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针对于教育的问题，当前教育体制让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发飙了。他一是质疑当前怀疑现行的考试方法不是在选拔了人才而是在埋没人才，故而提出了“应试教育不改，其余改了也白改”的观点；二是逼问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及在场的高校领导“想不想改？敢不敢改？”（吕祖善:我们的教育究竟是选拔还是埋没人才?_）

可以说，这是两会期间针对于教育话题火药味最浓也最为具有看点的一场争论了。在这场争论中，我们看到了吕祖善省长对于教育弊病的通透了解与高度关注，也看到了部分重要领导对于当前教育现状的忧思之虑和极度愤慨。相形之下，刘希平厅长、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的回答以及宁波市长毛光烈的“圆场”却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改革不力的症结所在。——学生希望减负，学生家长希望减负，教育部门也希望减负，然而素质教育却迟迟未动，这其间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难道不就是教育者的问题吗？

诚然，要全方位地进行改革，单独谴责哪一个人，这是有失偏颇也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现在什么都动不了啊，什么都听上面的，高校不是办学主体，活力不足，没有积极性。” “问题是谁敢，改革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一旦改得不好，马上群起而攻之，谁敢改？”之类的说辞又说明了什么？设若我们的教育管理者、教育家们都是这般的水准，都是这样的上边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地“指指动动、拨拨转转”的话，那么我们的教育又岂能不落入“孩子在幼儿园时还天真烂漫，一到小学就变得‘老气横秋’”的尴尬与伤感之中？

平心而论，近两年来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力度是极其空前的，从温总理的忧心教育而随堂听课到政策的调整和资金的投入；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实施绩效工资到袁贵仁部长履新后的信心百倍，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改革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转型期，正是在这个亿万人民注目教育有新的起色的时候，我们的教育“领袖”们却以种种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无动于衷”而大肆开脱，这能说不是教育的悲哀所在吗？

面对于吕祖善省长的逼问，刘希平厅长没有拿出任何的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而是一味地标榜说：“教育寄托太多人的希望了，不是我们饱食终日，我们也睡不着，压力也很大，浙江现在的教育还是走在全国先列的。教育的数量达到了先进国家先进水平。”对于这样的回答，我们和吕祖善省长的想法完全一致：“数量可能达到了，那么质量呢？”“我老在怀疑你们这个数据，我怀疑好多年了。”

中国有一句很流行很被官员们看重的话，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此话也往往会被基层官员玩弄地得心应手而屡试不爽。于是乎，每每政策下达，到了地方也就被搞得发了霉变了味了。只是颇为令人好笑的是，怎么在“应试”这个问题上就“什么都听上面的”了？况且，国家三令五申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几次三番地下达文件让“素质教育”，这些为何就不能做到“什么都听上面的”呢？

其实，教育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教育者（特别是教育管理者）不作为的问题。温总理是一再强调“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的。试想，面对于教育诸多的弊病和问题，而我们的所谓的教育家们却束手无策，针对于省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质问而塞责推辞。那么，他们还能够引领中国的教育并以“教育家”相称吗？

是的，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是需要举国上下通力协作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但体制之下不是还有机制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以尝试的心态来搞一个伟大的创举呢？而针对于“改革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一旦改得不好，马上群起而攻之，谁敢改？”的说辞，笔者认定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心态。说得直白一点，不就是害怕担责害怕丢失了头上的顶戴与乌纱嘛。——改革就必然会有阻力有挫折，设若我们都如此这般地畏首畏尾的话，那么教育的春天何时才会来临？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的“教育家”们是应当向有些农民学习的。

　  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为了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冒着坐牢的危险，悄悄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为了改革，甚至还立誓同盟：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事实又当如何呢？在关于大包干对与错的争论的同时，他们不是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了吗？不也促进了“双包”制在全国的广泛推行吗？——关于改革的问题，未必就是“什么都听上面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就是一个例证！

记得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发表南巡讲话时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而笔者要说的是，“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教育也应当如此！

（李吉明2010年3月8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