态，而计划经济的限制使得这种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社会交换频率更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通过推进私有化改革为市场经济的培育提供交换的基础，而不断地推进城市化建设就是要把大量的自足的农民转化为没有土地的高度依赖于市场交换的工人和市民。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基础建设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交换的角度来看，人口越多的国家，其交换需求的总量就越大，其市场容量的规模也就越大。中国有着13亿人口，其理论上的交换总量和市场容量都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中国从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走向高度交换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将会是长期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经历一段高速发展的成长期，也就是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时间。中国近十余年经济发展出现持续高增长率就是这段高速发展的成长期所具有的特征。由于中国的市场容量和需求总量远远大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期将会比西方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长的多，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从自足的农业社会走向高度交换的工业社会，正在把大量的自足的农民转化为高度依赖市场交换的工人和市民，这个转化过程已经创造出了巨大的交换需求和市场容量。正是依靠这种内在的交换需求和市场容量，中国成功地抵御了来自东南亚经济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这两次经济危机都是发生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一方面半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功能使得中国大部分农业地区处在稳定的状态，一方面急剧扩张的城市化创造的巨大交换需求和市场容量化解了来自外部的冲击。总之，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帮助中国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次经济危机。

　　因此，中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后期所呈现的持续高增长率和强抗危机能力的两大特征本没有任何新颖之处，它们不是源于所谓的不同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而是中国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走向高度交换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完成而终止，并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进入低增长、周期性危机的成熟期。因此，“中国模式”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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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社会带来的两种严重危机

　　我们从本文第一节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并没有任何值得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夸耀和宣扬的经验之谈，而西方媒体对“中国模式”的热介也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历史错位导致的，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恰是他们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发展阶段，只是他们在自己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这段历史。此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但没有任何新颖之处，还会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样给中国社会带来两种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中国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尘的现代化建设无非是再为世界增添一个高消费高破坏的巨型工业机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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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精神危机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就一直将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具体体现在对GDP高增长率的追求上。我们知道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衍生出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GDP增长的最佳途径。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遵循着自主的供求规律，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只有不断地增加社会供需总量才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增加国内的需求总量，中国政府不断地刺激国民消费，也就是推动国民原欲的放纵，使他们处在高消费高破坏的纵欲状态；为了提高国内的供给能力，中国政府已经将大量的国民异化成与那些无生命的生产工具没有本质差异的劳动工具，使其长年累月地在近似于牢狱式的厂房里从事规模化的工业生产，继而为广大资本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无论是广大工人和农民被政府推动着去不断地纵欲还是在新兴资本家的生产工厂里被异化成生产工具，都会给他们带来心灵的荒芜和精神上的虚无，而精神上的虚无必然带来社会个体普遍地堕落与沉沦。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所看到的伦理道德普遍缺失，官员腐败荒淫，民众廉耻丧尽，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更象只会生产与破坏的畜生。无疑，中国政府推行GDP至上的拜金主义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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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生存危机

　　所谓的“生存危机”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进而威胁到人类在地表的生存。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建立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上的，无论哪个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必然要破坏本国的自然环境。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看，“经济增长”就是资本持续增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规模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推动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通过私有化的自由竞争聚集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继而保证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这种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却是让社会上的大多数民众转化成为无产者为代价的。资本主义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就必须让无产者生存下去；而无产者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大多数无产者要想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就必须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就业岗位；而资本家要想创造出足够的劳动就业岗位，就必须保证自己的企业处在发展的状态之中。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大量的无产者就会被释放出来而走向赤贫化，这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而言就是一场灾难。因此，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的，而要想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可持续性地制造大量满足人类原欲的人工造物，要制造大量的人工造物就必须破坏大量自然物的自然分布秩序进而获取自然质料。然而，破坏自然物的自然分布秩序就是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政府为何一直在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被动地追求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的社会已经陷入依靠高消费高破坏去实现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怪圈中。与经济持续发展相伴随的是中国也和世界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各种自然环境被破坏而导致的灾难：我们正在遭受气候变暖以及由此而来的旱涝、土地荒漠化，我们也在遭受工业生产带来的化学物质污染以及由此而诱发的生态灾难，我们还会在未来遭受自然资源枯竭而带来的社会混乱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社会因发展经济而无节制地纵欲消费所导致的恶果。各种环境被破坏而导致的灾难已经和正在降临人间，并在整个大地上肆虐。面对这些毁灭性的灾难，我们还能继续依靠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解决吗？

　　我们知道无论是精神危机还是生存危机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来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威胁着人类在地表上的可持续性生存，它们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文明正在走向失败。那么我们中国还有必要不遗余力地往这条正在走向失败的文明路径上迈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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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模式：一种儒家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建构

　　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危机正在加剧，但人类在重重的危机中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逐渐麻木。在精神危机方面，人类将伪饰原欲本能的人权、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态当着普世价值进行追求，进而安于这种畜化的状态；在生存危机方面，人类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繁荣的假象所迷惑，更希望通过现代科技的发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环境问题，丝毫不去怀疑科技破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的本质。因此，人类要想拯救自己，就不能继续寄希望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唯有中国古典文化真正能够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进行全面有效地批判，唤醒人类对自身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畜化的精神状态的反思，并把人类引向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之路。中国以及中国古典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她能为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提供一种可以保证可持续性生存的新型生态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深刻内涵所在，具体体现在儒家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的建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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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儒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重构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内涵的价值观，它是文明内在的灵魂。价值观是引导文化共同体行动的指南，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有什么样的行动，就会创造什么样的文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形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人权、自由、民主和平等为诸形态，不断地推动西方社会走向原欲的放纵，而原欲的放纵外化为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增殖资本的经济活动建构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衍生出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要实现资本主义文明的转型，首先就要实现这种价值观的转换。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行转换，才能彻底扭转现代人类社会的追求，继而改变人类的行动，引导人类去创造新型的文明，最终走出现代精神和生存危机的阴影。那么要用什么价值观来替换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呢？无疑，就是内涵在儒家思想中的以自律、民本与和谐为主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中国上古六经文化和儒家文化内涵的价值观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是隐而不显的，一直自发地引导历代的中国社会去建构和谐的社会秩序。二十世纪以后，当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已经强烈地影响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时候，以人权、自由、民主与平等为主要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就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价值观提供了参照的基础。为了复兴中国古典文化，解决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危机，我们需要在参照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彰显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使其进一步得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理解与接受，并最终推动人类文明的转型。

　　只要我们深究中国古典文化（上古六经文化与儒家文化）内涵的价值观，就不难发现其与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始于人性的完善，成就的是完善的人性，因此它是人本主义的；它追求的是在推动社会和谐（家齐、国治、天下平）的过程中成就个人的人生意义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起点是个人，终点是社会，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的。这种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中国古典文化赖以建立的基础，它的具体的表现形态就是自律、民本与和谐的价值观。

　　首先，自律是社会个体完善的存在形态，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社会个体通过对各种道德行为的实践，达到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原欲，继而促进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和谐。与西方文化追求的放纵原欲的自由状态不同，自律完全是要人性做原欲的主人，通过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心灵，实现人性的自醒与自觉，继而为在社会中更好地展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实现人生价值打好基础。

　　全社会的道德自律可以形成推动政治自律实现的社会环境，继而形成一种民本主义的公共政治形态。在社会主义价值诸形态所主导的社会里，民本政治是每一个社会个体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得每一个达到自律状态的社会个体都可以通过对公共权力的合理使用去促进社会的和谐，推动国家的治理，维护世界的和平。因此，民本政治是个体自律的社会化扩展，它建基于公务员的自律，实现的是社会的和谐。与西方文化中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价值观不同，民本政治不具有阶级性，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和谐的价值观是以社会整体为最终目标的，它要求处在社会整体各个层次上的每一个个体严格地恪守相应的道德义务，遵守相应的社会秩序，继而处在良好的自律状态之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全社会的安定。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的平等价值观不同，和谐指向的是社会整体，它通过对处在各个层次的社会个体的道德义务的规定去实现社会的公正，并在层次差异决定的不平等中去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个人主义的平等只是一种虚幻的原子主义假设，在这种人人平等假设的前提下进行的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最终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对财产权的规定是人人平等的，但是市场的自由竞争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社会阶级的分化，一方面是占据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资产阶级，一方面是沦为生产工具的无产阶级。

　　此外，和谐不仅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人类与自然的领域。这就像一个社会内部要想和谐需要人人自律一样，而人类与自然之间要想和谐，需要的也是整个人类的自律，使得自己原欲的释放与满足保持在一种适度的状态，而不是无所顾忌地放纵，任意破坏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来说和谐社会的重建需要生态文明的再生，用这种生态文明去替代毁灭性的工业文明。

　　自律、民本与和谐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成就的是人类自身，它通过每一个社会个体人性的自醒与自觉，阻止原欲的放纵，继而避免人类异化成为原欲放纵的工具。自律、民本与和谐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但可以成就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人生意义和实现人生价值，提升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存在层次，丰富其心灵与精神，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原欲的控制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继而实现人类在地球上的可持续性生存。因此，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一旦成为全人类信奉的终极价值，它就能推动人类的文明转型，由毁灭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上可持续性生存的儒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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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向儒家社会主义生态社会的文明转型

　　儒家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未来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置换所推动的文明转型，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制度层面的和社会存在层面的。

　　在政治制度层面，儒家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建构，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自然过程，它会在自律、民本与和谐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逐渐衍生出来，成为保证社会主义价值观实现。

　　在社会形态层面，儒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形态就是新型的农业生态社会。由儒家社会主义价值观推动的文明转型就是实现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向生态主义的农业文明的重新回归。回归后的新型农业社会将会保持适度的工业，并形成以生态农业为主导的生态主义文明。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向生态主义的农业社会转型将会有一段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并由原来的高度交换依赖型的市场经济社会向半自给半交换的自然经济转换。由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和谐，由对物质的占有转为对精神的享受，走向宁静与稳定；减少纵欲，减少消费，减少破坏性的生产，减少对资源的消耗，重新回到恬静的田园生活。这将是人类实现可持续性生存的唯一出路。

　　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转型，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担当。中国不仅要在国际上主动地宣传儒家社会主义思想，还要在国内率先完成儒家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我们需要为世界做出一种新型文明的典范，进而引导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这将是国家对国家的示范与教化。至于这种教化有没有效力，我们可以从净空法师在安徽汤池小镇采用儒家蒙学经典《弟子规》进行教化试验的成功示范就可以看出。净空法师在安徽汤池镇进行的示范性试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引来了众多国家的代表团以及联合国际科文组织的参观与学习，而且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效仿这种治理方式。这足以证明儒家思想的世界魅力和感召力。中国国家的软实力就在儒家文化，终将以儒家思想获得全世界的尊敬与仰慕。中国理当为人类提供一个和谐、安稳与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模式，这种文明模式将会对世界各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我丝毫不会怀疑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或者更远的将来有着领导人类走出生存困境的智慧，我担心的是中华民族会在发端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彻底堕落下去，进而安于被个人主义价值观畜化的状态，放弃自己对全人类承担的责任。因此，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东方思想家，都要用自己的智慧唤醒自己的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对自己所处的畜化状态的反思与批判，进而信奉东方的儒家社会主义价值观，推动人类文明的转型，实现人类的自救。中国儒家社会主义的智慧一旦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族所认识和理解，将会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引导人类在这个由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导致的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上做出智慧的选择，走向一条可持续性生存的生态主义文明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