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2004年胡温执政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自主创新等新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一揽子新政策，即“胡温新政”。

“胡温新政”的意义在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在21世纪初，中国背对的是整个20世纪的历史遗产和沉重包袱。同时，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正在走进我们的历史。21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整体发展和文明建设时期，这一切都需要伟大政治家的正确认识、积极引导和强力推动。“胡温新政”必须是在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普世价值体系指导下的以推动中国大陆社会文明建设与发展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它的政策内容涉及和包括从民生的一切方面到社会的科学技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就目前看，“胡温新政”能否为中国大陆发展开辟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需要实践的检验。“胡温新政”的提出，是人们对于改革开放时期过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种期待。

我们可以看到，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职业政治家，在改革开放后期成为国家领导人。当他们确立领袖地位的时刻，事实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可以说，胡温体系天然地承担着超越改革开放时期和开辟新的历史时代的任务。如果我们看新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六十年，中国经历了革命立国、改革建国、和谐富国等三个时代，而一胡温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正处于“和谐富国”的第三阶段。以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为出发点，进而梳理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特征，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展的三个时代的论述,重点阐述了“第三时代”的形成、特点，及未来的走向。也就成了我们回望历史，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就现实层面来看，实际上，“胡温新政”潜移默化进行的是中国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的理论、内容、思考都与上一时代不同。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执政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的社会变化，提出了中国再改革的理论思考，而这些理论建树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在这改革中，出现了诸如模式转化，真正跨越“改革传统”；利益多元，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形成新的社会凝聚力；上下博弈，找到制度性利益平衡关系；腐败现象严重，建立有效的制约模式；公共服务，实现政府角色转换；民主法治，在党的执政中达到和谐统一；社会公平，建立有效的公平博弈机制；社会循环，在平稳发展中完善“自我纠偏机制”；经济发展，实现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有机结合等等新问题和新挑战。

过去6年，胡温在经济上秉承全球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和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实现了同一平台的博弈；政治上，执政为民，法治立国， 民生民主的普世理念成为“胡温新政”的核心要素。涵盖政治、物质和精神的“三个文明”共建和公平效率同步发展、好快结合的科学发展观，构建了社会和谐的基础。第二大贸易强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是“胡温新政”交给民众优异的硬实力成绩单。如果说过去5年的“胡温新政”在国是方针的决策上“有破有立”， 现在起步入成熟期的“胡温体制”则面临着突破改革与发展拐点的“立”的重要使命。胡温出手不凡，大部制改革为标志，在组织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立起发达国家数百年才完成的格局。尽管本届政府组成的大部制尚未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立的理想状态，但国务院组成机构破解了历次行政体制改革“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顽疾。更重要的是，从中共十七大报告出现大部制到今年人大落实， 中间不过数月，凸显“胡温体制”在破解行政体制弊端、优化政府职能方面的铁腕和高效。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迈入人均GDP2000美元的瓶颈阶段，只有前行，不能后退。在民意的期冀下，“胡温体制”不能惮于直面复杂的社会矛盾，如两极分化严重、城乡地缘分野、宏观经济运行不稳、能源危机等困扰。这些问题和矛盾，“胡温体制”的解决之道是宏观调控，机制更新和政策性的流程再造。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将就“胡温新政”6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名声、国防、外交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做一个粗略的梳理。